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欲寫一篇與五四時期相關的文章，沉溺史堆而一時筆塞，干脆，放下書本，不如到五四大街上去走走。
從5號線東四站出來，直接西行，不遠就是五四大街，著名的北大紅樓就在這裡，現在已被辟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北大紅樓是老北大的主樓，校部、圖書館和文科都在這一棟四層工字型的磚樓之中。現在看，自然風雨滄桑，但不要忘記，1919年青年學子從這裡走出去火燒趙家樓的時候，這棟樓才剛剛投入使用一年，和那個熱血激昂的時代一樣年輕。
紅樓只有一層被辟出作為博物館，二層以上還是辦公區。在一層，可以看到蔡元培的辦公室（原來在二層）、文科大教室（原來在三層）、第二閱覽室（也即報紙閱覽室，是毛澤東工作的地方）、圖書館長辦公室（也即李大钊辦公室）。紅樓的一層本就是圖書館，毛澤東當年在此打工，每月賺取大洋八塊。（作為打工者來說，這個價錢依然不低，但當時文科教授們的月薪是300大洋，校長蔡元培600大洋）。曾經有人介紹今日北大的“一塔湖圖”，稱北大圖書館精英荟萃，不僅走出了一眾大師，還走出了開國領袖。但是，此圖非彼圖。紅樓的北大圖書館，僅有藏書室數間，閱覽室一二而已。
所以，當年的北大，人不過數百，樓不過幾棟，真正的熟人社會。有一個數據稱，從1912年到1918年，北大共畢業學生612名，其中文科生233人。這不過是今天一個小學院一年招收的新生數字，然而，當年北大的學子名單中有多少名字是能把中國近當代史震得咣咣響的啊。不到紅樓，真得很難想象精英們濟濟一堂是什麼感覺。紅樓一層按原樣復制了一個原在三層的大教室，名曰“大”，其實不過七八排，五六十座位而已，遠比不上今天任何一個大學的講堂。想象中，胡適、李大钊、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劉半農這班人，或長衫飄飄，或西裝革履，在教室中進進出出，不時到二樓的校長室造訪。而顧颉剛、傅斯年、羅家倫、高君宇一干青年學子或在三層教室聽講，或在一層圖書室攻讀，或激昂文字，或慷慨論辯，真是一幅想想都覺得太過奢侈的畫面。
五四啟蒙的一代風雲，就從這些樸質無華的房間裡醞釀。
小小一間新潮雜志社，是五四運動的總部。學生羅家倫就站在這張桌子旁匆匆寫就《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發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呼聲。這一通告成為五四運動當天唯一的宣傳品。當然，《新潮》雜志社裡不僅有這國破家亡之際的一聲怒吼，更有青年學子對民主、科學、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的呼喚。這份學生刊物，得到師長們的關愛，蔡元培從每月幾萬的辦校經費中，每月特批2000，給學生們辦新潮。李大钊專門騰出圖書館的一間房子，給新潮做辦公室，胡適為其顧問，一眾名師，為其投稿。
《新青年》、《新潮》成為沉悶中國的“空谷足音”、“暗室明燈”，點燃了青年的希望。在展室中，看到很多青年寫給《新青年》的信，或投稿、或談人生的見解和對社會的認識，都是一手漂亮的蠅頭小楷，還有一腔噴湧的熱情。從梁啟超開始，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就旨在“新民”，可以說到了五四的時代，終於奏出了不可阻擋的少年中國的聲音。
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的北大，是一曲真正動人的青春之歌，明亮。高昂。
告別紅樓，往東面走，就是中國美術館。來的不巧，早了兩天，新中國六十年美術作品展還沒有布展完，不過還是進去轉了轉，看了看已經呈列出的水粉畫、漫畫部分。 對水彩水粉畫還算比較喜愛，但畢竟沒有油畫的表現力，尤其是在情感方面的表現力。走馬觀花，匆匆而過。
倒是漫畫展廳更能吸引我，廖冰兄、小丁的畫真的一見難忘，這次總算見到真跡了。
不過，美術館布展的燈光實在不利於拍照，沒有濾光鏡，基本上都是黃黃的。
從美術館出來，已是午後。繼續沿五四大街向東走，就到了隆福寺。這隆福寺就是清朝的一座喇嘛廟，當時就是熱鬧的廟會地點，今天亦是一個商業區，賣些小商品。看來這個寺廟從來就沒有清淨過。到隆福寺，小吃是必須的。隆福寺小吃是和護國寺小吃齊名的老北京小吃。不過有意思的是，大部分食客並非為吃而來，而是為名而來。為何老北京的小吃現在成了一處到此一游的風景，而淡出了市井？那些曾經讓慈禧贊不絕口的小吃，真的不適合現代人的口味還是別的什麼原因？總之，在充斥著麥叔叔肯大爺，永和豆漿成都小吃的北京大街上，若想嘗嘗正宗的京味小吃，還真得來這兒。推薦三元梅園的雙皮奶。
吃飽了，本還想順著王府井大街到人藝看看，但烈日當空，還是打道回府。
回望五四大街，突然想起11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來到這裡，兩邊的國槐樹，正是燦燦欲落的時候。秋陽、紅樓、金葉、古枝，一陣風來，落葉飛揚，滿眼金黃。就在那一瞬間，我看到了曾經驅使我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圖景，完美的《故都的秋》。
偷得浮生半日閒在這五四街頭，真的挺好。
圖片請見帖主博客http://footprint1980.blog.163.com
從5號線東四站出來，直接西行，不遠就是五四大街，著名的北大紅樓就在這裡，現在已被辟為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北大紅樓是老北大的主樓，校部、圖書館和文科都在這一棟四層工字型的磚樓之中。現在看，自然風雨滄桑，但不要忘記，1919年青年學子從這裡走出去火燒趙家樓的時候，這棟樓才剛剛投入使用一年，和那個熱血激昂的時代一樣年輕。
紅樓只有一層被辟出作為博物館，二層以上還是辦公區。在一層，可以看到蔡元培的辦公室（原來在二層）、文科大教室（原來在三層）、第二閱覽室（也即報紙閱覽室，是毛澤東工作的地方）、圖書館長辦公室（也即李大钊辦公室）。紅樓的一層本就是圖書館，毛澤東當年在此打工，每月賺取大洋八塊。（作為打工者來說，這個價錢依然不低，但當時文科教授們的月薪是300大洋，校長蔡元培600大洋）。曾經有人介紹今日北大的“一塔湖圖”，稱北大圖書館精英荟萃，不僅走出了一眾大師，還走出了開國領袖。但是，此圖非彼圖。紅樓的北大圖書館，僅有藏書室數間，閱覽室一二而已。
所以，當年的北大，人不過數百，樓不過幾棟，真正的熟人社會。有一個數據稱，從1912年到1918年，北大共畢業學生612名，其中文科生233人。這不過是今天一個小學院一年招收的新生數字，然而，當年北大的學子名單中有多少名字是能把中國近當代史震得咣咣響的啊。不到紅樓，真得很難想象精英們濟濟一堂是什麼感覺。紅樓一層按原樣復制了一個原在三層的大教室，名曰“大”，其實不過七八排，五六十座位而已，遠比不上今天任何一個大學的講堂。想象中，胡適、李大钊、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劉半農這班人，或長衫飄飄，或西裝革履，在教室中進進出出，不時到二樓的校長室造訪。而顧颉剛、傅斯年、羅家倫、高君宇一干青年學子或在三層教室聽講，或在一層圖書室攻讀，或激昂文字，或慷慨論辯，真是一幅想想都覺得太過奢侈的畫面。
五四啟蒙的一代風雲，就從這些樸質無華的房間裡醞釀。
小小一間新潮雜志社，是五四運動的總部。學生羅家倫就站在這張桌子旁匆匆寫就《北京全體學界通告》，發出“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呼聲。這一通告成為五四運動當天唯一的宣傳品。當然，《新潮》雜志社裡不僅有這國破家亡之際的一聲怒吼，更有青年學子對民主、科學、個性解放、個人自由的呼喚。這份學生刊物，得到師長們的關愛，蔡元培從每月幾萬的辦校經費中，每月特批2000，給學生們辦新潮。李大钊專門騰出圖書館的一間房子，給新潮做辦公室，胡適為其顧問，一眾名師，為其投稿。
《新青年》、《新潮》成為沉悶中國的“空谷足音”、“暗室明燈”，點燃了青年的希望。在展室中，看到很多青年寫給《新青年》的信，或投稿、或談人生的見解和對社會的認識，都是一手漂亮的蠅頭小楷，還有一腔噴湧的熱情。從梁啟超開始，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就旨在“新民”，可以說到了五四的時代，終於奏出了不可阻擋的少年中國的聲音。
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的北大，是一曲真正動人的青春之歌，明亮。高昂。
告別紅樓，往東面走，就是中國美術館。來的不巧，早了兩天，新中國六十年美術作品展還沒有布展完，不過還是進去轉了轉，看了看已經呈列出的水粉畫、漫畫部分。 對水彩水粉畫還算比較喜愛，但畢竟沒有油畫的表現力，尤其是在情感方面的表現力。走馬觀花，匆匆而過。
倒是漫畫展廳更能吸引我，廖冰兄、小丁的畫真的一見難忘，這次總算見到真跡了。
不過，美術館布展的燈光實在不利於拍照，沒有濾光鏡，基本上都是黃黃的。
從美術館出來，已是午後。繼續沿五四大街向東走，就到了隆福寺。這隆福寺就是清朝的一座喇嘛廟，當時就是熱鬧的廟會地點，今天亦是一個商業區，賣些小商品。看來這個寺廟從來就沒有清淨過。到隆福寺，小吃是必須的。隆福寺小吃是和護國寺小吃齊名的老北京小吃。不過有意思的是，大部分食客並非為吃而來，而是為名而來。為何老北京的小吃現在成了一處到此一游的風景，而淡出了市井？那些曾經讓慈禧贊不絕口的小吃，真的不適合現代人的口味還是別的什麼原因？總之，在充斥著麥叔叔肯大爺，永和豆漿成都小吃的北京大街上，若想嘗嘗正宗的京味小吃，還真得來這兒。推薦三元梅園的雙皮奶。
吃飽了，本還想順著王府井大街到人藝看看，但烈日當空，還是打道回府。
回望五四大街，突然想起11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來到這裡，兩邊的國槐樹，正是燦燦欲落的時候。秋陽、紅樓、金葉、古枝，一陣風來，落葉飛揚，滿眼金黃。就在那一瞬間，我看到了曾經驅使我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圖景，完美的《故都的秋》。
偷得浮生半日閒在這五四街頭，真的挺好。
圖片請見帖主博客http://footprint1980.blog.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