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堂子胡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東單北大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六條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東單北大街與朝陽門南小街，長700多米，胡同南側與協和胡同相通。
明代，稱“堂子胡同”(舊時蘇滬方言稱妓院為“堂子”);清代，因與“金魚胡同”北面的“堂子胡同”重名，遂將此“堂子胡同”改稱“東堂子胡同”，彼“堂子胡同”改稱“西堂子胡同”;“文革”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二條”，後復稱“東堂子胡同”。
胡同內有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築遺存，現為公安部接待站和宿捨。《天咫偶聞》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在東堂子胡同，故大學士賽尚阿第也。”院內原有一聯：有水有山有竹，宜風宜雨宜晴。賽尚阿，字鶴汀，正藍旗，阿魯特氏，是當代國學大師啟功的外高祖父。賽尚阿在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中舉人，曾任內閣學士、理藩院尚書，又被授予過頭等侍衛，最後官至步軍統領、協辦大學士。鹹豐元年(1851年)，因在與太平軍作戰中連連失利被治罪，其宅第亦被籍沒。鹹豐四年賽尚阿的宅第被改為鐵錢局公社;鹹豐十一年，鐵錢局公社改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順天府志》載：“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擬將大門酌加修改，其余則稍加整理，不必重行改修。”
東堂子胡同51號，舊時的門牌是東堂子胡同21號，在胡同中段北側，坐北朝南，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西鄰。該院是中國歷史博物館宿捨，購於1952年，原為二進四合院，有起脊瓦房26間，建築面積為459平方米，院內空地面積為350平方米;現已將房屋全部拆除，成為施工現場。
著名文學家、文物研究專家沈從文在這個院子裡住了近三十年。1953年沈從文入住之時，分配的住房是裡院靠東頭的北房三間：“文革”初期，沈從文被斗，家被抄，住房也被擠占了兩間，全家人擠在一間房內;1972年，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分得小羊宜賓胡同3號東廂房兩間，夫妻二人分居兩處，相隔大約一公裡，年已古稀的沈從文只好以“東家食而西家宿”的方式兩頭奔走，在小羊宜賓胡同3號就餐，在東堂子胡同51號繼續進行“中國古代服飾資料”的研究;1980年，沈從文從東堂子胡同51號搬出，搬到了前門東大街3號的一套小三居室樓房內。
沈從文(1902-1988)，文學家、文物研究專家，名岳煥、字從文，湖南鳳凰人，苗族。
沈從文幼年時，他的滕姓干爹為他起的乳名叫“茂林”;在湘西土著部隊當兵時，軍法長蕭官麟根據“岳煥”二字，引《論語》中“煥乎其有文章”，又為其取表字“崇文”;後沈從文自改“崇文”為“從文”，取棄武從文之意。沈從文著作頗豐，有《沈從文文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龍鳳藝術》等著作行世，創作中影響大的是鄉土小說，代表作有《邊城》、《長河》，散文集《湘西散記》，語言清麗隽永，風格自然淡遠，富有人情美和風俗美。沈從文用過的筆名也有好幾十個，如：休芸芸、則迷、小兵、鳳哥、茹、紅黑舊人、上官碧等。魯迅先生稱沈從文是“自新文學運動開始以來”“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晚年的沈從文曾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沈從文生於軍人世家，其父沈宗嗣曾是天津大沽提督羅榮光的裨將，其本人高小畢業後便辍學參加了當地的一支部隊。按照現在流行的“前學歷”和“後學歷”的說法，沈從文最高的“前學歷”只是“高小畢業”。所以，沈從文一直保持一種質樸、一種粗犷。季羨林先生說：“一次和沈從文吃飯時，當時要解開一個用麻繩捆得緊緊的東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輕輕地一剪一割，就能弄開。然而從文先生卻搶了過去，硬是用牙把麻繩咬斷，這一個小小的舉動，有點粗勁，有點蠻勁，有點野勁，有點土勁，並不高雅，並不優美。然而，它卻完全透露了沈先生的個性。在達官貴人、高等華人眼中，這簡直非常可笑，非常可鄙。可是，我欣賞的卻正是這一種勁頭。”
1923年，二十一歲的沈從文從湘西來到北京，他說：“便開始進到一個我永遠無從畢業的學校，來學那課永遠也學不盡的人生了。”來到北京後，沈從文很快陷入困境。既上不了大學，自己的習作也無處發表，而且家鄉的資助也中斷了。1924年11月初，窮困潦倒中的沈從文給當時在北京大學任教的郁達夫寫了一封求助信。當時的郁達夫也正在苦悶之中，甚至有些消沉。因為在文壇頗有名氣的他，卻只能在大學教會計學;生性不甘寂寞的他，卻要忍受一份沒有愛情的婚姻。郁達夫接到沈從文的信，他不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會有比自己更慘的人。於是，他冒雪去看望這位陌生的年輕人。
富可以誘惑人，窮可以激勵人。當郁達夫見到在寒冷的冬季身著單衣在煤棚中仍然做著“文學夢”的沈從文，趕快解下羊毛圍脖給沈從文圍上，又請沈從文到西單牌樓附近的“四如春”飯館吃飯，把剩余的三塊多錢也都送給了沈從文。之後，郁達夫在報紙上發表了《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為沈從文鳴不平，還把沈從文介紹給《晨報副刊》的主編。一個月後，《晨報副刊》發表了沈從文的第一篇文章，沈從文從此步入文壇，而且，一發不可收拾，只幾年工夫，沈從文便享譽文壇。
郁達夫在幫助沈從文的同時，自己也重新振作精神，既找到了真正的愛情，又迎來了事業上的第二個春天。《誰成全了誰》的作者苗恆評論：“沒有郁達夫，沈從文可能會客死他鄉;少了沈從文，郁達夫可能會沉淪一生。其實他們是在互相成全著彼此。”正可謂：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沈從文走的是一條自學成才之路，靠的是天賦與勤奮，而使其天賦與勤奮盡情發揮的是他與張兆和忠貞不渝的愛情。五十五年相濡以沫，張兆和攙扶著沈從文跨過一道又一道溝溝坎坎。
比如：1949年3月28日，沈從文因精神崩潰而自殺，經醫院搶救脫險。起因是1948年3月香港《大眾文藝叢刊》刊出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該刊同人的《對於當前文藝運動的意見》(荃麟執筆)以及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等三篇文章，對沈從文等自由主義作家進行了猛烈批判，說他們“為藝術而藝術”，“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凶和幫凶文藝”。之後，北大學生也貼出了聲討沈從文的大字報，並轉抄了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沈從文感到：“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然而，沈從文在張兆和的悉心照料下既沒有“毀”，也沒有“瘋”，順利完成了文學家到文物專家的轉型。沈從文從沙灘附近的中老胡同32號北大宿捨搬到交道口大頭條11號，而且喜歡吃北新橋的“烤白薯”，豈不是有點因禍得福的味道。
再比如：沈從文在“文革”中自是在劫難逃，但他仍然進行著他的學術研究，就是他一個人在湖北鹹寧“五七干校”之時，還寫出了“尺璧非吾寶，寸陰宜所爭”的詩句。因為，家庭是他平靜的港灣，妻子是他忠誠的知己。他能夠毫無顧忌地將心中的委屈和不平向張兆和傾訴：“這次運動……又為了工作，處處愛護范某，到時卻被他陷害。寫了十二大張紙二百幾十條無中生有罪狀(當時都能致人死命)，無一成立……大知，小知，為人陰險竟一至於此，真是不易令人相信!”
“文革”是史無前例的，在運動中受到沖擊的何止千萬，可又有多少人能夠像沈從文一樣有一個可以毫無顧忌的傾訴的對象呢?
參考資料：《沈從文年譜》(吳世勇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燕都叢考》(陳宗藩編著 北京古籍出版社)
《北京文物勝跡大全·東城區卷》(譚伊孝編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季羨林談師友》(季羨林研究所編 當代中國出版社)
《誰成全了誰》(作者苗恆 載《遼寧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