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於1917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回國，來到北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參加由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志的編輯工作。年初，該雜志發表了他的文章《文學改良刍議》，發新文化運動之先聲，被陳獨秀譽為“今日中國之雷音”。
他在北京胡同居住的歲月裡，開創了許多中國現代文化史上的第一：第一個提倡“言之有物”的白話文寫作、第一個出版白話文詩集（《嘗試集》1920年出版）、第一個發表文學革命的宣言——《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第一個掀起研究國學的熱潮——“整理國故”、第一個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
十分有趣的是，他在京的故居都集中在中軸線兩側，並且都處在內城中心區域，是古都中軸歷史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古跡”。他先是居住在南池子大街緞庫胡同，後來移居鐘鼓胡同、陟山門街、米糧庫胡同和東廠胡同，總共留下五處故居。或許，他是故居在古都最多的近現代文化史上的文化名人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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緞庫胡同8號：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
一場清新的冬雪為古都胡同洗塵，更為清新的文字能為歷史除垢。
從東長安街北側的街口，沿著南池子大街北行，不到百米就是街東側的北灣子胡同，再往前行，不遠，即到美麗、整潔、寧靜的緞庫胡同。
緞庫胡同成名於清代乾隆時期，乃朝廷戶部所屬緞匹庫舊址。它的北面是燈籠庫胡同，庫庫相連，緞麗燈明。一折一折又一折的緞庫胡同的格局，頗似魯迅故居所處的八道灣胡同——一拐一拐又一拐。這條古色古香的“綢緞”凌空飛舞，行走者的腳步有點兒凌亂。
生怕自己查閱的文字資料有誤，特意找到南池子社區居民委員會核實。
工作人員朗聲回答：“沒錯。胡適故居是8號院。”
1920年，遠在湖南長沙的毛澤東曾經投寄一張明信片給胡適，所書地址就是緞庫胡同這座住宅。
信中說：“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麼？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此頌教安。毛澤東寄。”
胡適比毛澤東年長兩歲，兩人在京有過一段交往。
就在緞庫胡同這所故居，也是這樣一個冬日的雪天嗎？毛澤東曾經登門拜訪正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胡適。同是青年人，筆墨通有無。28歲的毛澤東拿來一篇稿件《湖南第一大學自修章程》，請30歲的胡適審定修改。因為，此文是在胡適講演稿《一個自修大學》的基礎上擬成。回湘後，毛澤東與何叔衡等人興辦了湖南自修大學，並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一文。
關於兩人在緞庫胡同的會面，胡適在他晚年的日記中提及。
在緞庫，胡適寫成了《新思潮的意義》一文，發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號。此文，表達了作者所主張的中國現代文化人面對古老的傳統文化、面對文化復興偉大使命所要秉持的一種原則性的文化態度——即“評判的態度”。
他說：“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評判的態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下好與不好。”
仔細數來，“評判的態度”具有三點要求：
首先，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其次，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的嗎？”
最後，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就沒有別樣做法比這個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嗎？”
胡適進而說道，德國哲學家尼采有言——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他認為，只有研究問題，輸入學理，然後才能再造文明。
也是這個緞庫胡同的故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胡適白話文詩集《嘗試集》問世。
這本詩集風格內斂卻橫空出世，它是古老的中國詩歌現代化的起點、宣言，是作者所一貫主張的“文學革命”的理論之實踐，也是其“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的文字改革的開墾之犁铧。
那些指責其不夠成熟的後世評論有欠公允，以“嘗試”、探索為旨歸遑論成熟？況且沒有第一本白話詩集的“幼稚”，又哪來後繼者若干白話詩集的“成熟”？的確不像有的晚輩詩人所說：“胡適等人在新詩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歷史的，不是美學的。”“嘗試”中，絕不乏錦緞一般光滑、柔軟、亮麗華貴且韌性長存的詩篇，如《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除此《蝴蝶》翩然有致，具有無盡的遐想空間以外，更有“四弦一聲如裂帛”的《一念》：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個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總不會永遠團團；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總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線；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裡的無線電，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才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在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地球三千萬轉！”
鐘鼓胡同14號：
“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
上世紀20年代初，胡適從緞庫胡同搬出後，在北河沿大街鐘鼓胡同14號寓居。小院落再普通不過，房屋八九間，月租也便宜，20塊大洋。這裡距離沙灘一帶的北大紅樓咫尺之遙，胡適教授上班十分便利。
鐘鼓胡同，曾用名：鐘鼓寺胡同，因明朝鐘鼓司設立於此而得名。“寺”為“司”之訛傳。胡適故居是一個民居院落，院內房屋擁擠。問一住戶：“這裡是胡適故居嗎？”他的回答有些唐突卻頗可理解：“還什麼故居不故居，早變成亂七八糟了。”
暮鼓晨鐘在這裡敲響，1923年1月發表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嘗試解說了國學研究的原則和方法，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一是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再不能“儒書一尊”、“一切古學都只是經學的丫頭”，再不能是“（近）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跳不出這個小小的圈子（三五部古書）。”
二是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材料。不能“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學問的進步既需要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也需要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
三是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有了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
對當時國內外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他不但不抱悲觀，還抱有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未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未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
他強調歷史學家必備兩種素質：一是精密的功力，二是高遠的想象。前者用來搜求和評判史料，後者用以構造歷史的系統。“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
陟山門街6號：
“把自己這塊料鑄造成器”
上世紀20年代中期，胡適入住陟山門街6號。
陟山門街不長，不過一二百米，略顯彎曲。它東端接景山，西端系白塔，曾是明清時代的皇帝御道。現在這裡店鋪林立，游人眾多，商品、食品貨攤生意不錯。
胡適從鐘鼓胡同遷居至此，平民小院兒變成了貴胄公館，居住條件上了一個檔次。這6號官邸主人，乃民國時期在段祺瑞內閣任司法總長的林長民。
在陟山門街拉大鋸式地來回行走，就是總也尋不見6號。問保安、問清潔工、問附近鄰居皆告“不知”。這是胡適在京五處故居中惟一尋不見實物的故居。好在這條始於元代的古街巷尚在，讓人有故國神游的遐想。
胡適在此寫過不少文章，較有影響的論文有“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現代評論》）。此文針對梁啟超將中西文化歸結為“精神（中國文明）”與“物質（西方文明）”二元對立的觀點，而發表其“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的看法。
恰逢《京報》副刊開展“青年必讀書”專題討論，他提出兩個讀書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這也是他的故居所在——“陟山門”的一種隱喻和啟示嗎，其名言人人知曉：“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
他以教授身份勉勵學子：
“報國的真正功夫，（在於）培養個人的知識與能力。”
他強調，若要對社會有所貢獻，必先“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
米糧庫胡同4號：
“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
1930年底，胡適一家在地安門內西大街米糧庫胡同4號安居。
這裡南倚景山，北面靠近什剎海和鐘鼓樓，卻又鬧中取靜，是古都一方寶地。
上世紀30年代初的北平乃至全國，正在忙著“祭孔”、“讀經”。對此，胡適很反感，撰寫文章“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刊發於《現代評論》（1934年）。
他認為，無論“救國與復興民族”，都需要“最高等的知識與最高等的技能”，但是僅靠幾部儒家經典不起作用，只恐誤事。於是他斷言：“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而辛亥革命以來“偉大的進步”，都不是“借重孔夫子”而得來。
80余年過去了，當時社會輿論所提“培養國民精神上之人格，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等問題，依然是當下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而胡適的觀點是，從“大成殿裡抬出孔聖人”是無濟於事的，且“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笑的愚笨嗎！”
談到人格與信心，他感言：“照我這十幾年來的觀察，凡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輩中，如高夢旦先生、如張元濟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張伯苓先生；朋輩中，如周怡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灝先生、如姜蔣佐先生：他們的人格的崇高可愛敬，在中國古人中真尋不出相當的倫比。這種人格只有在這個新時代才能產生，同時又都是能夠給這個時代增加光耀的。”
胡適所言現代中國的“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對今日祭孔與讀經熱浪該是一個冷靜的提醒。
東廠胡同1號：
“寧鳴而死，不黙而生”
現在，到了胡適胡同五故居巡禮的最後一站。
王府井北大街東廠胡同1號，曾是胡適1946年至1948年的住所。這時，他剛剛從美國歸來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如今，這裡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世界歷史研究所的所在地。胡適故居與這“二所”結緣，正符合這位詩人、學者一生嘗試打通中西方文化壁壘的努力和業績。
雖然歲末的冬季寒冷，但此時的陽光溫暖而澄明。
尋找胡適的胡同故居整整用了兩天時間，有趣的是，這些故居大多完好無損卻沒有一塊標注“文物”的牌牌。好在今日媒體公布，古都——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范圍，將外延到整個北京市域，並確立“舊城政策特區”，確保文物區及成片平房區得到保護。想必這幾處胡適故居也在此列。
以學者眼光關注世界文化非自今日始，胡適的觀察結果是：“文化漸漸趨向混同一致。”其中，有三個共同的大目標表現其“一致”：“第一是用科學的成果來增進人生的幸福，第二是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程度，第三是用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來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他對世界文明、進步的趨勢持樂觀態度：“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有成功的。”他提倡社會“容忍的風氣的造成”，人們共持共享“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
憨憨的、穿著棉大衣的門人不知胡適何許人也，一點兒不為過。反倒是我這個做記者的，感到對不起那些對國家做出貢獻的歷史文化名人、對不起那些對文化名人事跡尚存無知的讀者。
就說現存胡適題字“寧鳴而死，不黙而生”這句話吧，話是誰說的？
只有請教高明。
據說，美國學者曾經問胡適：
“美國開國前期爭獨立自由時，曾盛傳名言‘不自由，毋寧死’。中國歷史上可有相對應的表達？”
胡適稱是，卻一時不確定是誰所言。
他回去後，查到是范仲淹《靈鳥賦》之句：“寧鳴而死，不黙而生。”
他更主張，用君子“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歌功頌德、鼓吹升平的濫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