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歷香江，小住幾日。所見的幾件小事，讓我很有感慨。
由於妻子和我是自助旅行，所以過了羅湖橋，看著團隊游客跟著小紅旗一條長龍似地遠去了，一種舉目無親的淒涼感覺頓上心頭。好在香港的邊防警察雖然國語實難恭維，面目確是十分可親，制服整潔，言姿規范，在數次耐心的咨詢與指引後，我們倒也一路順暢地走出了入境大廳。
大廳的拐角處有一個香港旅游發展局的問詢站，一個小眼睛的年輕人站在那裡，見到我們好奇地湊了上去，馬上熱情地迎了過來。得知我們是第一次到香港旅游，立刻拿出了一沓有關酒店、餐飲、購物、景點的小冊子和一張很大的香港地圖，把地圖面向我們詳細地介紹如何最快速和如何最節約地到達預定的酒店，以及當地的著名景點和購物的主要街區，最後他又像變魔術一樣捻出兩張觀看賽馬的免費門票，告訴我們今晚沙田馬場就有賽事，他祝願我們好運。
我知道無論是那些警察還是這位小伙子，他們所做的都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我可以猜想到處在他們那樣的工作崗位，每天會被多少人問來詢去，又會多少次重復同樣的語言，聯想起我在辦理護照時，咨詢處那位態度好似剛剛丟了救命盤纏的女公安，他們尋常的敬業竟令我莫名地感動起來。
沒有騙錢引路的導游，一切的行程都要自己安排。我們的往來交通主要靠地鐵和公共汽車，粵語不懂，人地生疏，問路自然是免不了的。而這期間，無論是中環的白領麗人、茶餐廳的收賬阿婆還是大澳的垂垂老者都很熱心地幫助我們，力所能及，言盡其詳。記得在香港地鐵站第一次展開地圖東張西望時，一位中年男子熱情地走過來詢問我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我敏感地意識到：他不是私人旅店小老板，就是黑出租司機，我們的警戒指數立刻升到了橙色。不過，他對我們的反映好像沒有什麼覺察，在得到我們應對刑訊式的回答後，他操起一口半生不熟的國語和大量復雜的手勢開始吃力地給我們描述怎樣便捷地到達上環，然後又像旅游局的小伙子一樣講述了幾個主要的景點，最後干脆掏出筆在地圖上寫下了他的手機號碼，告訴我們在港期間如果有什麼困難可以聯系他，他會盡力提供幫助，然後在我們巨大的驚愕中匆匆地消失在人群中。還有一次，在著名的“女人街”，我們想去“大良八記”品嘗垂涎已久的甜品，便向一對年輕的夫婦問路，由於附近商鋪很多，道路復雜，他們抱著可愛的小女兒領我們走過四五個街區來到八記的總店，看著我們進了門才放心地原路返回去。那裡的甜品的確很不錯，日後每當想起那西米露的香甜，眼前就總會浮現出那對夫婦更甜美的微笑。如果說香港的地鐵線路只有6條，街上的路牌也算簡單准確的話，那麼對於一個外地人，在香港乘坐巴士確實有點難度，香港的公共汽車是不報站名的，站牌標識也很難看懂，公交線路又多的離譜，單單一個6線就分6、6A和6X三種。一次，我們向一位小伙子詢問做6X大巴去赤柱要在哪站下車，他似乎沒理我們，卻去看那密密麻麻的站牌，直到我們上了6X大巴的二層，他突然跳了上車來指了指我們，告訴司機他們是游客，到了站請提醒他們下車，然後又嗖地一下跳下了車。原來，他也不是十分清楚6X大巴的線路，但是他並沒有推委或敷衍，而是去認真地查找站牌。想不到問路這個我們大多數人都有的經歷，在香港卻變成了妻子和我美好回憶中的一道風景。
交通上的順利使我們得以在有限的時間飽攬香港風光，去大嶼山朝拜大佛那天正好是周日，前去上香的善男信女在23線巴士站前排了足足200多米的長隊，那隊伍彎彎曲曲的，卻沒有一個人試圖插隊，我堅信那是因為他們都是信佛的。可是，當我們在大澳去梅窩時又隨著上百米的長隊，循規蹈矩地上了大巴，我知道那絕對是他們對一種秩序的尊重。正如香港的汽車在狹窄的街道上也會開的飛快，因為他們知道沒有行人會不遵守信號而亂穿馬路。
周末那兩天在香港的很多景區都看見過義工，他們當中有十幾歲的學生也有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但是他們都無一例外的認真而積極地從事自己的工作，主要是擔任當地的臨時導游，為游客提供及時的幫助；再有就是利用假日協助一些殘障人士到戶外像平常人一樣感受風與花的氣息，這些人無疑是不幸的，命運沒有給予他們完美的軀體，但他們也許是幸運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補償給了他們感受光明與人性的眼睛和跨越困難和絕望的支撐。
在我離開香港的那一天，邊檢的警察看到我的旅游簽注，立刻投來一個極燦爛的微笑，“歡迎你們再來香港”。我知道他的話是真誠的。我也知道我的回答決不是出於禮貌，我是還會再來的，但我真的希望下一次不會有同樣的感慨。
我們大陸現在也有許多的大都市，有著比這裡還高的大廈和寬敞無比的道路，但是去過之後，我也只是記得那些大廈與道路。而香港則不同，不盡的璀璨與繁華背後，我發現原來在這片我們稱之為“水泥叢林”和“文化沙漠”的地方，竟有這樣的一群人，他們在“經濟動物”的外衣裡有著一顆顆充滿勤奮、熱情與責任的心，他們和我們是同祖同宗，血脈相聯的骨肉同胞，他們和我們雖百年政統離散，卻千年文化傳承。毫無疑問，他們是我們的一部分，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地生活。
大嘴先生
由於妻子和我是自助旅行，所以過了羅湖橋，看著團隊游客跟著小紅旗一條長龍似地遠去了，一種舉目無親的淒涼感覺頓上心頭。好在香港的邊防警察雖然國語實難恭維，面目確是十分可親，制服整潔，言姿規范，在數次耐心的咨詢與指引後，我們倒也一路順暢地走出了入境大廳。
大廳的拐角處有一個香港旅游發展局的問詢站，一個小眼睛的年輕人站在那裡，見到我們好奇地湊了上去，馬上熱情地迎了過來。得知我們是第一次到香港旅游，立刻拿出了一沓有關酒店、餐飲、購物、景點的小冊子和一張很大的香港地圖，把地圖面向我們詳細地介紹如何最快速和如何最節約地到達預定的酒店，以及當地的著名景點和購物的主要街區，最後他又像變魔術一樣捻出兩張觀看賽馬的免費門票，告訴我們今晚沙田馬場就有賽事，他祝願我們好運。
我知道無論是那些警察還是這位小伙子，他們所做的都是他們的職責所在，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但是，我可以猜想到處在他們那樣的工作崗位，每天會被多少人問來詢去，又會多少次重復同樣的語言，聯想起我在辦理護照時，咨詢處那位態度好似剛剛丟了救命盤纏的女公安，他們尋常的敬業竟令我莫名地感動起來。
沒有騙錢引路的導游，一切的行程都要自己安排。我們的往來交通主要靠地鐵和公共汽車，粵語不懂，人地生疏，問路自然是免不了的。而這期間，無論是中環的白領麗人、茶餐廳的收賬阿婆還是大澳的垂垂老者都很熱心地幫助我們，力所能及，言盡其詳。記得在香港地鐵站第一次展開地圖東張西望時，一位中年男子熱情地走過來詢問我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我敏感地意識到：他不是私人旅店小老板，就是黑出租司機，我們的警戒指數立刻升到了橙色。不過，他對我們的反映好像沒有什麼覺察，在得到我們應對刑訊式的回答後，他操起一口半生不熟的國語和大量復雜的手勢開始吃力地給我們描述怎樣便捷地到達上環，然後又像旅游局的小伙子一樣講述了幾個主要的景點，最後干脆掏出筆在地圖上寫下了他的手機號碼，告訴我們在港期間如果有什麼困難可以聯系他，他會盡力提供幫助，然後在我們巨大的驚愕中匆匆地消失在人群中。還有一次，在著名的“女人街”，我們想去“大良八記”品嘗垂涎已久的甜品，便向一對年輕的夫婦問路，由於附近商鋪很多，道路復雜，他們抱著可愛的小女兒領我們走過四五個街區來到八記的總店，看著我們進了門才放心地原路返回去。那裡的甜品的確很不錯，日後每當想起那西米露的香甜，眼前就總會浮現出那對夫婦更甜美的微笑。如果說香港的地鐵線路只有6條，街上的路牌也算簡單准確的話，那麼對於一個外地人，在香港乘坐巴士確實有點難度，香港的公共汽車是不報站名的，站牌標識也很難看懂，公交線路又多的離譜，單單一個6線就分6、6A和6X三種。一次，我們向一位小伙子詢問做6X大巴去赤柱要在哪站下車，他似乎沒理我們，卻去看那密密麻麻的站牌，直到我們上了6X大巴的二層，他突然跳了上車來指了指我們，告訴司機他們是游客，到了站請提醒他們下車，然後又嗖地一下跳下了車。原來，他也不是十分清楚6X大巴的線路，但是他並沒有推委或敷衍，而是去認真地查找站牌。想不到問路這個我們大多數人都有的經歷，在香港卻變成了妻子和我美好回憶中的一道風景。
交通上的順利使我們得以在有限的時間飽攬香港風光，去大嶼山朝拜大佛那天正好是周日，前去上香的善男信女在23線巴士站前排了足足200多米的長隊，那隊伍彎彎曲曲的，卻沒有一個人試圖插隊，我堅信那是因為他們都是信佛的。可是，當我們在大澳去梅窩時又隨著上百米的長隊，循規蹈矩地上了大巴，我知道那絕對是他們對一種秩序的尊重。正如香港的汽車在狹窄的街道上也會開的飛快，因為他們知道沒有行人會不遵守信號而亂穿馬路。
周末那兩天在香港的很多景區都看見過義工，他們當中有十幾歲的學生也有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但是他們都無一例外的認真而積極地從事自己的工作，主要是擔任當地的臨時導游，為游客提供及時的幫助；再有就是利用假日協助一些殘障人士到戶外像平常人一樣感受風與花的氣息，這些人無疑是不幸的，命運沒有給予他們完美的軀體，但他們也許是幸運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補償給了他們感受光明與人性的眼睛和跨越困難和絕望的支撐。
在我離開香港的那一天，邊檢的警察看到我的旅游簽注，立刻投來一個極燦爛的微笑，“歡迎你們再來香港”。我知道他的話是真誠的。我也知道我的回答決不是出於禮貌，我是還會再來的，但我真的希望下一次不會有同樣的感慨。
我們大陸現在也有許多的大都市，有著比這裡還高的大廈和寬敞無比的道路，但是去過之後，我也只是記得那些大廈與道路。而香港則不同，不盡的璀璨與繁華背後，我發現原來在這片我們稱之為“水泥叢林”和“文化沙漠”的地方，竟有這樣的一群人，他們在“經濟動物”的外衣裡有著一顆顆充滿勤奮、熱情與責任的心，他們和我們是同祖同宗，血脈相聯的骨肉同胞，他們和我們雖百年政統離散，卻千年文化傳承。毫無疑問，他們是我們的一部分，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地生活。
大嘴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