《大上海·遠東輝煌·未來的榮耀》
——關於2010年世博會引發的連鎖效應
呂義國
在申辦結果出來之前非常低調，上海灘竟然出奇地平靜。阿拉上海人似乎是在一片過於倉促和准備不足的忙亂之中，迎來了2010年世博會的主辦權。但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大上海早已為此做好了足夠的心理准備，並將在努力重拾她過去作為“遠東第一都會”的輝煌地位的同時，與世人一起分享她未來的榮耀！
跨越兩個世紀的中國“雙城記”（黑體小標題）
客觀而言，上海申博的難度要明顯小於北京申奧，但這並不會影響更不致於妨礙申博成功給上海帶來的美妙感覺。很顯然，北京與上海的先後圓夢，無疑都得益於近十年來中國綜合國力的強勁躍升和國際情勢的彼消此長，當然也有二者自身的顯著進步在裡面。不難想象九年前的北京申奧，如果也身逢現時相當不錯、今非昔比的國內經濟發展狀況和國際政治演變情勢的話，那麼它自然也就不會以2票之差惜敗於澳洲的悉尼，從而不必等到21世紀才卷土重來一償夙願。在申辦對手的數量與競爭力方面，北京的勝利也許同樣更具說服力。事實上，在這場規模空前、爭奪激烈的申博大戰中，真正有競爭力的城市只有上海和莫斯科這兩個國際大都會。但是在12月3日這一天，來自上海灘的歡呼幾乎掩蓋了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京的聲音乃不爭之實。莫斯科在發生驚人的恐怖綁架事件之後即已聲勢大跌，而韓國麗水之所以能夠適時填補莫斯科留下的空白緊跟上海，應該歸功於韓國人歷來出色的公關技巧，可是綜合國力和城市實力仍然是決定性的因素。
盡管如此，上海這座曾經風光無限的遠東大都會對於世人的魅力，仍然是無法抗拒的。北京和上海相繼成功之後帶來的深遠意義和重要影響，也應該是各具千秋。一個飄逸於外而又兼容並蓄，一個大氣張揚卻又保守內斂，上海和北京分明是兩個心態迥異而氣質截然不同的城市。同樣的道理，上海與北京在未來中國發展進程中所承擔的使命以及其扮演的角色，也是有所不同乃至大異其趣的。人們可以預見，在擁有了世博會與奧運會這兩塊“大餅”之後，上海和北京的發展前景將更具想象力與拓掘空間。而且在未來十年之內，世人更為關注的一個焦點便是，分別作為中國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上海與北京這兩大中國中心城市之間的如何互動，將會給21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個什麼樣的驚人變化。海外媒體已經因此而發出了“中國踩著兩個飛火輪前進”的贊歎，但對二者的期待又各有所托，題中之義意蘊深刻令人回味無窮。依據近幾年來人們對上海的觀察，就連絕大多數旁觀者都眾口一詞地認為，“上海是一座適合每一個人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這也許預示著上海將責無旁貸、毋庸置疑地在經濟領域，充當更為積極與活躍的主要角色。況且從經濟角度本身而言，世博會的綜合效益與拉動功能原本就不亞於奧運會。
對於人們記憶中的大上海來說，和北京之間的良性競爭與互動，也許只是它重現歷史輝煌、實現歷史性跨越的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未來的上海能夠擁有的選擇、夢想與榮耀，當然不止一個世博會。但世博會是一個美妙的開端與絕佳的舞台，上海的未來必將因此而好戲連台。
拉動內地的中國經濟“火車頭”（黑體小標題）
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廣東曾經擔當起引領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火車頭”角色，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中後期，老廣東逐漸感到力不從心，好在新上海開始適時地繼之而起。此番申博成功之後，上海成為新世紀中國經濟“火車頭”的態勢，業已更為明顯地不可動搖。一個不可阻遏的態勢是，在新一輪的城市經營競爭中，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經逐漸趕超以廣州、深圳為首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其實，江蘇、山東、浙江等地經濟發展的迅猛勢頭，也一直相當地令人看好，然而它們的地緣位置和區位優勢顯然不如廣東與上海兩地。即便是以首都之尊贏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北京，也暫時無法擔當起中國經濟的“龍頭”角色，充其量只是“每年為國民經濟的增長帶來0.3個百分點”而已。根據可靠的數據資料顯示，2010年上海世博會對於中國國民經濟未來八年持續增長的拉動力度，當然是不止於此的。
中國有句古話，“開弓沒有回頭箭”。如果說早得風氣之現的廣東與趁勢而為的北京，是中國經濟“強弓”日益繃緊的兩端發力點，而鄰近沿海一帶、位居上海兩側的蘇魯津京地區和浙閩粵港地區，多年來也早已聚積一定的能量蓄勢待發於兩翼，那麼現在國人的目光必將更多地投向長江的出海口，看看上海這個“箭頭”的功力與作用到底有多大。誠然，身處中西部內地的長江流域諸省市可能尚需假以時日，然則終將無可辯駁地成為給予上海有力支撐的“箭桿”。也就是說，上海對於內陸地區的拉動功能，以及內陸地區給予上海的支撐作用，應該是相輔相成乃至相得益彰的。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對兼具良好投資環境與不俗人文素質的上海，在未來扮演好中國經濟的“龍頭”角色寄予厚望：三峽工程即將全面告竣的長江，設若因為上海的拉動，在未來十年之內成為中國一條著名的“黃金水道”，那將是非常值得期待與憧憬的偉大事件，就等於再造一件為國為民帶來莫大福祉與萬千幸事的三峽工程。中國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戰略與空前舉措，亦將因此而注入一劑潛能巨大的強心針，並為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全面騰飛與中華民族在新千年的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上海申博成功兩天後的12月5日，廣東省九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及人大代表分組審議《關於廣東省2002年經濟運行情況和2003年經濟發展目標初步設想的報告》。與會的一位常委會委員，以一個設問句表達出他心頭的焦慮：“北京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上海成功申辦2010年世博會，廣東怎麼辦？”這確實是耐人尋味的一幕，過去的“廣老大”已經實實在在地有了一種時不我待的危機感。但以前老廣的緊迫意識，可能還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喊喊而已，如今北京申奧、上海申博的先後成功，終於給了廣東人一個最切身、最直接的刺激：華南經濟圈未來的機會將在哪裡？和廣州、深圳毗鄰而居的香港經濟，自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始終疲弱不振，目下恐怕也有相同的感觸。而與滬上江浙地區分工明晰、各有所長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廣東各地長期以來分工並不精細的經濟結構，投資重復攀比成風，導致幾近惡性循環，反而業已成為羁絆它現在釋放更大潛力的負面因素。內陸地區廉價的勞動力，曾經讓各種加工與手工制作的作坊式合資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南粵大地，但卻普遍欠缺進入“後加工時代”亟待轉型所急需的技術含量與高科因子（就此而言，開發背景明顯不同的深圳是個例外）。反觀滬上江浙一帶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步步為營地構築經濟發展模式，以期不斷積極地因應未來的時局政經變化（譬如台資大幅湧進，以及中國加入WTO等），無疑更具前瞻性和想象力，在吸引高科技產業方面更是勝出一籌。臨近上海、經濟活躍的“蘇南三雄”——蘇州、無錫、常州三地的相關人士，早在上海申博成功之前即已毫不諱言地指出，2010年世博會不僅是上海的機會，也是他們的機會。畢竟，上海經濟與蘇南經濟已經擁有了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聯系。同處“環太湖經濟圈”的浙江不少城市，亦對此感同身受。
面對京滬兩地的高歌猛進，以港穗深三城為中心的華南經濟圈，不無落寞之虞當然可以理解，同時確乎也有重新創業、二次出發的再造之必要。至於如何再造，自然是見仁見智、人言言殊之事，各方自當進行鄭重考量與審慎評估。倘使北京申奧和上海申博的成功，對華南經濟未來的轉型產生醍醐灌頂之效應，未嘗不是幸事一樁。但以大上海“不爭一時之長短，只爭朝夕待來日”的格局與氣度，她的最後成就，當然遠遠不止於此啊！她要的不僅是過去和現在，還有可以預見的非凡的將來……
重拾“遠東第一都會”的輝煌與榮耀（黑體小標題）
上海具有一種任何城市，至少是國內其他城市都無法比擬的氣質，那就是她卓然出眾、彰顯尊榮的“洋眉土氣”和珠光寶氣。上海從1843年開埠至今，終於形成了“海納百川，吞吐五洲”、“中外交融，東西合璧”這一她所獨具的文化特色。而跨入新世紀、邁向新千年的上海，在現代化、國際化、時尚化等指標方面的綜合指數，於國內乃至整個亞洲同侪之中也是首屈一指位居前列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風花雪月、如夢似幻的上海，就連不少老外都為之心馳神往，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難以釋懷。但是基本上，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的上海，在國內外還是藉藉無名的。不過自近代以降，上海已先後經歷了三次重大的改革開放時期。而這三次改革開放，正是上海方方面面得以快速發展乃至實現騰飛的黃金時期。
作為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戰敗國，清政府於1842年8月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規定上海口岸從1843年起實行門戶開放對外通商。上海開埠後，西方各國的商人、冒險家、淘金者蜂湧而入，這就是上海實現歷史性突破的首次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僅30年時間，上海的進出口貨值、征收關稅總額和進出境船舶數均占全國首位，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由廣州轉向上海。仔細分析這30年的頂峰時期，也就是晚清王朝走向回光返照的十五年“鹹同中興”時期（1860-1875），其時上海的經濟成就已經顯得相當地引人注目。這是上海進行“開拓性發展”的第一個30年，是令人多麼地回味悠長無以言喻，初試啼聲之上海成為世界看中國的一個嶄新窗口。
到了清末民初時期的1911年前後，正當辛亥革命如火如荼，適逢一個破舊立新的大變之世，上海再一次挺身而出地站到了歷史舞台的最中心和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在此後的30年當中，無論是革命會黨、商界大亨、江湖豪傑，還是竊國大盜乃至跳梁小丑，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的“英雄可用武之地”。在經過又一輪西式歐風美雨的全新洗禮和國內民族精英的戮力打拼之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上海初具國際大都會的規模，俨然已經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體育中心。這種極度繁榮一直持續到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並因此而奠定了上海當時作為“遠東第一都會”的雄厚實力與輝煌地位。這是上海實現“爆炸性跨越”的第二個30年，是讓人如此地蕩氣回腸難以言表。毋庸諱言，上海的風華絕代已經長留於世人的心扉與美好遐想之中,雖然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說是此情可待成追憶。但在不久之將來，大上海的“夢幻歲月”依然可以“昔日重來”。
頗為遺憾地是，歷史的榮耀總有斷鏈的時候。接踵而來的抗日戰爭、國共內斗，以及建國後的多次社會全民運動，都讓飽受摧殘、心力憔悴的上海搖搖欲墜，加上破舊的城市面貌，沉重的國企大軍，江河日下的國際聲望，逐漸使阿拉上海灘變得有心無力“芳容不再”。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沉寂之中，上海已經落在東京、香港、新加坡等亞洲名城之後，早成不爭之實。及至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確切地講應該是從1992年才真正開始），正是中國大地新一波改革開放大潮風起雲湧之時，在小平同志“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口號的積極感召之下，加上中央政策傾斜的有力扶持，終於讓一度踟躇前行乃至裹足不前的上海，重新鼓足勇氣高揚風帆，奮起直追業已搶得先機的廣東。上海過去打下的堅實的工業基礎與良好的人文素質，使得上海前進的步伐邁得格外穩健與快捷。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第三產業，更是給予了上海強大有力的支撐，再次打造出一個風姿綽約的上海灘。世界500強、各大金融機構與跨國集團，以及台商企業紛紛蜂擁而入，有“十裡洋場”之稱的上海外灘，遂由此幾近重現昔日的繁華與風姿。
而在此十年之後的2002年，2010年世博會的主辦權終於水到渠成地花落上海，為上海走向“變革性轉型”的第三個“30年”埋下了一個極富想象力的伏筆，並為中國經濟“航母”營造出一個潛能無窮的揮灑空間。不難想象在目前這種高歌猛進的態勢當中，再過20年後的上海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大上海！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共有15個大小城市），已經呼之欲出地被國際輿論視為世界六大城市帶之一。在2001年全國GDP（大陸國民生產總值）十強城市當中，長江三角洲獨占其四（分別為位居第一、六、八、十的上海、蘇州、杭州、無錫），扎扎實實坐上了中國區域經濟中的“龍頭老大”位置。目前長江三角洲9萬平方公裡的土地擁有7000萬人口，所創造的財富占國家GDP的20%，高達2000億美圓。而從城市化發展水平與經濟實力來看，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就有10個位於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該地區也占了一半。
誠然，規模空前的市政建設可以讓一座城市變得非常龐大，雄厚的經濟實力可以使一座城市顯得非常強大，但是這一切還不足以打造一座“偉大的城市”。作為海派文化的策源地和肇始地，上海以現有的文化底蘊，應該去努力追尋她往昔的傳統與優勢，並在此基礎上诠釋新的作為。別忘了上海的第二個30年，也就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其文化繁榮景象與經濟發達程度，可謂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給後世留下了諸多難忘的記憶。人們當然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上海在新的歷史時期必然能夠創造出全新的海派文化，自然不僅僅是過去人們耳熟能詳的風花雪月之印象。其實，2010年世博會遠不止是一個巨大的經濟舞台，更是一個全球各民族藝術風情在此交匯融合的文化舞台，屆時上海的多元化、國際化和時尚化風格，亦將因此而更為突出日具活力、吸引力和競爭力。
一般鹹認，國際大都會的重要“成人儀式”之一，就是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如今美國的紐約也在努力爭取即是明證。除了東京、漢城和北京這三個已經和即將舉辦奧運會的城市，至少現在還看不出哪一個亞洲城市，可以威脅上海未來不可漠視的申辦前景。個人以為，上海為奧林匹克運動做貢獻的最為合適的時機，應該是在2020年前後申辦2028年或者2032年夏季奧運會，因為亞洲舉辦的三屆夏季奧運會時間分別為1964年、1988年和2008年。當然，如果上海未來的發展勢頭足夠驚人，並且能夠“感動世界”的話，上海的這種願望和要求也是可以考慮提前施行的，譬如美國人就曾經在12年之內兩次舉辦過夏季奧運會（1984年和1996年）。一旦上海成功舉辦奧運會，那麼從此她無疑將被世人視作一個已臻完美的超一流國際都市，其“遠東第一都會”的地位亦將更為牢固無可撼動。
促進滬台交流與兩岸關系的“橋頭堡”（黑體小標題）
如果說有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上海諸多美好願景的階段性實施的話，那就是至少目前看來還有點混沌未清、不太明朗的台海兩岸關系如何走向。
回望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畫卷，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經濟領域，上海都是中國發展進程當中一座不容忽視甚至極其重要的“橋頭堡”。如今，上海又將擁有一種全新的歷史使命，那就是她無法回避地必須擔當起促進滬台關系與兩岸交流的“橋頭堡”角色。在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成功之後，這種態勢就凸現得更加明顯、突出和迫切。對此，上海可能顯得有點忐忑不安而缺乏足夠的自信。然而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迄今已有25萬左右的台商活躍在上海的各個商貿領域，並且大部分已經決心定居上海，在大陸扎下根來。而這些台商中的絕大多數來自北台灣的台北市，因為在他們看來上海的投資環境與生活品質，乃至人文素養，都已不亞於甚或超過了台灣最好的台北。在島內的台北、高雄等都市街頭，關於“錢進上海”、“定居上海”、“品味上海”之類的各種書籍，汗牛充棟多不勝數。甚至有些捕捉商機運氣不佳的台商，回過頭來以出書介紹上海的投資環境與生活品質，反而賺取了一筆頗為可觀的額外收入，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堤內損失堤外補”，不時在寶島上下傳為美談。由此可見，上海以及由上海領銜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台灣人心目中的魅力與誘惑幾近勢不可擋，業已成為台商投資大陸的首選之地。用台灣人的話來講，就是“上海人氣強強滾”，“擋都擋不住耶”！
上海、台北兩地的副市長周慕堯和白秀雄，在過去的兩年中業已實現彼此互訪，兩地互動態勢良好，但在經貿合作方面並無實質性的進展，主要原因就是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並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束縛了兩地更高程度和更深層次的交流與合作。在上海申博成功4天後的12月7日，以高票贏得連任四年機會的台北市長馬英九，長期以來一直熱衷致力於改善兩岸關系尤其是滬台之間各種層次的交流活動。估計在上海申博成功之後，馬英九將對滬台兩地更進一步的深層次經濟和文化交流，展現出更大的熱情與更多的興趣。事實上，高科技電子產業非常發達的台北方面，對上海日趨合理的經濟結構及其多元發展的成功轉型深具興趣，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台北已經日益感受到大上海大發展給它帶來的“威脅”。譬如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許多著名的跨國公司亞太營運總部，正逐漸從台北或者其它台灣各地轉移到上海。而台北在城市的規劃管理、交通管制，以及各級市政部門的數字化改造方面，也值得上海方面好好借鑒學習。
盡管如此，囿於現實情境與兩岸政策的限制，上海與台北兩地政府的一級首長在未來數年之內實現互訪，恐怕不太可能。但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點是，有著大陸背景的台北市長馬英九先生（祖籍湖南衡山，1950年出生於香港），已被島內媒體和國際輿論普遍視為台灣地區潛在的未來領導人。馬英九也多次在公眾場合表達了他本人以及各級市府主管官員，在赴訪上海問題上主觀期盼的願望、樂觀其成的善意和大力支持的態度，當然前提是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更趨積極與靈活。因此，這一客觀因素似乎給未來滬台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帶來了諸多可以期許的機會和值得想象的空間。如何把握這些利多因素謀求彼此更大的裨益與助力，進而達致推動兩岸關系大步前進、全面實現“三通”拉近交流的雙贏之目標，將高度考驗兩岸領導人和滬台兩地政府部門的宏觀格局與政治智慧。
台灣的民意代表目前正在制定春節期間大陸台商包機返台方案的細節問題，上海台商可望在春節前夕搭乘航班直達台北，雖然中間可能還要借道澳門降停一下，導致“直航”最終演變成“曲航”，但這已經是兩岸關系進程中迄今為止非常可喜的一步，稱得上是實現兩岸全面“三通”的重要前奏，頗值珍惜。所以在春節之後，正面臨因經濟不振、景氣低靡而致民眾大為不滿等重重壓力的台灣方面，視此次“直航”的效果如何，進而正式開放“三通”，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相當令人期待。設若一旦成功實現“三通”，上海與台北之間的互動步驟必定大大加快，兩地在經貿、文化、教育、體育、藝術等方面積極有效的交流與合作，也勢必快速拉近兩岸關系的距離與交融，並極有可能在21世紀初葉上演一出被賦予重大歷史意涵的“中國雙城記”。在這種有利條件和大好形勢之下，人們毫無疑問可以寄予厚望的是，等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揭幕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召開之際，屆時滬台兩地的交流情勢以及海峽兩岸關系的互動，應該能夠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與層次。
因此，人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海這座有望大力促進滬台交流與兩岸關系的“橋頭堡”，同時還應該可以擁有更多的歷史機遇和時空條件，努力為未來的海峽兩岸搭建一座令人熱切渴盼的“統一之橋”。倘使滬台兩地在未來可以預期的良性積極互動當中，能夠給兩岸關系的發展帶來歷史性突破，不管是技術層面上的大幅進展，還是實質性的歷史突破，都將是上海未來最大的榮耀之所在！
湖南邵陽呂義國 謹識於長沙
西元2002年12月08日定稿
菊隱園松坡居浣世齋
——關於2010年世博會引發的連鎖效應
呂義國
在申辦結果出來之前非常低調，上海灘竟然出奇地平靜。阿拉上海人似乎是在一片過於倉促和准備不足的忙亂之中，迎來了2010年世博會的主辦權。但是，站在歷史的角度來看，大上海早已為此做好了足夠的心理准備，並將在努力重拾她過去作為“遠東第一都會”的輝煌地位的同時，與世人一起分享她未來的榮耀！
跨越兩個世紀的中國“雙城記”（黑體小標題）
客觀而言，上海申博的難度要明顯小於北京申奧，但這並不會影響更不致於妨礙申博成功給上海帶來的美妙感覺。很顯然，北京與上海的先後圓夢，無疑都得益於近十年來中國綜合國力的強勁躍升和國際情勢的彼消此長，當然也有二者自身的顯著進步在裡面。不難想象九年前的北京申奧，如果也身逢現時相當不錯、今非昔比的國內經濟發展狀況和國際政治演變情勢的話，那麼它自然也就不會以2票之差惜敗於澳洲的悉尼，從而不必等到21世紀才卷土重來一償夙願。在申辦對手的數量與競爭力方面，北京的勝利也許同樣更具說服力。事實上，在這場規模空前、爭奪激烈的申博大戰中，真正有競爭力的城市只有上海和莫斯科這兩個國際大都會。但是在12月3日這一天，來自上海灘的歡呼幾乎掩蓋了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北京的聲音乃不爭之實。莫斯科在發生驚人的恐怖綁架事件之後即已聲勢大跌，而韓國麗水之所以能夠適時填補莫斯科留下的空白緊跟上海，應該歸功於韓國人歷來出色的公關技巧，可是綜合國力和城市實力仍然是決定性的因素。
盡管如此，上海這座曾經風光無限的遠東大都會對於世人的魅力，仍然是無法抗拒的。北京和上海相繼成功之後帶來的深遠意義和重要影響，也應該是各具千秋。一個飄逸於外而又兼容並蓄，一個大氣張揚卻又保守內斂，上海和北京分明是兩個心態迥異而氣質截然不同的城市。同樣的道理，上海與北京在未來中國發展進程中所承擔的使命以及其扮演的角色，也是有所不同乃至大異其趣的。人們可以預見，在擁有了世博會與奧運會這兩塊“大餅”之後，上海和北京的發展前景將更具想象力與拓掘空間。而且在未來十年之內，世人更為關注的一個焦點便是，分別作為中國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的上海與北京這兩大中國中心城市之間的如何互動，將會給21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個什麼樣的驚人變化。海外媒體已經因此而發出了“中國踩著兩個飛火輪前進”的贊歎，但對二者的期待又各有所托，題中之義意蘊深刻令人回味無窮。依據近幾年來人們對上海的觀察，就連絕大多數旁觀者都眾口一詞地認為，“上海是一座適合每一個人居住、工作和生活的城市”。這也許預示著上海將責無旁貸、毋庸置疑地在經濟領域，充當更為積極與活躍的主要角色。況且從經濟角度本身而言，世博會的綜合效益與拉動功能原本就不亞於奧運會。
對於人們記憶中的大上海來說，和北京之間的良性競爭與互動，也許只是它重現歷史輝煌、實現歷史性跨越的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未來的上海能夠擁有的選擇、夢想與榮耀，當然不止一個世博會。但世博會是一個美妙的開端與絕佳的舞台，上海的未來必將因此而好戲連台。
拉動內地的中國經濟“火車頭”（黑體小標題）
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廣東曾經擔當起引領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火車頭”角色，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中後期，老廣東逐漸感到力不從心，好在新上海開始適時地繼之而起。此番申博成功之後，上海成為新世紀中國經濟“火車頭”的態勢，業已更為明顯地不可動搖。一個不可阻遏的態勢是，在新一輪的城市經營競爭中，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已經逐漸趕超以廣州、深圳為首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其實，江蘇、山東、浙江等地經濟發展的迅猛勢頭，也一直相當地令人看好，然而它們的地緣位置和區位優勢顯然不如廣東與上海兩地。即便是以首都之尊贏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的北京，也暫時無法擔當起中國經濟的“龍頭”角色，充其量只是“每年為國民經濟的增長帶來0.3個百分點”而已。根據可靠的數據資料顯示，2010年上海世博會對於中國國民經濟未來八年持續增長的拉動力度，當然是不止於此的。
中國有句古話，“開弓沒有回頭箭”。如果說早得風氣之現的廣東與趁勢而為的北京，是中國經濟“強弓”日益繃緊的兩端發力點，而鄰近沿海一帶、位居上海兩側的蘇魯津京地區和浙閩粵港地區，多年來也早已聚積一定的能量蓄勢待發於兩翼，那麼現在國人的目光必將更多地投向長江的出海口，看看上海這個“箭頭”的功力與作用到底有多大。誠然，身處中西部內地的長江流域諸省市可能尚需假以時日，然則終將無可辯駁地成為給予上海有力支撐的“箭桿”。也就是說，上海對於內陸地區的拉動功能，以及內陸地區給予上海的支撐作用，應該是相輔相成乃至相得益彰的。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對兼具良好投資環境與不俗人文素質的上海，在未來扮演好中國經濟的“龍頭”角色寄予厚望：三峽工程即將全面告竣的長江，設若因為上海的拉動，在未來十年之內成為中國一條著名的“黃金水道”，那將是非常值得期待與憧憬的偉大事件，就等於再造一件為國為民帶來莫大福祉與萬千幸事的三峽工程。中國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戰略與空前舉措，亦將因此而注入一劑潛能巨大的強心針，並為中國經濟在21世紀的全面騰飛與中華民族在新千年的偉大復興，奠定堅實的基礎。
上海申博成功兩天後的12月5日，廣東省九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及人大代表分組審議《關於廣東省2002年經濟運行情況和2003年經濟發展目標初步設想的報告》。與會的一位常委會委員，以一個設問句表達出他心頭的焦慮：“北京成功申辦2008年奧運會，上海成功申辦2010年世博會，廣東怎麼辦？”這確實是耐人尋味的一幕，過去的“廣老大”已經實實在在地有了一種時不我待的危機感。但以前老廣的緊迫意識，可能還僅僅停留在口頭上喊喊而已，如今北京申奧、上海申博的先後成功，終於給了廣東人一個最切身、最直接的刺激：華南經濟圈未來的機會將在哪裡？和廣州、深圳毗鄰而居的香港經濟，自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始終疲弱不振，目下恐怕也有相同的感觸。而與滬上江浙地區分工明晰、各有所長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廣東各地長期以來分工並不精細的經濟結構，投資重復攀比成風，導致幾近惡性循環，反而業已成為羁絆它現在釋放更大潛力的負面因素。內陸地區廉價的勞動力，曾經讓各種加工與手工制作的作坊式合資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南粵大地，但卻普遍欠缺進入“後加工時代”亟待轉型所急需的技術含量與高科因子（就此而言，開發背景明顯不同的深圳是個例外）。反觀滬上江浙一帶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步步為營地構築經濟發展模式，以期不斷積極地因應未來的時局政經變化（譬如台資大幅湧進，以及中國加入WTO等），無疑更具前瞻性和想象力，在吸引高科技產業方面更是勝出一籌。臨近上海、經濟活躍的“蘇南三雄”——蘇州、無錫、常州三地的相關人士，早在上海申博成功之前即已毫不諱言地指出，2010年世博會不僅是上海的機會，也是他們的機會。畢竟，上海經濟與蘇南經濟已經擁有了千絲萬縷、密不可分的聯系。同處“環太湖經濟圈”的浙江不少城市，亦對此感同身受。
面對京滬兩地的高歌猛進，以港穗深三城為中心的華南經濟圈，不無落寞之虞當然可以理解，同時確乎也有重新創業、二次出發的再造之必要。至於如何再造，自然是見仁見智、人言言殊之事，各方自當進行鄭重考量與審慎評估。倘使北京申奧和上海申博的成功，對華南經濟未來的轉型產生醍醐灌頂之效應，未嘗不是幸事一樁。但以大上海“不爭一時之長短，只爭朝夕待來日”的格局與氣度，她的最後成就，當然遠遠不止於此啊！她要的不僅是過去和現在，還有可以預見的非凡的將來……
重拾“遠東第一都會”的輝煌與榮耀（黑體小標題）
上海具有一種任何城市，至少是國內其他城市都無法比擬的氣質，那就是她卓然出眾、彰顯尊榮的“洋眉土氣”和珠光寶氣。上海從1843年開埠至今，終於形成了“海納百川，吞吐五洲”、“中外交融，東西合璧”這一她所獨具的文化特色。而跨入新世紀、邁向新千年的上海，在現代化、國際化、時尚化等指標方面的綜合指數，於國內乃至整個亞洲同侪之中也是首屈一指位居前列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風花雪月、如夢似幻的上海，就連不少老外都為之心馳神往，至今仍讓人津津樂道難以釋懷。但是基本上，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的上海，在國內外還是藉藉無名的。不過自近代以降，上海已先後經歷了三次重大的改革開放時期。而這三次改革開放，正是上海方方面面得以快速發展乃至實現騰飛的黃金時期。
作為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戰敗國，清政府於1842年8月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規定上海口岸從1843年起實行門戶開放對外通商。上海開埠後，西方各國的商人、冒險家、淘金者蜂湧而入，這就是上海實現歷史性突破的首次真正意義上的改革開放。僅30年時間，上海的進出口貨值、征收關稅總額和進出境船舶數均占全國首位，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由廣州轉向上海。仔細分析這30年的頂峰時期，也就是晚清王朝走向回光返照的十五年“鹹同中興”時期（1860-1875），其時上海的經濟成就已經顯得相當地引人注目。這是上海進行“開拓性發展”的第一個30年，是令人多麼地回味悠長無以言喻，初試啼聲之上海成為世界看中國的一個嶄新窗口。
到了清末民初時期的1911年前後，正當辛亥革命如火如荼，適逢一個破舊立新的大變之世，上海再一次挺身而出地站到了歷史舞台的最中心和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在此後的30年當中，無論是革命會黨、商界大亨、江湖豪傑，還是竊國大盜乃至跳梁小丑，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的“英雄可用武之地”。在經過又一輪西式歐風美雨的全新洗禮和國內民族精英的戮力打拼之後，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上海初具國際大都會的規模，俨然已經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體育中心。這種極度繁榮一直持續到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並因此而奠定了上海當時作為“遠東第一都會”的雄厚實力與輝煌地位。這是上海實現“爆炸性跨越”的第二個30年，是讓人如此地蕩氣回腸難以言表。毋庸諱言，上海的風華絕代已經長留於世人的心扉與美好遐想之中,雖然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說是此情可待成追憶。但在不久之將來，大上海的“夢幻歲月”依然可以“昔日重來”。
頗為遺憾地是，歷史的榮耀總有斷鏈的時候。接踵而來的抗日戰爭、國共內斗，以及建國後的多次社會全民運動，都讓飽受摧殘、心力憔悴的上海搖搖欲墜，加上破舊的城市面貌，沉重的國企大軍，江河日下的國際聲望，逐漸使阿拉上海灘變得有心無力“芳容不再”。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沉寂之中，上海已經落在東京、香港、新加坡等亞洲名城之後，早成不爭之實。及至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確切地講應該是從1992年才真正開始），正是中國大地新一波改革開放大潮風起雲湧之時，在小平同志“一年一變樣，三年大變樣”口號的積極感召之下，加上中央政策傾斜的有力扶持，終於讓一度踟躇前行乃至裹足不前的上海，重新鼓足勇氣高揚風帆，奮起直追業已搶得先機的廣東。上海過去打下的堅實的工業基礎與良好的人文素質，使得上海前進的步伐邁得格外穩健與快捷。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第三產業，更是給予了上海強大有力的支撐，再次打造出一個風姿綽約的上海灘。世界500強、各大金融機構與跨國集團，以及台商企業紛紛蜂擁而入，有“十裡洋場”之稱的上海外灘，遂由此幾近重現昔日的繁華與風姿。
而在此十年之後的2002年，2010年世博會的主辦權終於水到渠成地花落上海，為上海走向“變革性轉型”的第三個“30年”埋下了一個極富想象力的伏筆，並為中國經濟“航母”營造出一個潛能無窮的揮灑空間。不難想象在目前這種高歌猛進的態勢當中，再過20年後的上海將是一個什麼樣的大上海！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共有15個大小城市），已經呼之欲出地被國際輿論視為世界六大城市帶之一。在2001年全國GDP（大陸國民生產總值）十強城市當中，長江三角洲獨占其四（分別為位居第一、六、八、十的上海、蘇州、杭州、無錫），扎扎實實坐上了中國區域經濟中的“龍頭老大”位置。目前長江三角洲9萬平方公裡的土地擁有7000萬人口，所創造的財富占國家GDP的20%，高達2000億美圓。而從城市化發展水平與經濟實力來看，中國經濟實力最強的35個城市，就有10個位於長江三角洲，全國綜合實力百強縣，該地區也占了一半。
誠然，規模空前的市政建設可以讓一座城市變得非常龐大，雄厚的經濟實力可以使一座城市顯得非常強大，但是這一切還不足以打造一座“偉大的城市”。作為海派文化的策源地和肇始地，上海以現有的文化底蘊，應該去努力追尋她往昔的傳統與優勢，並在此基礎上诠釋新的作為。別忘了上海的第二個30年，也就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其文化繁榮景象與經濟發達程度，可謂相得益彰相映成趣，給後世留下了諸多難忘的記憶。人們當然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上海在新的歷史時期必然能夠創造出全新的海派文化，自然不僅僅是過去人們耳熟能詳的風花雪月之印象。其實，2010年世博會遠不止是一個巨大的經濟舞台，更是一個全球各民族藝術風情在此交匯融合的文化舞台，屆時上海的多元化、國際化和時尚化風格，亦將因此而更為突出日具活力、吸引力和競爭力。
一般鹹認，國際大都會的重要“成人儀式”之一，就是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如今美國的紐約也在努力爭取即是明證。除了東京、漢城和北京這三個已經和即將舉辦奧運會的城市，至少現在還看不出哪一個亞洲城市，可以威脅上海未來不可漠視的申辦前景。個人以為，上海為奧林匹克運動做貢獻的最為合適的時機，應該是在2020年前後申辦2028年或者2032年夏季奧運會，因為亞洲舉辦的三屆夏季奧運會時間分別為1964年、1988年和2008年。當然，如果上海未來的發展勢頭足夠驚人，並且能夠“感動世界”的話，上海的這種願望和要求也是可以考慮提前施行的，譬如美國人就曾經在12年之內兩次舉辦過夏季奧運會（1984年和1996年）。一旦上海成功舉辦奧運會，那麼從此她無疑將被世人視作一個已臻完美的超一流國際都市，其“遠東第一都會”的地位亦將更為牢固無可撼動。
促進滬台交流與兩岸關系的“橋頭堡”（黑體小標題）
如果說有什麼因素可能影響上海諸多美好願景的階段性實施的話，那就是至少目前看來還有點混沌未清、不太明朗的台海兩岸關系如何走向。
回望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畫卷，無論在政治領域還是經濟領域，上海都是中國發展進程當中一座不容忽視甚至極其重要的“橋頭堡”。如今，上海又將擁有一種全新的歷史使命，那就是她無法回避地必須擔當起促進滬台關系與兩岸交流的“橋頭堡”角色。在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成功之後，這種態勢就凸現得更加明顯、突出和迫切。對此，上海可能顯得有點忐忑不安而缺乏足夠的自信。然而不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是，迄今已有25萬左右的台商活躍在上海的各個商貿領域，並且大部分已經決心定居上海，在大陸扎下根來。而這些台商中的絕大多數來自北台灣的台北市，因為在他們看來上海的投資環境與生活品質，乃至人文素養，都已不亞於甚或超過了台灣最好的台北。在島內的台北、高雄等都市街頭，關於“錢進上海”、“定居上海”、“品味上海”之類的各種書籍，汗牛充棟多不勝數。甚至有些捕捉商機運氣不佳的台商，回過頭來以出書介紹上海的投資環境與生活品質，反而賺取了一筆頗為可觀的額外收入，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堤內損失堤外補”，不時在寶島上下傳為美談。由此可見，上海以及由上海領銜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在台灣人心目中的魅力與誘惑幾近勢不可擋，業已成為台商投資大陸的首選之地。用台灣人的話來講，就是“上海人氣強強滾”，“擋都擋不住耶”！
上海、台北兩地的副市長周慕堯和白秀雄，在過去的兩年中業已實現彼此互訪，兩地互動態勢良好，但在經貿合作方面並無實質性的進展，主要原因就是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並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束縛了兩地更高程度和更深層次的交流與合作。在上海申博成功4天後的12月7日，以高票贏得連任四年機會的台北市長馬英九，長期以來一直熱衷致力於改善兩岸關系尤其是滬台之間各種層次的交流活動。估計在上海申博成功之後，馬英九將對滬台兩地更進一步的深層次經濟和文化交流，展現出更大的熱情與更多的興趣。事實上，高科技電子產業非常發達的台北方面，對上海日趨合理的經濟結構及其多元發展的成功轉型深具興趣，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台北已經日益感受到大上海大發展給它帶來的“威脅”。譬如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許多著名的跨國公司亞太營運總部，正逐漸從台北或者其它台灣各地轉移到上海。而台北在城市的規劃管理、交通管制，以及各級市政部門的數字化改造方面，也值得上海方面好好借鑒學習。
盡管如此，囿於現實情境與兩岸政策的限制，上海與台北兩地政府的一級首長在未來數年之內實現互訪，恐怕不太可能。但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一點是，有著大陸背景的台北市長馬英九先生（祖籍湖南衡山，1950年出生於香港），已被島內媒體和國際輿論普遍視為台灣地區潛在的未來領導人。馬英九也多次在公眾場合表達了他本人以及各級市府主管官員，在赴訪上海問題上主觀期盼的願望、樂觀其成的善意和大力支持的態度，當然前提是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更趨積極與靈活。因此，這一客觀因素似乎給未來滬台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帶來了諸多可以期許的機會和值得想象的空間。如何把握這些利多因素謀求彼此更大的裨益與助力，進而達致推動兩岸關系大步前進、全面實現“三通”拉近交流的雙贏之目標，將高度考驗兩岸領導人和滬台兩地政府部門的宏觀格局與政治智慧。
台灣的民意代表目前正在制定春節期間大陸台商包機返台方案的細節問題，上海台商可望在春節前夕搭乘航班直達台北，雖然中間可能還要借道澳門降停一下，導致“直航”最終演變成“曲航”，但這已經是兩岸關系進程中迄今為止非常可喜的一步，稱得上是實現兩岸全面“三通”的重要前奏，頗值珍惜。所以在春節之後，正面臨因經濟不振、景氣低靡而致民眾大為不滿等重重壓力的台灣方面，視此次“直航”的效果如何，進而正式開放“三通”，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相當令人期待。設若一旦成功實現“三通”，上海與台北之間的互動步驟必定大大加快，兩地在經貿、文化、教育、體育、藝術等方面積極有效的交流與合作，也勢必快速拉近兩岸關系的距離與交融，並極有可能在21世紀初葉上演一出被賦予重大歷史意涵的“中國雙城記”。在這種有利條件和大好形勢之下，人們毫無疑問可以寄予厚望的是，等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揭幕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召開之際，屆時滬台兩地的交流情勢以及海峽兩岸關系的互動，應該能夠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與層次。
因此，人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海這座有望大力促進滬台交流與兩岸關系的“橋頭堡”，同時還應該可以擁有更多的歷史機遇和時空條件，努力為未來的海峽兩岸搭建一座令人熱切渴盼的“統一之橋”。倘使滬台兩地在未來可以預期的良性積極互動當中，能夠給兩岸關系的發展帶來歷史性突破，不管是技術層面上的大幅進展，還是實質性的歷史突破，都將是上海未來最大的榮耀之所在！
湖南邵陽呂義國 謹識於長沙
西元2002年12月08日定稿
菊隱園松坡居浣世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