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七十年代末到現在，我在上海的家搬過四次，鄰居也換了四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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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上海時，我們全家擠在單位的宿捨樓裡，就是俗稱的“筒子樓”。一層樓就是一條走廊，兩旁幾十間單間房，衛生公用，因為平日裡都吃單位食堂，所以沒有廚房，不過大家在走廊裡擺滿了小煤爐、小電鍋之類的東西，以便周末“改善生活”。
因為是單位樓，鄰居就都是單位同事，所以同北京的部隊大院兒有異曲同工之妙。房間裡的家具都是單位的，每一家的“私有財產”相差無幾，下班後女人們會串門兒唠家常，小孩子結伴玩耍，連周末自己做個菜都要給熟悉或親密的同事分享一些。真有種“公社”的味道。
那時候小，所以只是朦朦胧胧地覺得，自己父母、周圍小伙伴兒還有他們的父母都屬於一個巨大無比的“家”，人和人的關系是那麼緊密沒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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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搬家和第二次搬家差別不大，都是離開了“宿捨式”的家，搬進現在上海還很多的“老式公房”。
在第一個“老式公房”家裡，衛生仍然是和鄰居合用，不過是兩家合用，有了些進步，到第二個“老式公房”裡，就有了獨用的衛生間。
當年“分房子”都是按單位進行的，一家單位在這棟樓有幾間房，在那棟樓有幾間房，所以職工也跟著分散到了城裡不同的樓裡。一棟樓裡就有了幾家不同單位的人住在一起。不過那時似乎等級觀念還沒有那麼嚴重，一棟樓裡既有單位領導家的孩子，也有普通職工家的孩子，大家放學後都在一起玩兒。
還記得有個“單位領導”住在三樓，家裡最寶貝的財產是輛鳳凰自行車，每個周末“單位領導”都要把他的寶貝自行車擦得油光锃亮，然後扛到三樓鎖在家裡。隔壁就是單位裡的一個工人，有點兒流氣，喜歡釣魚，沒事兒愛搞些小偷小摸。有一次工人從廠裡偷了根木頭被抓住了，晚上回家後就串門兒到隔壁“單位領導”家裡求情。
那時的各種單位差別實在不大，往往擠在一棟樓裡，大家也沒有什麼可以多比較的。後來開始改革開放，最多比比誰發的“獎金”多而已。
“老式公房”裡的人少了“公社”的無間，不過還是人與人之間還是特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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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搬家到一個更好些的“公房”，一層兩戶，各種設施齊全，還有兩個陽台。當然，在這樣的住處，鄰裡之間的來往就少多了。
雖說後來單位“補貼”花了沒幾個錢把這套房子“買”了下來，可當初還是屬於單位分房，所以靠右邊兒全是一個學校的教員住，靠左邊兒則是一家工廠的工人住。
進入八十年代，右邊兒學校住戶的孩子們紛紛出國讀書，左邊兒工廠住戶因為廠子倒閉了，大人們紛紛忙著尋找出路。本來大家講的是就是兩套語言，加上這麼一折騰，自然來往的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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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搬家是購買的商品房，在一個普通的小區裡。
因為是完全商品化了的居住區，大家來自不同的單位，沒有了任何的隸屬關系。而且因為工作、背景、經濟的等相差甚遠，鄰裡之間幾乎沒有來往。即使有鄰裡的交往，也多在背景相似的之間發生，科教文衛是一撥兒，工廠藍領是一撥兒，暴發戶商人是另一撥兒。
小區裡私家車倒是不少，不過剛進來還是有些不習慣。晚上不能涼衣服，因為樓上的住家每天利用夜間沖洗陽台，樓下門口堆滿了盛垃圾的塑料袋也不奇怪，雖然垃圾箱走兩分鐘就到。
對孩子和老人來說，住在這樣的小區真還不如從前的“老式公房”，因為完全沒有“社區”的感覺，缺了對他們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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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裡五個家，撿了芝麻丟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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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陝西老虎
日期：2002年1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