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桿胡同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呈“T”字形，南北向一豎的北口在智德北巷，南口與東西向的一橫相通，東西向一橫的西段曲折，東不通行，西口在騎河樓南巷，全長150余米。
據記載，“箭桿胡同”始稱於清光緒年間。何謂箭桿?箭桿是指舊時扎紙活的骨架和吊頂棚的龍骨(擱柵)所用的經過加工的高粱秸。據此分析，當年胡同內應有加工、經營箭桿的作坊、店鋪。胡同今已無存，只因保留“陳獨秀舊居”還剩下西口凹進去的一小截，但已經不是胡同了。
箭桿胡同20號，舊時的門牌是箭桿胡同9號，在胡同西口內南側把角處，東西並排兩個院落，有兩個街門，朝北的街門是箭桿胡同20號，朝西的街門是騎河樓南巷9號(舊門牌是妞妞房9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占地面積為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間半，建築面積為264平方米。此房原為孫姓人家的房產，購於民國元年(1912年)。1917年，陳獨秀來京後租住東院，即箭桿胡同9號;如今，箭桿胡同20號作為“陳獨秀舊居”被公布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陳獨秀舊居”的街門建在院子的東北角，面北，為“如意門”①:院內有正房3間帶1間東耳房，南房3間亦帶1間東耳房，東廂房兩間;院內西牆有隨牆門通往西院。院內房屋均為起脊合瓦房，正房3間前出廊子。陳獨秀從1917年初到1920年初在這個院子裡斷斷續續住了3年。
陳獨秀(1879-1942)，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十裡鋪(今屬安慶)人。早年留學日本，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1915年起主編《新青年》雜志，1917年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和李大钊創辦《每周評論》，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五四運動”後，陳獨秀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他說:“‘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行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
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陳獨秀任書記。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陳獨秀理所當然地被選為中央局書記。《中國共產黨簡史》寫道:“黨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次大會是在反動統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舉行的，除了會場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外，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但是，就在這時，一個新的革命火種卻已在沉沉黑夜中點燃起來……
在沉沉黑夜中點燃新的革命火種的人便是陳獨秀，他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普羅米修斯，一生既輝煌，又坎坷，晚年蟄居在四川江津鄉下，只有一個老保姆陪伴，但陳獨秀仍然卓爾不群，傲骨凜然。1941年秋，陳獨秀作了一首題為《對月憶金陵舊游》的七言絕句。詩曰:
匆匆二十年前事，燕子矶邊憶舊游。
何處漁歌警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
陳獨秀在箭桿胡同9號居住期間，上演了其人生最為輝煌的一幕。
1917年初，陳獨秀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科學長，住在箭桿胡同9號;《新青年》編輯部亦隨之由滬遷京，駐地也在箭桿胡同9號，這裡成了新文化運動中心。1918年12月，陳獨秀與李大钊又創辦了《每周評論》，《每周評論》很快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鎮。陳獨秀當之無愧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主帥，當年從箭桿胡同9號發出的聲聲吶喊震撼著整個中國。
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中不僅發揮了領導作用，而且，身先士卒，沖鋒陷陣。1919年6月8日，陳獨秀與李大钊商量後，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鄧初、高一涵到宣武門外的“新世紀游藝場”散發，當場被捕。陳獨秀受了三個多月的牢獄之苦，在社會各界的營救、聲援下於9月16日獲釋。
迎接陳獨秀出獄的蔡元培當眾宣布:“北京大學為有仲甫而驕傲!”李大钊則獻上詩作《歡迎獨秀出獄》:
你今天出獄了，
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
終究戰不勝真理。
什麼監獄什麼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為你擁護真理，
所以真理擁護你。
1920年2月14日，為躲避軍警的追捕，陳獨秀頭戴氈帽，打扮成討賬的財主，乘著一身賬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趕著的帶篷騾車，出了北京朝陽門直奔天津。二人一路上商量著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在茫茫的旅途中，在瑟瑟的寒風裡娓娓地進行著。
1927年7月，陳獨秀因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離開了中共中央領導崗位;1929年11月，又因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而被開除黨籍。但是，人們不能忘記，也不會忘記陳獨秀的肇始之功。
陳獨秀有四個兒子，長子延年、次子喬年均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大革命失敗後相繼在上海就義;四子鶴年上中學時便投身革命，後避居香港;惟三子松年從小隨生母住在安慶。1953年2月，毛澤東路過安慶，憶起故舊，遂召地委書記傅大章垂詢。
毛澤東問:“陳獨秀家還有誰?”
傅大章答:“有個兒子陳松年，在窯廠做工，生活比較困難。”
毛澤東正色道:“陳獨秀這個人，是有過功勞的，早期對傳播馬列主義和創建中國共產黨，是有貢獻的。他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後期，他犯了錯誤，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陳獨秀後人的生活，還是要予以照顧。”
毛澤東沒有忘記陳獨秀，箭桿胡同的街坊們也沒有忘記陳獨秀。
我在2002年拜訪了一次箭桿胡同20號。一進胡同，我隨便詢問了兩位中年婦女和一個小伙子，他們都能准確說出陳獨秀舊居的具體位置，而且臉上還掠過不易察覺的自豪感。尤其是原來的房主孫志誠先生，當時他已是83歲高齡，還非常熱情地引領我走進院子，並詳細地向我介紹:“當年我們家住在西院，東院整個都租給陳獨秀先生了。北房3間是陳先生的住房，南房3間是《新青年》編輯部，靠街門的那間小房是傳達室，《新青年》編輯部的牌子就掛在那兒，兩間東房是陳先生的車夫和廚子住的地方。東、西兩個院子是相通的，當年陳獨秀受通緝，就是從西院那個門妞妞房9號逃走的。”
我想:依孫老先生年齡推算，應該見過陳獨秀在這裡居住，但不應該留下如此清晰的印象;關於陳獨秀在這裡居住的情況極有可能是聽說的，可是孫老先生卻如數家珍。
思緒至此，不谙詩道的我卻流淌出四句不能稱為詩的詩:
小院當年聚風雲，獨秀引來萬木春;
千秋功罪任評說，畢竟巍巍一昆侖。
注:①如意門，北京四合院中采用最普通的一種街門形式，門洞左右上角有兩組如意形狀的磚制構件，兩只門簪迎面也多刻“如意”二安。
參考資料:
《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老照片——二十世紀中國圖志》(台海出版社)
《百年春秋——二十世紀大事名人自述》(經濟日報出版社)《陳獨秀兒女們的人生命運各不同》(載《現代家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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