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四四條屬東城區東四地區，是東四北大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四條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東四北大街與朝陽門南小街，全長500多米，南側有支巷通東四三條，北側有兩條支巷通東四五條。
明代，稱“東四牌樓四條胡同”，簡稱“四條胡同”，因排列順序得名，即：東四牌樓北面路東的第四條胡同。“東四牌樓”系指明代在朝陽門內大街與崇文門內大街交會處的十字路口，建有四座四柱三樓式的跨街木質牌樓，南、北路口的兩座牌樓額書“大市街”，東邊路口的牌樓額書“履仁”，西邊路口的牌樓額書“行義”。此地遂稱“四牌樓”。又因宣武門內大街與阜成門內大街交會處的十字路口亦建有四座牌樓，為了便於區分，彼“四牌樓”稱“西四牌樓”，簡稱“西四”;此“四牌樓”稱“東四牌樓”，簡稱“東四”。建於明代的東四牌樓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火災中被毀，後復建;1954年，因拓寬道路將“東四牌樓”拆除。
1949年，“四條胡同”改稱“東四四條”;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東水車胡同”和“西水車胡同”並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日路四條”，後復稱“東四四條”。
東四四條85號在胡同西段北側，是一座坐北朝南的東、西兩路四進宅院，院門雖為如意門，但高大精致，院內房屋也頗為講究，且東、西兩路之間有長廊作為分隔與聯系，東路二、三進院落有回廊環繞。據此分析，此宅應為清代所建，其主人雖非高官顯貴，但家境殷實。如果說皇城以西近山臨水是致仕高官擇居之地，皇城以東有“大市街”乃富商巨賈置業之區，並由此衍生的“東富西貴”之說成立的話，那麼，此宅便可作為一個佐證。
東四四條85號現為民居。廖沫沙先生在此居住過。
廖沫沙(1907—1990)，雜文家，原名廖家權，筆名有埜容、野容、達伍、熊飛、聞璧、繁星等幾十個，湖南長沙人。
廖沫沙在學生時代就投身學生運動，曾在湖南學生聯合會當秘書干事。1927年到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當旁聽生，1928年到武漢任《革命軍日報》副刊編輯，1930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團滬中區書業支部書記、團滬中區委宣傳部長。1932年，黨組織調廖沫沙到《遠東日報》任編輯，並開始雜文創作。從1930年到1934年，廖沫沙曾三次被捕，始終堅貞不屈，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崇高革命氣節。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廖沫沙隨同田漢、陽翰笙、袁牧之等到武漢編輯期刊——《抗戰戲劇》，1938年參加田漢在湖南創辦的《抗戰日報》編輯工作，1939年參加郭沫若、夏衍在桂林主辦的《救亡日報》編輯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後，廖沫沙到香港任《華商報》晚刊編輯部主任，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華商報》停刊;1942年到重慶任《新華日報》編輯部主任。
抗日戰爭勝利後，廖沫沙奉調到香港，復刊《華商報》，任副總編輯兼主筆，曾兼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委員、報委書記;1948年任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總編輯。
1949年6月，廖沫沙奉調來北平(北京)，先後任過市委委員、宣傳部長、教育部長、統戰部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廖沫沙長期從事文字工作，成為領導干部後也筆耕不辍，有《廖沫沙全集》五卷存世。
廖沫沙從學生時代起就愛好文學，一生創作了大量生動活潑、文采飛揚的雜文，並因此而招禍;但他癡情不改，就連在“文革”被囚禁時寫的《交待材料》也幽默風趣、亦莊亦諧，使專案組的人員哭笑不得。請看《交待材料》的開篇：“專案組：發生‘通貨膨脹’，原定寫五頁，寫了二十多頁。而且還刪去幾大段，沒有抄上。怎麼辦呢?請你們裁度。不過我希望保住全文，以便暴露我的思想情況，讓領導看得清楚。”請再欣賞“對運動的看法”：“像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得以作為批判(點火)的對象，躬逢這一偉大的歷史盛舉，雖然吃苦不小，卻也足以引為‘榮幸’而自得其樂。”
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廖沫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挺了過來，是“三家村”冤案的惟一幸存者。劫後余生的廖沫沙作《哭鄧拓、吳晗同志》七律一首：
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
巫鹹遍地逢冤獄，上帝遙天不忍聞。
海瑞丟官成慘劇，燕山吐鳳化悲音。
毛錐三管遭橫禍，我欲招魂何處尋。
所謂“三家村”本來是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在1961年開辟的一個雜文專欄，叫《三家村札記》，由吳晗、鄧拓、廖沫沙輪流撰稿，統一署“吳南星”的筆名。吳指吳晗，南指鄧拓，因為鄧拓有一個筆名“馬南邨”，星指廖沫沙，因為廖沫沙有一個筆名“繁星”。《三家村札記》一共發表了60篇文章，受到讀者普遍的好評。
就是這樣一個雜文專欄，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就慘遭摧殘。姚文元首先發難，在1965年12月15日的《文匯報》發表署名“伍丁”的文章——《歡迎“破門而出”》。所謂“破門而出”是廖沫沙在《“史”和“戲”——賀吳晗的〈海瑞罷官〉演出》中的一句話，原話是“而你卻開始‘破門而出了’，歷史家，卻來寫‘戲’。所以我說：這真是難能可貴。”姚文元抓住“破門而出”一語大做文章，並叫囂說：“我們歡迎有這樣的反面教員。它可以幫助我們看清很多問題。”之後，批判文章接踵而來，形成口誅筆伐的狂潮。《三家村札記》變成了“三家村反黨集團”，而且，在全國各地揪出了難以數計的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分店”。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鄧拓以死抗爭，寧為玉碎;吳晗與廖沫沙慘遭批斗，吳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囚禁八年後又經歷三年林場的勞動改造。
1979年，“三家村”冤案得到昭雪平反。
令人稱奇的是，廖沫沙先生在慘遭批斗時還有心思作詩自娛。
其一：
書生自喜投文網，高士如今愛折腰。
扭臂裁頭噴氣舞，滿場爭秀斗風騷。
其二：
雲淡風輕近午天，彎腰曲背舞台前。
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閒學拜年。
樂觀豁達至此，真乃幽默大師也。
幽默者，決非讓人一笑而止。王蒙先生有言：“幽默的靈魂是誠摯和莊嚴，我要說的是：請原諒我那幽默的大罪吧，也許你們能夠看到幽默後面那顆從未冷卻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