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網上一篇文章的縫隙裡偶然看到一句 “鄒道龍在澳洲病逝已有年,……” 心裡不禁一驚，遂撿索更多相關的文章比對，談的都是敦煌文物考察，文化出版社任職等事，真不敢相信，文中所述的 “鄒”，就是我失卻聯系多年的道龍叔叔。
這幾日腦子裡滿是叔叔的影子。當然都是些小事，叔叔本來就是個普通人。
小時候叔叔是我們家的常客，因爲叔叔與父親是結義兄弟。那時候我想，這大概是因爲兩個人的姓氏字雖不同音卻相同的緣故噢。但其實是因爲父親與叔叔有著相同的文化追求，又有相似的社會經歷而致。 因爲父母常對我們提及道龍叔叔，所以我每次見到叔叔叫人時，也總是在叔叔這一稱呼前冠以 “道龍”兩字。父母責備我這樣叫人對長輩不敬；我改，但總也改不過來，於是一叫就叫了幾十年。 說實話，因爲年少，並沒有對叔叔特別留意，只知道他是畫畫的，畫什麼，畫得好不好，沒有去探究。大約對我的兩個弟弟（後來都搞美術）會有所指點，我卻只是覺得叔叔的一口常州鄉音比父母說的還好聽。 記得最真切的是叔叔極喜歡我母親燒的家鄉菜，總是贊不絕口，所以叔叔每次來，就總是留飯，大人會喝上一點酒，我們也同樣能吃到一點好菜。 後來大一點了，會注意大人在說些什麼，因爲只有一個房間嘛，也總能聽到點東西。不過也只是一些小職員的生活瑣事，從沒有象後來人們普遍的那樣，一說就說到政治和形勢。偶而會說到青海的塔尓寺和拉卜愣寺，或者是美學問題，我又聽不懂，也就沒竪起耳朵。 只有一次，父親寫了一件他謀職的學校裏的事，一名學生藏匿多雙髒襪子不洗被愛衛會的查獲，又不願承認是物主，於是遇到了尴尬，過程是很有點戲劇性的。文章投稿後被退，父親很有點不解。叔叔說了一句：“文章想表現什麼呢？形勢需要嗎？” 再早一點還有一次，雜技團國慶赴京演出，父親終因政治原因未能隨學舘同去，悶悶不樂。叔叔聞訊後著實勸慰了一陣。一一這兩件事我至今仍記得很清楚。 他們倆倒是經常交流自己做酒釀的心得，還興高采烈地扒開捂在棉被裏的酒釀砵頭看，細察拌了酒藥的米飯藥性發了沒有，。。。。。。一一其實我是不知道，叔叔在57年反右時就已經獲罪，日子過得相當不易，來我們家，能尋得片刻的安寧也足矣。
文革來了。是父親先被從學校投到了工廠，我當時還弄不明白，後來才知道美專當年尚屬於輕工業系統；叔叔則更極端，直接被遣送囬原籍武進鄉下監督改造。那個年代，彼此無法通音訊啊，真是生死兩茫茫。一直到運動的中後期，父親的境遇稍有改善，於是乘著參加鄉下一親戚婚禮的機會，我們一家有6個人，在一個雨天，踩著泥濘，穿過大半個武進縣，去叔叔棲居的王下村看望他。那天還是在年裏啊，我們都已幾年未見了，這些年我也已經知道了一些生活的艱辛，在叔叔面前，拼命想忍住眼淚，止不住還是失聲痛哭了出來。 叔叔說，不要緊，我還能替隊裡做點宣傳的事，寫些大標語之類的，前些日還去公社花了幾天時間畫完了一幅毛主席的像，他們還好生招待來著。 是啊，下面是鄉鄰鄉親的，也許還不至於怎麼樣，但是上面的頭清醒著哪，你的生死就捏在他的手裡，奈其何他之！
76年後叔叔才得以囬到上海。劫後余生。之後又隨大流獲平反。叔叔又能常來我們家了。那時我正籌備婚事，叔叔説，沒想到還能爲大侄的喜事敲幾記邊鼓！一一我一直記得叔叔說這句話時臉上的高興。 這期間叔叔每次來家，都是我送囬去，從陝西路往南，再淮海路一直朝西，不坐26路，一路走到美領舘隔壁的上海新邨裏，這裏有出版社的一處宿捨，是多人合住的。有一次，叔叔爲了替我排遣一些煩惱，還在復興路襄陽路口那家當時有名的私人餃子店一起喝上了酒，一瓶黃酒兩個人對分，呵呵，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呀。
後來幾年忙唸書，忙工作，忙孩子。一次我突然特別想叔叔，就特地跑到紹興路上叔叔的單位問了詳細地址，專門趕到四川路叔叔的家去看他，是中秋前夕吧。房子蠻大的，但叔叔卻一個人偏隅一亭子間小室裡，精神不是特別好。 不幾日，叔叔未有告知，竟特特為來看我們的斗室，我手忙腳亂地整理8平米的空間，女兒還賴在被窩裡，叔叔變著法兒逗孩子玩，那高興勁兒，一掃了我那天去時的陰霾。午飯自然留叔叔吃，妻在樓下灶頭間問叔叔大蒜炒干絲（加肉絲）吃伐，叔叔高聲地說，吃！迭格菜靈格，我喜歡。
後來，就聽父親說，叔叔去了住澳洲的女兒家。一家有一家的難事。這時叔叔已過70望8了。
再囬到網上的這些資料上來。叔叔33~39年在杭州國立藝專學習，攻油畫和國畫。末兩年抗戰爆發，叔叔參加了抗敵宣傳隊，用畫筆來宣傳抗日，學弟吳冠中朱德群亦同在隊裡。嗣後，又跋渋三千裡，歷時三年余，隨學校遷至贛，湘，貴，雲，最後落腳在重慶。在這裡，叔叔參加了教育部招募的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爲搶救和保護非敵占區尚存的古代藝術文物，輾轉川，豫，陝，青，甘諸省，42年到達甘肅敦煌時，團員僅剩下原杭州國立藝專的師生三人，叔叔即是其一。由此開始，叔叔他們在敦煌堅持了數年，戈壁黃沙，孤雁長空，酷暑與寒冬幾度交替，在極其艱難和酸辛的環境下，光是叔叔一人就臨摹了莫高窟30余幅漢唐壁畫。考察團的工作歷時5年，直接導致了國民政府正式接管敦煌石窟，繼之又創立了敦煌硏究所，此舉最後終結了外國列強百余年來對我這一文明寶庫的觊觎。43年在重慶舉辦的考察團成果匯報展以及此後的幾次全國巡展都盛況空前，觀眾無不爲中華古文明的光輝燦爛而折服，又追憶及民族的歷史雄風，極大地鼓午了當時正處於艱難中的抗日軍民的斗志和勇氣，這，也正是藝術文物考察團的一干先人當時承諾要擔當起的“抗戰中的文化責任”。一一一 可悲的是，這樣的義舉，在文革中竟然成了所有當年參於人員的一項政歷問題，這真正是嗚乎哀哉也！
誰也不能總是風風火火的，後來叔叔好象就一直是平平淡淡的，在畫作上沒聽說有什麼鴻篇大作，在出版社也就編幾本小書，做一些裝幀設計之類的事。叔叔差不多就祘是普普通通的一個人，磕磕跘跘，不經意間走過了90個年頭。 不過我認爲，叔叔與一班前輩做過的事是極有意義的，就如同梁思成和林徽音當年對古建築做考察普查一樣，做的是前無古人的拓荒性工作，喚起了了後人的覺醒和責任，並開挖出了無窮無盡的中華寶藏，就這一點看，叔叔他們是偉大的，他們是偉大的先行者。
05年正值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終於有廣州美術舘舉辦了紀念教育部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60周年的活動，有識之士紛紛前來緬懷先輩的功業，惜叔叔未能親睹，實爲憾事。 今天，我謹以這些文字，來銘記歷史，並紀念親愛的道龍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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