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喜歡看邊芹的“左岸碎語”，每一篇裡都有智慧在閃爍和新的見地。有時會覺得作者有點偏執，但這次的《呂克的二十四條命》{載09年12月7日文匯報“筆會”}，真的寫得剛剛好。 69年時25歲的呂克從南特大學社會學系畢業，上一年剛參加過巴黎城區的街壘戰斗，此時又仿效中國知識青年下鄉的樣板，進入到郊區的一家輪胎工廠做工，他認為，真正的革命，必須徹底擺脫萬惡的布爾喬亞！——這時候的呂克，讓我們不由得想起了當年的紅衛兵。 呂克還不止於此，沒幾年就參與了革命的輸出，投身到了世界革命的大潮之中：先是為逃避在工廠惹下的麻煩，呂克不負責任地出走，去了當時西方左翼青年的麥加——巴勒斯坦；被以軍在黎以邊境拘捕遣返後，呂克又先後出現在河內、紅色高棉，甚至遙遠的南美布宜諾思艾利斯。三年以後悄然歸來時，呂克已是一身疲憊，一把瘦骨，還有七另八落的神經。 之後呂克去印度濯滌靈魂。盡管他長發及背，著粗布長袍，且赤足行走像半個耶稣，然而在抽吸大麻的煙霧中，呂克始終沒法進入忘我的境地，倒是自然地完成了從無產階級小資到資產階級小資的過渡。不久，他就參與了79年德黑蘭反巴列維國王的革命；十幾年後，呂克又與流亡的國王幕僚們站在一起反對起了伊斯蘭政權，——他的心理醫生說，呂克其實已被一種幼童心理綁架，他們搭完了積木就要拆，而且拆時的快感比搭還要強烈。這時的呂克，已經沒有一種精神鴉片能救治他的革命毒瘾了。 80年代的上半葉，呂克的革命由赤色轉為綠色，由此少了些許挫折，多少變得有點得心應手起來：往核電站潑油漆，到超市明火打劫，在高速公路上裸體游行，沖撞捕鯨魚船，騷擾種轉基因植物的農民，搗毀動物實驗室和 皮貨養殖場，……雖然很是爽了一把，呂克仍未覺得有翻天覆地的痛快。直到80年代與90年代相接時，呂克轉入一家推銷民主人權的“非政府”組織，成為了一名職業的革命家。
不同主題的嫁接可以天然自成，革命的色彩也再一次由綠切換成粉色。那些年裡，呂克頻繁出入東歐昔日帝國的各個都市，貴如帝皇般，盡情享受著十幾年前還誓言要推翻的奢華。有時自己也多少有一點江湖騙子的內怯，然而當一把美金就可以指揮一整個軍團時，禁不住讓他有了一種登峰造極的感覺。 再後來，他正式坐上了世界革命家的寶座，坐在巴黎可以俯瞰凱旋門的辦公室裡，單憑一架傳真機就可以遙控基輔的青年人權會全面運轉，自己不費一槍一彈，就可以在世界某個角落讓人上街甚至流血，歷史的棋子兒仿佛都能在他手上隨意挪動。 要不是那場得來太容易的烏克蘭艷遇，要不是後來緊隨的婚變，呂克幾乎要算是成功了。為了爭奪愛女，為了不可割讓的父權，呂克不得不借助於他幾十年來一直仇視的本土各路權勢，也顧不上自南特大學社會學系就接手的道義而一味以強欺弱，甚至忘記了自己一貫宣揚的種族平等而痛咒斯拉夫人。 至2004年，呂克帶著女兒避到山區舔舐傷口，幾名不明身份的男子將他截住痛毆一頓。等呂克醒來，女兒已不見蹤影。
呂克有很多條命，其實只有一條是他自己的，就是父親老呂克給他的由生到死的這一條。上帝給他的這幾十年，他都用來以各色各樣臨時的命圍堵父親給的、唯一沒有其他主人真正自己的命。是對於女兒的骨肉摯愛，提前驅散了那些偷來的生命，使他意識到自己跟所有人一樣，只能帶著一條命，就是自己的命，去進天堂，或是下地獄。
呂克的革命，自诩是一種“因為感受到壓抑，因而誓言要活下去”的本能，顯然這只是一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因為，呂克這些年一直聲言在為賤民奮斗，其實每一場呂克參與的革命都在生產出新的賤民，甚至比原來更多，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女兒，還有之前的兒子。
去年奧運火炬傳遞時，第一次聽到有“職業抗議者”這一稱謂。這些人剛從反對經濟全球化的游行隊伍裡走出，又趕到巴黎街頭捍衛起西藏人權。我特別注意到那位從金晶手中搶奪火炬的抗議者，臉上是嬉笑的，並沒有該有的氣憤填膺。奧運和西藏局勢，就算不一碼歸一碼，最起碼，一個健全人與一名肢殘人士搶奪，應該屬不人道吧？其他更多的時候，我們常常聽到，事關和平的訴求，往往以暴力的方式來實施，游行隊伍過後，很多次都是商店被襲，汽車被焚，街上一片狼籍。這種時候，我們真的看到了呂克們的蹤跡，至少，那些懷著天真願望的參與者，應該看一看邊芹的這篇《呂克的二十四條命》。
20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