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糧胡同屬東城區景山地區，是東四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的第三條胡同。胡同自西向東溝通大佛寺東街和東四北大街，長500多米;南側自西向東依次與錢糧西巷、錢糧南巷、人民市場西巷、轎子胡同相通，北側與錢糧北巷相通。明代，稱“錢堂胡同”，因胡同內有鑄錢機構——錢局而得名;清代，胡同內有寶泉局的鑄錢機構之一的南作廠，因寶泉局隸屬於戶部，所鑄之錢用於充軍饷，故俗稱寶泉局為“錢糧局”，胡同亦從俗改稱為“錢糧胡同”，沿用至今。
錢糧胡同19號，舊時的門牌是12號，在胡同中段北側，坐北朝南，是一座頗具規模、頗為氣派的宅院。今為北京工業大學宿捨，1913年至1916年，袁世凱曾軟禁章太炎於此。
宅院的街門為“廣亮大門”①，大門迎面是一座“座山影壁”②，又稱“靠山影壁”;大門外是“反八字影壁”③，又稱“撇山影壁”。大門外原有的一對“上馬石”經歷了歷史的風塵，大門前新增的一道“安全門”折射著時代的韻味。
章太炎(1869-1936)，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學者，名炳麟，字枚叔，幼名學乘，浙江余杭人。因敬慕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學者顧炎武，更為绛，號太炎。
章太炎出身於書香門第，幼年跟隨外祖父讀經，接受啟蒙教育;後又在其長兄指導下“一意治經，文必法古”。1890年，赴杭州入“诂經精捨”，師從經學大師俞樾，兼向黃以周、高學治、譚獻等著名學者問學，深造七年。甲午戰爭後，“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同時，開始涉足西學，覓取“學理”。戊戌政變後，因參加維新運動遭通緝，逃到台灣，擔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1895年，東游日本，初次會晤孫中山。1903年，在上海因“蘇報案”被捕入獄三年。1906年出獄後，加入中國同盟會，任《民報》主編。1911年，回國後被聘為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1913年，宋教仁遇刺後只身赴京聲討袁世凱，被禁锢三年。1917年，參加護法軍政府，任秘書長。1924年，脫離孫中山改組的國民黨，“既離民眾，漸入頹唐”。“九一八”事變後，年過花甲的章太炎再度拍案而起，奔走於京滬等地，呼吁抗日。1935年，為“闡揚國故，復興國學”，在蘇州再辦“章氏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與國學大師於一身，一生特立獨行、卓爾不群，魯迅為之傾倒，說:“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诟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
章太炎“三入牢獄”的大致情況是:
第一次入獄是因為1903年的“蘇報案”。章太炎應蔡元培之邀到上海推進教育會活動，並變《蘇報》為江南喉舌。為駁斥康有為的保皇論，章太炎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並為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作序。日本學者島田虔次在《章太炎的事業及其與魯迅的關系》中評論:“在這個改革主義和革命主義的最初論戰中，作為革命的爭辯家的太炎面目，已毫無遺憾地發揮出來了，而最為轟動的是他在論戰中，直呼當代皇帝的名字，罵以‘載湉小丑，不辨菽麥’。”顯而易見，這種言論雖然發表在上海的租界內，也不能不引起清廷的震動和憤怒。清政府遂向租界提出控告，租界工部局(警察局)於1903年6月30日上午到報社捕人。章太炎器宇軒昂，明言相告:“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
太炎先生為此付出三年牢獄之苦。
第二次入獄是因為1908年的“民報案”。章太炎出獄後即被孫中山迎至日本，由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會，接任《民報》主編。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民報》成為揭露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抨擊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陣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視。清政府派唐紹儀與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報》，將章太炎傳入警署。太炎先生二入牢獄，時在1908年10月20日。11月26日，東京地方法院裁判廳開庭審訊，章太炎據理辯駁，無懈可擊;裁判長張口結舌、理屈詞窮。但是，東京地方法院對章太炎仍作出罰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決。魯迅、許壽裳等人代交了罰金，太炎先生獲釋。
第三次入獄是指章太炎被袁世凱在北京禁锢三年。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凱指使趙秉鈞派人刺死於上海。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發表反袁文章，後又只身赴京當面討袁。“雖經友人力阻，而先生則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於八月冒險入京。”章太炎到京後，曾搖著用勳章做扇墜的折扇，徑闖總統府，以示對袁世凱的反對和蔑視，大有彌衡擊鼓罵曹的氣概。
袁世凱先將太炎先生拘於共和黨本部，繼又囚於龍泉寺，最後則禁於錢糧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凱憂懼而死，太炎先生才獲自由，又是三年牢獄之苦。
在中國近代史上，章太炎是革命先驅，也是國學泰斗。歷史學家侯外廬說:“章太炎對於中國學術文化遺產的論述十分豐富。他是古經文學派最後一位大師，同時又是儒家傳統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發展變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太炎先生對待治學就像對待革命一樣，充滿激情，百折不撓。因為，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化用弘一法師的一句名言——“念佛不忘愛國，愛國必須念佛”，太炎先生則是“革命不忘治學，治學必須革命”。黃季剛在《太炎先生行述記》中說:“其授人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
1908年《民報》被禁，章太炎在東京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專務歷學”，“弟子至數百人”。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北京，先生又在今錢糧胡同19號續辦“章氏國學講習會”，聽講學子，約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學的教員。與此同時，袁世凱雇用一些人組織“孔教會”，以“孔禮”為“國教”，為袁世凱稱帝制造輿論。太炎先生“甚非之”，在錢糧胡同“章氏國學講習會”門外貼出告示，言明“凡參加‘孔教會’者，不得入內聽講”。1935年9月，太炎先生以年老體弱之身在蘇州再辦“章氏國學講習會”，先生授課之時，“聽者近五百人，濟濟一堂，連窗外走廊等地，也擠滿了人。”
尤其令人稱道的是太炎先生的胸懷，為革命能拋棄私誼，為國學能不計前嫌。劉師培的漢學修養和才華很為章太炎欣賞，他變節投靠兩江總督端方曾令章太炎惋惜，他捏造偽證、落井下石更令章太炎憤怒。但是，當1911年劉師培隨端方逃往四川被革命軍拘留之時，太炎先生則多方營救，發表宣言:“今者文化陵遲，宿學凋喪，一二通博之材，如劉光漢輩，雖負小疵，不應深論。若拘之黨見，思復前仇，殺一人無益於中國，而文學自此掃地，使禹域淪為夷裔者，誰之責耶?”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太炎先生當之無愧。
注:①廣亮大門，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級最高的宅門，是具有相當品級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門形式。 ②座山影壁，位於大門內側，在廂房的山牆上直接砌出小牆帽並做出影壁形狀，使影壁與山牆連為一體。 ③反八字影壁，在大門外兩側，兩側牆面的八字影壁與大門呈135度左右的夾角，影壁牆上可雕對稱圖案。參考資料: 《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章念馳編浙江人民出版社)《太炎先生的風骨與品格》(作者張昭軍載《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