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一、
特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平民形象的歌手雪村有一張“定妝照”，他身穿中山裝，戴著鴨舌帽，拎著個皮包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那皮包上寫著兩個字——上海。這是許多人熟悉的場景和道具，在中國的心髒，拿著中國最大的城市出產的皮包，精神與物質的滿足有了一個最具體的體現。這個20年前或者更長時間以前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圖像並不會很快被遺忘。
如今，這個時髦的旅行場景發生了變化，你要坐著飛機到上海，然後從浦東國際機場乘上磁懸浮列車用7分鐘進入市區。這個世界上第一條磁懸浮列車商運線將在2003年初變成現實。
“注意，親愛的外省朋友……現在我假定你已抵達上海，我假定你站在當年西方大班們站立的外灘邊上，你像年輕的卡爾·馬克思一樣地思考怎麼在上海尋找機會……該以何種方式融入這座龐大得有些恐怖、美麗得有些鬼魅的城市。我的回答是：注意細節。……你應該有充分的理由注意你的著裝……小心你的襪子……關注你的脖子下面由領帶、襯衫、西裝構成的三角區……小心你的領帶夾……熱愛香水……”
我們能在報紙上看見上面的文字，按照作者耐心的提示，這個外省青年會穿著黑色西裝、黑色領帶、黑色襯衫，襪子和皮鞋應該也是黑色，身上噴了阿瑪尼香水，坐到了上海新天地的Ark酒吧裡，然後作為一個新雅皮解開領子松開領帶，以求“在精致之中必須顯示隨意”。
這個景象也許有點過分做作，但不可否認的是，你以一個絕妙的商人的樣子出沒於上海，是世紀之交異常動人的命運。隨著經濟中心位置的確定，上海以一種商業文化的姿態和北方文化形成了對照。那裡的人說“朋友”卻不帶江湖氣息，那裡的人不會“翻底牌”，時刻有人會“躥上去”，那裡的人說“幫幫忙”卻兩不虧欠，那裡的人說“關侬啥事”以維護個人的空間。精明和算計被當成上海人的缺點批判了好多年，但這正是商業社會最好的道德。
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上海是一個開放的、現代化的城市典范，而一位自豪的上海朋友說他們並不在意艷羨的目光，他說：“解釋上海的工作就交給北京人做，我們去掙錢了。”
“香港那裡流行一句話是——你多久沒去上海了，就好像問別人你多久沒去洛杉矶一樣。”
戴德梁行的經理陳基強先生說：“這裡有媒體炒作的成分，就是所謂‘上海和香港之爭’，都是港口、都要做金融中心，似乎上海要超越香港。”陳先生坐在香港人開發的新天地裡接受采訪。
這個地方流傳的一個故事是，當年改造的時候，擔任新天地公關顧問的香港世聯顧問集團的董事長林乃仁問一個老太太住戶願不願意搬走，老太太說願意去住樓，可還是有一些留戀的，畢竟住了一輩子，曾在這裡結婚生子。林乃仁和老太太聊了半個小時。老太太希望林乃仁能給她拍個照，但要他等一會。當老太太再次出現的時候，已經換了一身鮮艷的旗袍，發髻梳得一絲不亂，唇上還塗了淡淡的口紅。讓人感歎“這就是上海”。
陳基強說：“1999年11月之前，上海的房地產一直在跌，在那之後，上海房地產開始上升，上海的嘉裡華亭開盤是8000多塊人民幣，很快升到了2000美元，也就是增加了100%，香港人喜歡炒樓呀，所以在上海買房子成了一種投資現象。2001年8月，上海取消內外銷住房的劃分，去香港推銷上海房子的就更多了。”
這個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娶了個北京媳婦的香港人還來了個“雙城記”——比較北京和上海：“我發現上海是一個金錢講得清楚的地方，北京並不是這樣，弄一箱啤酒弄一盤毛肚，也過得像大爺一樣。北京的同事錢並不一定推得動他，一個北京同事，租出去2000平方米的寫字樓，拿了兩萬塊傭金，他的想法是半年夠吃夠喝了，我下半個月找他，他已經請假去承德玩了。上海的同事不會這樣，他這個月掙了兩萬塊，就會激勵自己下個月去掙3萬塊，再下個月去掙4萬塊。還有就是上海人好像有更開放的心態，願意與外面的人接觸，我在北京認識個女孩子，她絕不會輕易把我帶回家去見父母的，她的父母會想，這個香港小子是不是要占便宜，會不會是個騙子。上海人不這樣，他們覺得和外面的人接觸沒什麼不好。”
這種地方差異在個體敘述中總會顯得有趣，但宏觀看待中國發展中的大城市，它們的共性遠大於差異，哪個地方的人不想多掙錢？哪個地方會是“金錢講不清楚”？哪個地方不把市民生活與經濟發展放在同一個坐標系裡衡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上海脫穎而出成為一個喋喋不休的話題？
鄉村在衰敗，中小城市在衰敗，而大城市向國際大都會的進發自然而然地成了最熱門。“全世界都開始談論上海了，這是我們生活中的實實在在的都市，但不知為什麼談起來又有點說夢的意思。那些為中國說話的人以上海證明中國的成就，那些為中國前途著想的人以上海作為中國的未來，那些厭倦政治的人以上海表達商業文化的先鋒性，那些寄期望於東亞和中國的全球體系理論家以上海的崛起預言西方的沒落。”
上海提供了多種解讀方式並因此更熱鬧，雖然那裡不像80年前呈現出多樣化的文化生態，發源各種反叛的思潮，日漸變得單一而優雅。
人們關注和議論上海，看它不斷變化的舞台、喧囂的外表，但很難注意到這個城市的底色，上海市民生活的特質是一個相對不變的潛流，他們也在打量著舞台中央的戲。這出戲將怎樣影響人們的生活，裹挾著多少爭論和沖突，現在還沒有答案。
看不見的潮流
上海流行什麼？幾乎所有的被采訪者都會異口同聲地告訴我:時裝。穿在上海是一個“傳統項目”了。那麼除了時裝之外，上海還流行什麼？於是回答者開始語塞，結果每個人的回答都不一樣，聽上去好像都是正確答案。在上海采訪時，一位唱片公司的朋友告訴我，他們要在新天地的Ark酒吧搞一個活動，讓我去看看。活動內容是由兩支上海的樂隊翻唱蘇格蘭一支叫做Travis樂隊的歌曲。這種事情要是在北京的話，估計不會有什麼人響應，有原裝的放在你面前不聽，干嗎非要聽國人翻唱呢。但好奇心促使我還是去了一趟新天地。
在Ark酒吧門口，我看到一些學生模樣的人排著長隊，當我跟著隊伍魚貫而入，才知道這些學生是今天的聽眾。放眼望去，這些觀眾打扮得都很有特點，但就是跟搖滾無關。如果放在北京，這些人早把自己壓箱底的搖滾行頭搬出來了，會從頭到腳搖滾一番，生怕別人看不出自己是個“沖Party”的搖滾歌迷。恰巧在酒吧遇見一個上海東方台的歐美音樂節目的編輯，他向我介紹說:“上海聽眾喜歡一些旋律優美的音樂，偏商業化一些，現在比較喜歡類似Coldplay或Travis這樣既好聽又酷的英式搖滾樂。”
雖然那兩支樂隊的翻唱水平實在不敢讓人恭維，但我發現，所有來這裡的聽眾，聽得都非常認真，也許，在他們看來，見不到真正的Travis，聽聽翻唱也蠻好的。上海人喜歡聽歐美流行歌曲有一定傳統，上海電台是國內最早全面介紹歐美流行歌曲的電台，6年前我就在上海的一家卡拉OK廳看到了最全的歐美歌曲曲目。甚至在上海乘坐出租車，司機放的卡帶也是歐美歌曲……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上海的搖滾歌迷為什麼看上去與街上的其他人毫無區別？
在東方電台主持夜談節目的主持人葉沙談到上海人的穿著打扮時說:“上海有流行，但沒有潮流，因為上海人見多識廣，所以沒有能鎮得住他們的東西，不會出現萬人空巷的現象。十幾年前，電視台播放《上海灘》時，確實有一些男孩子把自己打扮成周潤發的樣子，但今天的哈日、哈韓，上海人只是在這種潮流中追求一些小變化。你不會在大街上看到哈日、哈韓族那些誇張的打扮，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在他們身上都有點這些潮流的痕跡。上海人之所以在穿著打扮上不誇張，是因為他們能很方便、迅速地看到國際流行潮，可以看到更原裝的東西。如果你穿一件很誇張的服裝，別人不太在意，一旦你被忽略，你會覺得沒有達到效果。”上海的歌迷，把聽音樂僅僅當成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們還有更多的選擇，所以不會通過外在來證明自己一定屬於哪一類。同樣，上海人在穿著上也很忌諱把自己符號化。
其實，上海人特別在意別人怎麼看他，所以在穿著上強調的是自己研究時尚的結果和情調，講究布料、細節、剪裁和搭配。比如有個意大利人，每次回國後都會帶回很多衣服，將衣服拆開後重新做成中檔服裝，雖然在用料和剪裁上不及原裝，但它包含了流行元素，上海人看中的就是這個元素。DV導演程裕蘇在談到上海女孩子的穿著時說:“上海女孩穿衣服，把上海人的特質發揮到極限，她們在穿著上非常講究個性，靈巧、善變，你乍一看覺不出什麼，但是能在細微之處與眾不同。而且上海女孩喜歡自己做衣服，花最少的錢同樣能達到花更多的錢的效果。”
上海人對穿講究，但一般都不奢侈，他們買一件衣服的價格標准據說是一個月收入的1/10，超過這個價格再好也不能考慮。上海人對穿衣的標准，一是要質地，二是要實惠，也就是花的錢要達到超值的感受，像北京人這樣不管價錢，只管外面效果的追求，在他們看來是“傻大”，是“只要面子不要夾裡”。這種時尚標准在話劇演員林棟甫看起來，就是質量，所謂質量就是要盡量使自己喜歡，先自己喜歡再看別人喜歡不喜歡，而不像北京人先要看人家喜不喜歡再看自己喜不喜歡。
導演張建亞認為上海人對生活細節的講究是要強調自己的品質，這種品質來自半殖民地時期留下來的優越性:“我去過埃及，一個英國曾經統治過的國家，你在跟他們談事的時候先問你是喝茶還是喝咖啡，你說喝咖啡，他會緊接著問你是土耳其咖啡還是英國咖啡，直到他們搞得一清二楚才會跟你繼續下一個話題。被外國統治的地方都有這個毛病，這些都滲透在空氣分子之中。所以，上海弄堂口曬太陽的糟老頭子都會告訴你西裝底下的那個扣子不能扣。”
同樣，上海在文化娛樂方面不強調什麼明顯的潮流。但上海人會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娛樂、什麼地方消費是有檔次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徐家匯的必勝客曾經創造了其全球幾千家連鎖店一天營業額最高的紀錄，但你不能由此判斷出上海人喜歡吃西式快餐，如果你仔細統計，會發現在上海有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地的40種菜系。文化娛樂業大抵如此，它之所以不會形成什麼潮流，就是可供選擇的東西太多，在采訪時王汝剛說:“在上海，你要什麼她就會給你什麼。”人們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點很多，所以就分散。拿休閒場所來說，有酒吧、咖啡屋、茶坊和書吧。還有一種說法是:上海是個商業城市，所以大家都很冷靜，他們知道如何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不會被輕易卷進什麼潮流之中。
曾經是“中國時尚報道”和介紹上海歷史節目“星期五檔案”的編導於其多女士說:“上海人把娛樂當成附加品，他們的選擇是多元化的，不會有很多人選擇共同的東西，比如在上海搞演出，主辦單位就常常擔心市場問題。”在電台主持“音樂萬花筒”節目的DJ秋琳則認為:“今天的上海三代人，娛樂方式各不相同。外婆的年代，他們的業余時間很豐富，和我們現在的情況很相似;母親一代由於歷史原因使她們失去了很多娛樂的東西，所以現在處在一個很尴尬的位置;我們這一代，因為只有一個孩子，所以給了我們更多的享受空間。70年代出生的人對時尚的追求要得很多，80年代出生的就要得更多了。”-
“新天地”是上海的一塊瘡疤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王安憶在《長恨歌》裡描述上海的裡弄，“後弄更是要鑽進人心裡去的樣子，那裡的路面是飾著裂紋的，陰溝是溢水的，水上浮著魚鱗片和老菜葉，還有灶間的油煙氣。這裡是有些髒兮兮的，不整潔的，最深最深的那種隱私也要裸露出來的，有點不那麼規矩的，因此，它便顯得有些陰沉。太陽是在午後3點的時候才照進來，不一會兒就夕陽西下了。”
2001年在淮海路旁、黃陂南路和馬當路之間冒出來個“新天地”，這個以裡弄為基本元素的3萬平方米設計空間，和王安憶所說的可感可知的性感毫不相干。以擅長舊房改造出名的波士頓本傑明·伍德建築設計事物所花費1000個小時研究上海弄堂之後，對此地進行了一次後現代改造:烏漆大門被玻璃和金屬取代，灶台間被墊得齊腰高甚至可以放進幾輛BMW，人們坐在石庫門弄堂裡永遠也不會出現的廣場上聊天，中共一大舊址還在，不過被邊緣化了。
香港瑞安公司花費18億人民幣進行太平橋改造工程，新天地是這個計劃的核心部分，在花費巨資動遷當地居民後，新天地的每平方米造價已經達到了2萬人民幣，發展商對租戶提出了“概念”要求，並且要求每個租戶的裝修造價不得低於200萬人民幣。如此拼了命地包裝起來的新天地堪稱一個有著石庫門外表的時髦別致的游樂場:每一個路燈都是舊式然而是簇新的，在石庫門的門面裡有星巴克咖啡、PAO扒面包房、日本彩虹樂隊的Ark音樂餐廳、意大利維納斯冰淇淋店、Xavier服飾店、沙宣美發沙龍等等，各種時髦元素都被鑲嵌進狹長的弄堂，舊與新，傳統與潮流，懷舊與流行在此地得到了完美的交融。
李歐梵浪漫地稱新天地為“一個文化的想象”;許多上海人則不無刻薄地說那不過是偽古典主義，充滿香港式的俗氣，是公司職員陪客戶吃飯、訪滬游客熱愛的地方——這些游客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法國哲學家德裡達。有人評論新天地裡的La Maison，一個法國紅磨坊式的夜總會:“它是那種你想你會愛上，並且已經有點愛上了，到頭來卻是令你困惑難懂煩悶莫名的地方。”新天地在它出現的時候，信心十足地改寫了上海這個城市最富特征的、最底層的生存空間，它被改造成一個時髦社區，非常精致，精致得足夠使人產生一種淡淡的疏離感，它不能夠真正溫暖人心，也沒有辦法讓上海人真正投入進去，盡管它成功地拉起了游客人氣。這個略帶懷舊的新建築恰恰提醒了如此的事實:懷舊是文化賣點，同時也是文化缺乏活力的表現——這裡已經沒有更多的文化可展示了。
新天地娛樂區非常符合現代上海人的審美心理，投資者、香港商人羅康瑞也是一個非常了解上海的人，他知道把新天地改造成什麼樣子才能吸引來現在的上海人。但是，很多自認為有品質的上海人在談到新天地時，卻總是帶著一種鄙夷的口氣，他們會說:“這地方是外地人去的地方，鬧哄哄的，有啥好啦？”而葉沙認為:“新天地就是上海的一塊瘡疤。這塊瘡疤因為現在的上海太浮誇，所以真正屬於上海人的許多東西正在丟失，使上海也越來越北方化，越來越粗糙。”有人因此認為，新天地是個沒有靈魂的地方，“你在酒吧裡看到的人和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樣，在這裡，你找不到一種歸宿感，它的情調都是用錢搭出來的，不屬於它本身的”。
常去泡吧的上海人不會向你推薦新天地。如果你想找個比較洋氣一點的地方，就去衡山路，你想找個別致一點的就去茂名路。不同階層的人也會有不同的去處，更年輕一點可能會去紅茶坊……比如茂名路上的東海堂、Jazz & Blues，東海堂的裝飾很典雅，擺放的舊家具古色古香。類似的還有衡山路上的Sasha酒吧，據說這個酒吧的房子和宋氏三姐妹有關，裡面都是些老式家具、老式台燈、籐椅，還有一張原始設計圖，這個酒吧隱藏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它之所以藏，是為了張揚。
如果你不喜歡酒吧的吵鬧，還有數不清的咖啡屋和茶坊。上海人認為全國上下，真正在骨子裡有咖啡文化的也就是他們，“只有上海人是能夠從咖啡中真正感覺到味道的，因為上百年來，即使是‘文革’，咖啡的香味在上海的花園洋房裡就是沒有斷過。”一位老上海這麼說。而現在的上海，咖啡屋仍是有身價和玩情調的去處。而比咖啡店價格實惠、氣氛又輕松一點的地方是茶坊。茶坊在上海也是星羅棋布，比如台灣人開的“寒捨茶店”連鎖店，在上海就有一百多家。品種主要是珍珠奶茶，茶店的實惠在於既可以吃飯，又可以提供有檔次閒聊的氛圍，是上海最氣派的茶坊。另外，在上海還有一種書吧，大都是拿錢玩的人多，真正靠它營利的少。最早出現的是“漢源書屋”，這類書吧的功能基本上是上海文化人聚會的場所，比如Read In書吧，經常會有一些詩人、作家在這裡辦沙龍，每周舉辦兩次活動，悠哉游哉，也是很實惠的廣告。
東方電台的主持人渠成說過一句話:“從職業角度進入上海很容易，從心靈的角度來說進入上海很難。”這是所有商業都市的共同點，在商業化背後是一個個互相隱蔽的商業空間。
二、
名人談上海
“上海人有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有主宰他們生活的能力。”——王志文
到上海之後采訪的第一個人是王志文，其實無論王志文塑造的形象還是他平時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舉止，都看不出他是個上海人。到上海跟他約定采訪時間時，電話那邊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對不起，你能在×個小時後再打給我麼。”於是采訪時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後推。
在一個高檔並亂哄哄的餐館一隅，王志文接受采訪，他拿出煙斗，裝上煙絲，小心翼翼地擺弄著。
“我很少以地域來區分自己是哪裡人，別人說我是上海人，那是因為我在上海出生的，這一點是我不能改變的。其實北京人把我當上海人，上海人把我當北京人。小時候我不喜歡上海，可能是太熟悉的緣故，我周圍的人過於算計、精明，把一些我認為不重要的東西看得很重。18歲考大學時，一個志願是北京，一個是上海，我在15分鐘內做出決定，選擇北京。可能對我18年的生活有點厭倦，想有個新起點。”
走出上海的王志文最終還是回到了上海。“上海人的生活比較考究，希望能給自己的生活狀態找一個根據，給自己的生活找一個說法。一個地方能讓你停下來，更多是感情原因。我母親身體不好，需要我照顧。我不希望把自己的遺憾留在追悼會上。因為母親平時很少打電話，突然有一段時間，電話多了，我意識到，需要我回來了。回到上海，是否會影響我的事業？到我這個年紀，已經不太在乎了。我以後的生活會越來越接近我自己，就像塑造角色一樣，我是在塑造我自己，我想給別人看的就是我一生是什麼。”
近來王志文最大的樂趣是打高爾夫球，他說，當初拍電視劇《黑冰》時，有打高爾夫球的戲，就跟教練學會了，學會之後就放不下了。說到高爾夫球，王志文說:“人生如打高爾夫球，自己給自己制造麻煩，並一步步解決掉。我今天很高興，18個洞比以前又少了幾桿。我不工作時，主要時間花在陪母親、打球、聊天和旅游上。明天，我要去日本旅游。”
其實在王志文身上也能體現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雖然和上海無關。
“紐約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是美國，上海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是中國。”——孔祥東
早在1993年，曾經見過孔祥東一面，當時的印象很上海，那時他被稱為“旅美鋼琴家”。這次見他，已經是“孔祥東藝術中心”的老板了。
孔祥東給人的印象是比較豪爽、熱情，甚至有時你看不出那種藝術家的氣質。他說:“上海有精致傳統的地方，但缺少北方英雄般的氣概。一個完美的中國人，應該兼具北方人的氣概和南方人的細膩。比方說，北方人在欣賞拉赫瑪尼諾夫作品音樂會時，會很容易把情感爆發出來，上海人就不會這樣。”孔祥東談到他把藝術學校發展到北京的打算，他喜歡北方的粗線條。“上海在一些細節上比較唯美，北京則有種泥土的氣息，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中國文化，而上海不能。如果一個外國人來到上海，就以為了解中國了，那是大錯特錯。”
在孔祥東藝術事業的巅峰期，他開辦了藝術中心，實際上是一所鋼琴學校，“這時候辦學，有種退休的感覺，但我覺得很有意義。這次辦學，無異於第二次出國。二十多個圖章都是我一個人跑下來的。我希望這個中心的目標是能建立一種科學的教育模式。”
孔祥東說現在學校的老師大都是外地人，“上海能海納百川，有她埋藏在血液裡的自豪感，但是要經營這座城市，僅靠自己不夠，需要外地人。同樣，學校的管理大部分也是外地人”。
在孔祥東看來，一個藝術家打破他只能從事的藝術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我5歲開始彈鋼琴，我熱愛的事業希望別人也能熱愛，我的公司實際上是我過去事業的延伸，我希望這種教育能產業化，21世紀的藝術家的內涵應該多元化。”
“上海是一個神秘的城市，她沒有什麼厚重的歷史，但這不是說她沒有文化，上海總有一種無形的東西在吸引我，這是我選擇上海的原因。”——任泉
任泉來自哈爾濱，但他喜歡上海。“以前我想去香港發展，但是到了上海之後，就不想去任何地方了。之所以選擇上海，是因為這個城市比較安逸，我不想再動蕩了，我在北京的朋友生活都很動蕩，但上海不會這樣。”
任泉在演戲之余，開了一家餐館，叫“蜀地辣子魚”。“其實我的菜館是東北菜和四川菜。東北菜一般量都比較大，北方人吃飯愛講排場，就是剩下浪費也不能因為正好吃完而丟面子。但上海人吃東西不喜歡浪費，所以我在菜量上一般比東北菜少一些，比上海菜多一些，慢慢調整。以前上海人比較排外，認為除了上海菜，其他菜都沒法吃。我記得以前有個上海朋友，第一次吃東北蘸醬菜時吐了，但他現在到了我的菜館點的第一個菜就是蘸醬菜。還有，以前上海人不能吃辣的，現在吃辣的人越來越多。”
說到做生意，任泉說:“在北方做生意沒底，在上海，談生意時談得很細，但之後的許諾非常好，所以在上海談生意容易談成。上海人不會亂來，在上海做生意比較踏實。上海是個比較規矩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的亂收費現象，在上海很少見，我在開餐館就感覺很明顯，這是上海的優勢。”
任泉說:“以前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總有人說上海人小氣，但我接觸了不少上海人之後，發現他們內心裡是很希望自己豪爽的。上海人之所以不豪爽，其實是跟他們的生活空間有關。以前上海住房條件差，很多人擠在一個弄堂裡，每個人的生活空間就變得更小。平時東西該怎麼放，都要有一定規矩，否則你就占了別人的空間。狹小的空間抑制了他們的豪爽，所以才會變得細致、斤斤計較。但這同時讓他們養成了一個遵守規矩的習慣，小時候遵守小規矩，大了遵守大規矩，這也形成了上海人普遍守規矩的良好習慣。”
不過作為一個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還是有一點失落。因為這裡檢驗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質。——呂涼
這些年演的電影太少了，真正的角色是1995年的《飛虎隊》，後來基本上沒拍電影。這是因為我太懶了，不願意離開上海的家。出去拍戲，一個月兩個月的我受不了，要是在上海拍上半年一年的也沒關系。老婆孩子熱炕頭嘛。我有時回北京，朋友們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天天鬧，那種狀態能出藝術上的想法，可我年紀大了，對那種生活方式有一定的抵觸。
前幾年拍的電視劇《婆婆媳婦和小姑》，我不知道能不能改變一下人們對上海男人的印象。一開始這個戲很喜劇化，講的是1個男人和7個女人的關系——婆婆、媳婦、小姑、前妻、女兒、女同事、以前的情人，後來我意識到這個故事講的是責任感。丈夫的責任、兒子的責任、同事間的責任。這之前我排過《上海屋檐下》，感受到上海男人的壓力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居住環境的。男人在無法改變生活環境的時候，只能在做飯洗衣服上為家庭多盡力。1993年上海就搞過一個“滬上何時出大腕”的討論，事實上北京作為一個文化中心，出產更多文化產品是天經地義的。不過作為一個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還是有一點失落。因為這裡檢驗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質。-
上海的女性表達
上海城市的陰性氣質似乎早就被下了定論，棉棉說，我愛上海，上海是母的。但是上海女人心裡都是有股硬勁的，否則你就對付不了這個城市的人和事。
上海的專欄作家小寶說:“張愛玲、蘇青那些小說家早就描繪過大都市的孤獨，這兩個作家都是那種自私的女人:自私、冷漠、物質主義，這樣的女人是玩不起來的。如果你跟她們生活在同時代，會很反感她們的做派，但是隔了60年看回去，就容易接受她們了。”事實上，上海的女性氣質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女作家來體現的，從昔日的張愛玲艷麗的筆調到今日網絡上安妮寶貝的呢喃，都透露出對上海的眷戀。
陳丹燕
對我這樣在文化大革命時長大的人，上海那些在書上看不見的、人們口口相傳的歷史有很大的作用。我們每個人在那時候都有這種啟蒙的機會，像爾東強拍照片，就是弄堂裡一個老頭教的。我們也會聽到怎麼吃西餐，切牛肉有一種帶鋸齒的刀等等。那時候同學之間流傳著歐洲小說看，比如巴爾扎克和奧斯丁，我們的規矩是一本歐洲小說可以換兩本中國小說，可以換三本解放後的中國小說，這個規矩就有價值觀念了。那時候也有家庭音樂會，在某個人家裡，大家一起聽西洋音樂，我就是在那時聽到了李斯特，聽到歌劇，這些東西構成了我們的“文化結構”。我發現我的文章裡有許多並不是中國語文裡的東西，比如一些詞，就是傅雷先生造出來的，我們看翻譯小說看多了，以為那是中國自己的詞。
我對上海的30年代沒有任何貪戀，它的繁榮和現代化程度被誇大了。我對那個時代有很多疑問。如果說我誇大了什麼，也許我在寫70年代的時候有點誇大，因為那是追憶我小時候的事情，世界總會變得美好一些。
我在《上海色拉》書中畫的插圖是很偶然的，這本書更多的是寫70年代和80年代，奇怪的是這個時期上海的照片非常難找，30年代、40年代的上海照片倒是有很多。70年代的關於上海的照片很少，我要找的並不是斗爭的照片，而是那種“民生”的照片。找不到，就想找找那個時代的畫家，看他們是不是能畫，可七八十年代最好的畫家都出國了，流散了，我只能憑借自己的記憶畫出我成長時的上海。
素素
我們太投入這個生活了，情不自禁要描述它。我非常享受這種生活。它總是給你一種希望，有很多細節不免讓人津津樂道。買菜呀，做飯呀，和朋友聊天喝咖啡，生活是由這些構成的，我們很享受這個，就是覺得鍋碗瓢盆，時尚呀有意思。可能非常淺薄。這就是每天過日子呀。我做過一個比喻，泡在溫水浴缸裡的感覺，即使溫水淹沒了頭頂，你還是覺得很舒服，也是心甘情願的。我不介意別人說什麼“小女人散文”。
趙波
我是1993年到上海的，2001年離開。有許多人呆在上海好多年，然後就離不開那裡了。我在那裡感到壓抑，也許是南方呆久了，就會陰郁，我希望到北京來曬曬太陽，免得我這個人發霉了，上海很漂亮，粉飾的東西很多，那裡適合女人生活，它是陰性的，有些妖媚，有些做作，女人在前台搔首弄姿的，男人是靠山。
上海看不到精神上閃光的東西，比如都是泡酒吧在外面混，北京就能形成參差的交流，而上海那些外來的人外來的文化全是商人全是商業，讓你覺得無聊。上海的文化人都是呆在家裡，他們不交流，自己有一塊小天地。離開上海一年了，回想起來，我最懷念坐在雙層巴士上看淮海路，我在小說裡寫過，說我的青春就是在淮海路上滑過去的。淮海路兩邊商店裡進進出出的人群就像是立體電影，那是俗世的快樂。-
馬湘東的享受生活
◎劉運輝
馬湘東在上海和北京各買了一套房子。每周五晚上，馬湘東和丈夫各自會從北京和廈門飛回上海一起過周末;而周日晚上，丈夫會飛回廈門料理自己的生意，馬湘東也會在周二早上准時飛回北京上班。
“除了上海，在國內哪個城市居住都會嚴重影響我的生活質量，上海給了我生活上的追求，上海人的那種生活質量太到位了。而北京給了我精神上的追求，北京人的那種文化上的交流太到位了。在上海和北京兩邊跑，可以換環境，始終保持對一個城市的新鮮感。”
馬湘東喜歡新開張的地方:“上海開了新的餐館和酒吧或者好玩的地方，朋友們就會告訴我，我就去。比如，‘凱悅’開的時候，我就先跑去了。在那裡的健身房，有強勁的迪斯科音樂伴奏，面對大玻璃窗跑步時可以邊鍛煉邊看上海全景，鍛煉後再在室內游泳池裡游個泳，很棒！”
馬湘東非常喜新厭舊:1998、1999年偶爾會到衡山路的酒吧，現在對她來說早就是old fashion了，2000年喜歡東平路上的“熱巧克力”，“凱悅”出來了跑“凱悅”，前一段時間是“新天地”。至於餐館，“現在‘小南國’和‘鮮牆坊’這些地方都不會去吃了。我對一個地方的排斥非常快，兩三個月就會換新地方。因為在上海老有新地方出現，更替得也特別快。前陣子喜歡吃‘錦江’裡的日本燒烤，‘名豪’裡的鮑魚，還有‘星光’裡的大閘蟹。這段時間就是‘鼎泰豐’、‘巴國布衣’了。這方面北京就差多了。北京三裡屯有個叫‘藏酷’的地方前兩年是最好的，前兩天居然人家還跟我說‘藏酷’、‘99號’還是北京比較好的、流行的，那我就很不滿意啦。在上海一個地方再時髦，三個月也就撐死了，因為有新的，更好的了。”
“在上海的周末就是玩和休息，很喜歡和女朋友坐咖啡廳和酒吧，最近比較常去古北的那家白桦咖啡廳。但我特別不喜歡唱卡拉OK。以前特別喜歡跳舞，在‘PARK97’和‘羅傑’兩個地方跳迪斯科。我現在沒有以前挑剔，以前即使見一個陌生人也會穿得非常講究，現在被改造得放松一點了。”
“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硬件上和紐約越來越接近，差的是‘創新’和‘新意’，是人的素質。就以女孩子為例，紐約的女孩子特別講究氣質或者STYLE(風格化)、個性化，很獨立。講究健身，講究對事物有獨特的看法，很潇灑。而上海的女孩子健身意識比較淡，講究的是漂亮，現在又加上了一個‘味道’。而紐約的女孩子講究的不是你的臉蛋怎麼樣，而是你給人的整體印象。”-
我在上海寫吃飯
◎番茄蛋湯
說真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我為什麼會成為“番茄蛋湯”，當初只是好玩，幫朋友寫了幾篇關於餐廳的文章，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上海喜歡吃番茄蛋湯的人越來越多。
不過最開心的事莫過於文章出來後，到我寫過的飯店沒事一起和老板偷著樂，前提是這家餐廳的確很不錯。我開心的是我寫文章能獲得這麼多人的肯定，幾乎每次我介紹的主要的幾個菜都會被清空。
有個留學加拿大的同學，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我們就屬於很鐵的那種。每次他放假回來，總會叫上我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小店裡吃飯。
這種小店在現在看來，可以說是毫無特別之處，也談不上有什麼特色菜。設備很簡陋。裝潢幾乎沒有，面積很小，最多可以坐十幾個人。價格不是最便宜，比排擋要貴一點點，兩個人幾十塊錢也可以吃到蠻多的東西。在現在請客吃飯的過程中，已經慢慢被淘汰出歷史的餐桌。但對很多時尚的年輕人來說，這些菜永遠要比山珍海味吃得慣，因為下飯。
這家店的主人是一對夫妻，老婆是掌勺的，老公是“大堂經理”，做出的菜就像他們的為人一樣樸實但有味道。
我不知道好吃的含義是什麼，只知道，吃過一口想吃一盆的那種菜是好吃的。不是少的就好吃;不是貴的就好吃。說得誇張一點:人不分貴賤，菜也不分貴賤。這種餐廳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在上海，川菜館最近在這段時間裡真的是發瘋了，開了一家又一家，本來有幾次想到不做川菜的飯店吃飯，但走進店堂坐下後，發覺又上當了。前幾天坐車到虹橋，在延安路高架，定西路處看到一塊店招，名字很特別——“雞雞蛙蛙”。看他的名字想應該和川菜無關。想不到這家店還是做川菜的，實在是有點失望。不過看在它的裝潢的格調是我所喜歡的那種份上，就馬馬虎虎吃它一頓。但沒想到一吃就吃出很有趣的東西。讓人記憶最深的東西上桌了，是什麼呢？昆蟲大拼盆，48元。栩栩如生。女孩子一片尖叫聲，我的心裡也咯噔了一下，不會吧。以前也吃過蠍子和蠶蛹。但這次除了這些外還有螞蚱、螞蟻和豆蟲，全是油炸的。螞蟻女孩子還勉勉強強可以吃幾口。可其余幾個家伙，幾乎沒人敢吃，我只能充老檔，硬著頭皮每種吃了一個。蠍子幾乎沒有什麼味道，又香又脆。吃蠍子對人體的好處是去風濕和美容。螞蚱腿比尾巴好吃，原因很簡單，腿沒有尾巴這樣怕人。豆蟲，如果不告訴我是豆蟲，味道非常好，有很濃的豆香味。
有一個大三的學生，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來吧”的老板。19歲的她看上去更像16歲花季，天真，爛漫。
“來吧”有一個親切的名字，一群富有活力的年輕人，還有一個剛剛開始的夢想。
這個酒吧像她，每一件裝飾品，布局和顏色都是按照她對酒吧的理解而設計的，就像她一樣，充滿著執著和堅定。音樂和朋友在她的生命裡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命因為有了音樂而精彩，她的生命因為有了朋友而燦爛，她開店的原因就是那麼簡單。
她和她媽媽從江西到上海，在她讀初中的時候，搖滾已經成為她生活中的重點，而開酒吧的夢想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來吧”沒有衡山路酒吧的豪華，沒有巨鹿路酒吧的喧鬧，有的只是一種隨和，把所有的客人都當作是自己的朋友，不會感到太拘束。整個酒吧最醒目的是樂器，兩把吉他和一套鼓，沒有固定的樂隊表演，每天都會有樂手自彈自唱，來表演的人大都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客人。
雖然“來吧”飲料和酒的價格並不是很高，10～25元左右，不知道什麼原因，這裡的生意不怎麼好。無論如何，“來吧”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地方，或許以前，人們不知道“來吧”的故事，不了解一個女孩子的夢想。但現在，希望這個夢想能夠延續下去。
現在上海的餐廳起名字，實在讓人搞不懂，千奇百怪。有些地方，看店名還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的干活，就像我起文章的標題一樣。
華山路上WALA
WALA餐廳，門口很亮的霓虹燈也就這幾個字母，叫人如何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然後坦坦然然地進去。如果讓我猜，最有可能的一定是酒吧。
WALA WALA餐廳的全稱是WALA WALA世界拉丁音樂餐廳，感覺就像宇宙牌香煙，聽起來很是宏偉。
有一家餐廳在新閘路和常德路的交叉口，它的香港大廚很年輕，而且非常腼腆，請教的幾個問題基本上要別人協助才馬馬虎虎聽得懂講些什麼。也許他剛到上海，人生地不熟，還有可能他對他自己講的國語沒有太多信心。為了讓他有那麼一點信心，我也只能善意地欺騙他一下，對他講了一句廣東話:“吾關系，我識聽廣東話。”聽到這句，這位老兄講話果然流利很多，用廣東話。
這樣年輕的香港大廚很少見到，不僅因為年輕，還因為這家餐廳的一個老板是蔡瀾先生，開張那天，我去了，和蔡先生聊了一會，聽到最開心的一句話——懂得吃的人是越吃越瘦的。和吳佳麗聊到了毛蚶，她的最愛，整個人花枝亂顫，雖然年歲已是不小，面上皺紋幾乎不見，總結:保養皮膚多吃生的東西。
粗菜館是這家餐廳的名字，總部在香港，很多明星都去那裡吃它的炒豬雜、香辣魚腩和豬油撈飯。過幾天我去了，點了這幾個菜，外加了東坡骨和豬頸肉。炒豬雜確實不一般，魚腩味道不錯，其余幾個還算及格。雖然是蔡先生開的，但還是要實事求是。
有一次去報社對面的小籠館吃午餐，發現對面幾個北方朋友也在吃小籠，不過吃法有點特別，先把裡面的湯去掉，再吃，我實在不懂，為什麼會有這種吃法，後來請教了幾個北方朋友才知道，北方人不愛吃湯。-
半國際主義城市
去年初，崔健結束了在上海的亞洲音樂節上的演出後，帶著自己的小號去了上海最出名的爵士吧棉花俱樂部，他沒有在台下給自己找位子，人們愉快地看見他直接走上台，開始吹奏爵士。
上海的爵士迷每周至少要去這三個酒吧:星期天在茂名路的爵士布魯斯，星期一在波特曼酒店的Ritz-Carlton酒吧，而爵士迷們最喜歡星期二去棉花俱樂部。Ritz-Carlton的音樂總監丹尼·伍迪(Danny Woody)說:“在中國，爵士樂熱潮又開始了。特別是在上海。”伍迪曾經在北京的爵士吧Big Easy呆過兩年，他說，“5年前的北京，到爵士吧裡的大多數是老外，現在是中國人占了多數，他們很多人是成長中的中產階級，他們真的喜歡爵士，也懂爵士。”上海薩克斯管演奏家肖路說:“以前我們都希望在國家樂團裡找個穩定工作，現在音樂系的學生都往爵士吧跑。”和西式餐廳在上海迅速增長一樣，爵士吧也開始多了:或許這不過是酒吧市場的小策略，但是對玩爵士的人來說，是好消息。
3月1日晚，馬友友在上海大劇院進行了德沃夏克專場音樂會，上海是馬友友2002年亞洲巡演的第一站。這天，幾乎所有被采訪的上海人都提及這場音樂會:你去看了嗎？某種程度上，爵士樂似乎正在轉變成又一種版本的古典音樂:一種公認的由一個廢棄的風格占大多數的保留曲目所組成的，由藝術家們為了一群在經濟上成熟的人和中產階級的公眾而演奏。上海人說，北京有搖滾，香港有流行音樂，上海人為什麼不能有自己的邁爾斯·戴維斯？
北京的酒吧正流行視覺系樂隊“二手玫瑰”，他們的歌詞幾乎就是一個接一個黃段子。東北土產二人轉也在北京演出了，那更是直截了當的出口成“髒”。“上海的酒吧有個缺陷:不像北京酒吧在音樂方面很有原創性，這也是上海的缺陷，不夠多元化。上海似乎特別容易和消費主義結合起來，它做得特別快也特別好。但是像北京這種哪怕粗糙點，但是有活力的東西，上海很少。”包亞明說，他是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經負責一個關於上海酒吧的課題研究。
上海的電影院今年計劃擴充。徐家匯的永樂電影城、柯達超級電影世界從設備上說都堪稱豪華，它們在上海甚至在全國的票房也始終占據前兩位。上海的擴充計劃中包括再建造10個具有超過10個放映廳的電影院。“從硬件上看，電影院的檔次規模已經全面超過香港，但上海超過香港了嗎？除了主流的A類電影，我還能看到別的B類電影嗎？或者一般人不看的電影？當然這和檢查制度有關系，但國際化都市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的多元性以及對多元性的容納，任何多元性的東西在全球性都市裡都能找到它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而上海在這一方面比較薄弱。從這方面來說，你可以說上海的國際化是膚淺的。”包亞明說。
以下是一份上海大劇院2002年排出的海外節目單:古巴芭蕾舞團《唐吉诃德》(5月)、全版百老匯音樂劇《悲慘世界》(6月)、以色列小提琴家伊薩克·帕爾曼(8月)、法國馬賽芭蕾舞團新作《羅丹的情人》(9月)。英文雜志《That’s Shanghai》的藝術與娛樂版編輯林慧心覺得這樣的演出多少有些悶人，雖然上海大劇院的選擇無可厚非:這樣的選擇比較安全，能夠保證票房收入。但林慧心還是稱之為“保守的國際化”。
林慧心描述在上海“舒舒服服的，走在街上就覺得有很多東西看，特別有娛樂性，我喜歡喝Orgren Tea這個牌子，在上海很容易能買到”。這些便利似乎過於唾手可得，林慧心注意的是目前呆在上海的外國人和在北京的外國人似乎並不一樣——一個英國BBC駐滬記者經典地形容“上海是一個舒適的中國”。上海在1942年曾經有15萬外國僑民，1949年還有28000人。如果去問年齡比較大的上海人“你的外語是怎麼學的？”他可能會說:“我家對面就曾經住過一個白俄。”根據上海外事辦的統計，目前駐上海的外國人有26000人左右，他們在上海的時間大多不會太長，林慧心說:“我對這個城市沒有歸屬感，它很方便，但缺乏強烈的吸引力。事實上廣州有時候會表現得更加國際化，廣州人的生活態度放松得特別徹底，也很可愛。”-
上海與香港藍調
一個“百萬富翁”式的題目:倫敦可以和哪個城市互為雙城？傳統答案，巴黎。如果說上海和某個城市出演雙城記的話，可供選擇的答案包括北京，香港，台北，東京，巴黎，甚至加爾各達——曾經有印度學者討論過上海和加爾各達的後殖民化城市問題。
上海人說跟中國城市有什麼好比的？弗搭界。我們願意跟紐約比。
香港卻被上海搞得有點奇怪。去年10月底在香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東亞高峰會，香港特首董建華特地說:“香港不會被上海取代，因為香港人一直很勤奮努力，香港會一直領先上海。”今年初，香港貿易發展局發布了《滬港雙城優勢報告》，首席經濟師梁海國說香港和上海都是推動亞太區發展的主要動力，更是通往中國內地的大門，彼此是策略伙伴過於正面交鋒的競爭對手。香港仍然是上海最大的外來資金來源地，上海目前正致力於發展為一個面向國際的經濟中心，香港則朝著世界頂級城市的目標推進。如果香港、上海按照過去10年各自的平均增長速度發展計算，上海需要15年才能趕上香港的生產總值，20年才能追上香港的人均收入。香港由此很焦慮，擔心自己的花樣年華已然逝去，未來是上海的。
香港的焦慮，或許恰恰是因為香港一直都有上海情結。李歐梵在《上海摩登》裡認為上海曾經和香港互為他者，它們是兩面帶有同質的鏡子。如今的上海則使這種鏡像變成了雙重的: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以老上海為藍本，而新上海看上去像是香港的現代或者後現代復制——在硬件方面尤其明顯。令人吃了一驚的是，1980年代香港那種到處洋溢著機會和自由的快樂夢想似乎也開始彌漫21世紀的上海了。
香港中環的蘭桂坊是一個高度貴族化區域，充滿了以異國情調命名的新潮酒吧和餐廳。
香港詩人梁秉均在《蘭桂坊的悲哀》裡流露出對全球化壓力在城市中刻下的印記的情感反映，對梁秉均來說，蘭桂坊體現了香港的混血文化:“東方和西方，過去、現在和未來，它們都自由地、雜亂地填塞在這裡。”它制造了一種“各色人等來者不拒的開放空間”的形象——包括外國移民和當地人，旅游者，藝術家，年輕人。然而，這一形象不過是對熔爐意識形態的程式化的重復。在1992年新年夜的事故中，有20個人在蘭桂坊擁擠的人群中被踩踏致死，之後，香港政府力圖整頓這個地區。梁秉均提供的故事是對全球化壓力感傷的闡述，它記錄了那些除了全球化主題公園之外另有期望的人悲哀的原因:“蘭桂坊總是讓我想起香港。我們擁有的空間是一個混合的、雜交的空間，一個擁擠的、危險的空間，即使在危難時刻也像狂歡節一樣，如同天堂，但是又與災難相去不遠，很容易進入，也很容易被政治、經濟和其他力量盜用……這個對我們開放的空間也非常容易讓我們感到迷惑。”
王家衛是5歲時離開上海的。“我為什麼要對上海有興趣呢？我自己看到的上海的記憶是我外祖母的家，”“我也不懷舊，根本無舊可懷。我感興趣的是空間。”
王家衛用攝影機來描述香港，他試圖用個人的眼光來描繪城市以便在它永遠消失之前給香港記錄一個真實可信的圖像。“很多人問我《重慶森林》是不是我寫給香港的一封情書。可是我沒那麼浪漫。對我來說，它就像一部日記或者一張地圖。所有情節都是按照這個空間的邏輯設置的。如果你看了《重慶森林》之後再去香港，你就不會迷路。”
在王家衛的電影裡，香港光鮮動人的神話空間就被那些破爛建築的店面、稀松平常的公寓和廉價的快餐店代替了。吸引國際投資者和游客的地方可能距離阿菲、警察633和223並不遠，但實質上確實他們在城市中的徒步生活經驗是遙不可及的。在衛慧的小說裡，陝西南路的陰陽吧分為上下兩層，穿過長長的樓梯下去，位於地下室的跳舞場呈現一種快活的氣氛，這個酒吧充滿了酒精、口水、香水、大麻、腎上腺激素和身體交易的味道。在小說裡熱鬧非凡的陰陽吧現在看起來客人不多，裝修還是數年前的，頗為冷落。陰陽吧的老板程梯米身體不好，帶著心髒起搏器，他輕言細語地說:“我打算告她，大家都做點廣告。”
仿佛香港電視台的老牌節目《尋找他鄉的故事》，程梯米自稱是“最後一代香港上海人”:父母是上海人，20世紀50年代移民香港，程梯米在香港長大，去倫敦受教育，1992年3月來上海，如今定居上海，每年回香港過春節。
上海目前有20萬台灣人在上海工作或學習，定居人數超過2萬人。而香港政府最近對香港市民的一項調查表明:70%的香港人願意降低10%左右的薪水到內地工作，44%的香港人選擇上海，9%的人願意去北京，選擇廣東的占22%。上海成為香港人首選的城市，對行業選擇方面則是服務行業占的比重最大。
“香港人是實在的、拼命的、富於理性的，但在精神上少了一點浪漫和夢幻。上海這個城市同樣現實，但是在晚上12點以後，這個城市有一種月亮的美，很漂亮。”當然對程梯米來說，為上海付出的代價未免太高了。在上海的十年裡，他開過酒吧、中東餐廳、美發沙龍，甚至游戲廳，投入800萬元，如今剩下的不多。
“這十年的改變，就是我的酒吧裡的客人都去別的地方了，市場越來越壯大，但是真正懂PUB的人還是沒有多少，還是不理性，不成熟。”“另一個改變就是紅雙喜從2元6角一包到了8塊錢，大家都抽國煙不抽外煙了。”
關於上海，程梯米有自己的解釋:“其實所有的投資者都是賭徒，90%的投資者都輸了，沒有鈔票拿回家。這些鈔票都變成這裡的人穿了什麼衣服，住什麼房子，零用有多少了。現在上海人都到位了。”
出人意料地，程梯米認為自己並非失敗者，“我不打算離開，所以我不是輸的人”。他說，“這不是純數字的計算，我得到了經驗。這種經驗對於回歸之後的最後一代香港上海人是很豐富的。這些就是我的資產。上海就是這麼一回事，整個世界也是一個賭場。”他有些悲喜交織:“你看上海這些高架橋，多漂亮！這裡面也有我的貢獻呀！”
三、
陳天橋:心存敬畏的億萬富小子
2001年春節以後，陳天橋覺得自己的身體像“中了邪”，心髒膩膩歪歪老不舒服。這個1973年出生的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生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心理，“我喜歡聽好話”。所以陳天橋從自己租住的公寓中搬出來，搬進裝修好的新家;據說他的盛大網絡發展有限公司也要喬遷。這些都是為什麼？因為風水問題？還是他代理的網絡游戲《傳奇》每個月的銷售旺盛，眼看著今年他的身價就過億了？
陳天橋的生意開始於1999年11月做的動漫網站stame.com。最初想做一個卡通虛擬社區，後來轉向做網絡卡通，目標是“網絡版的迪斯尼”。這樣的創業狂想跟70年歷史的迪斯尼相比，“我們後來明白自己沒有一個先天的著名的卡通形象，也沒有資本，想做一件我們不能做的事情。”陳天橋說。
但是這個stame.com受到急於在國內投資的中華網的青睐。1999年12月，中華網CEO葉克勇與陳天橋見面後臨上飛機前對手下說:“stame.com我要定了，你帶上簽好的合同回來見我。”這樣，陳天橋在2000年1月拿到了中華網300萬美元的投資，中華網得到的是相當於它總浏覽量30%的PageViews。當然stame.com的浏覽跟其他網站的浏覽量一樣沒有能給公司帶來實際贏利。到2001年6～7月間，300萬美元中只剩下100萬美元，陳天橋的大卡通戰略:游戲、雜志和Flash廣告被迫刪改，公司的員工從50人裁減到20人，所有非游戲部門的隊伍被全部清除。
決定做游戲之後，陳天橋打了兩個大算盤:先組織了一個隊伍，打算從開發設計開始做一個自己的游戲，後來陳天橋到韓國之後打消了這個念頭。“韓國把網絡游戲當一個國策來發展，已經領先中國兩年了。”陳天橋說，他想到韓國找來一個游戲做中國的代理。結果陳天橋找到的《傳奇》先期要交30萬美元的安裝費，為此他和中華網打了一架，因為中華網拒絕給這個游戲投入。其中的分手細節還不得而知，但是陳天橋拿回了公司所有股份，並且仍然保留了至少30萬美元拿到了《傳奇》的代理。
未經證實的數字:陳天橋說《傳奇》游戲平均同時在線人數是12萬，按照每人一小時花費0.29元，陳天橋每天的游戲收費流水是83萬元，扣除游戲卡銷售渠道代理費和給韓國游戲生產商的使用費，老陳同志要開始為自己掙的錢著想了。
讓陳天橋耿耿於懷的是:“《傳奇》開始推廣的時候，有人評價是個爛游戲;然後說游戲是個好游戲，可惜一個爛公司在做;最後也不說公司如何了，就說我們是撿了一個大元寶。”事實上，陳天橋獲得了韓國游戲生產公司發出的“最佳運營獎”，“我們的營業額是游戲總營業額的百分之幾十。”陳天橋說，“占有客戶的大運營商，同樣可以購買生產商。生產商並不是永遠坐在價值鏈的最高端。”誰是失敗者？
唐海松絕對是上海的異類。他不穿西服，頭發一般是摩絲支撐著的立體形狀，脖子上系著絲巾。在億唐的“明黃一代”概念即將推出的前期，他會把手下叫進自己的屋子，把腳翹在桌子上，問:“你知道明天的上海是什麼顏色嗎？是黃色！”
其實唐海松並沒有犯黃色的忌諱，關鍵是上海人不但不清楚他說的黃色是什麼意思，而且也不喜歡他要用黃色完成在互聯網投資退潮期抓緊時間努力上市的努力。唐海松和合伙人創辦億唐拿到40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怎麼說都是一個壯舉。但是在上海，甚至在北京，人們對億唐公司在實際經營中缺少業績都用另眼相看。
如今唐海松緊急剎車、裁員節流，把公司從梅龍鎮寫字樓搬到了威海路一棟4層的居民住宅樓內。酷哥唐海松從這裡開始下一步創業，用剩下的2000萬美元想把“明黃一代”的時尚生活實業做起來。
在億唐的新辦公樓裡，億唐牌的黃色小包等各種用品已經制作完成，唐海松閉門謝絕媒體采訪。公司員工說:“他跳躍性思維很快，我們都跟不上。”唐海松推薦了兩個年輕人接受記者采訪，做現代中國式家具、園林的陸鑒然和做模特經濟演出的方華。
26歲的陸鑒然1994年從復旦大學國際貿易系畢業，一個偶然的機會出來做家具、園林行業，在上海長樂路租下一套帶院子的老房子。顧客唐海松光臨之後，對陸鑒然的生意產生了興趣，馬上要陸鑒然做一份更大的完整的商業計劃書。方華是北京人，新絲路模特公司模特管理部經理，做過馬艷麗、謝冬娜、岳梅的經紀人。今年2月，億唐公司與方華投資注冊了上海火石文化經濟有限公司，並簽下了李艾、韋傑等幾個模特演藝新人。
創業是艱難的，在沒有成就以前，對唐海松的評價是“不務實”;做成了呢，是一個創造力大的年輕企業家。但是在上海，唐海松能做的事情有多少呢？
在上海灘誰最能干事情？復星的郭廣昌？中遠的徐澤憲？
“誰說他們好了？做好了就不這麼折騰了。我們都是那些年畢業的同一撥，混得好的早沒聲音了。”高利民說。高利民是上海為數不多的“新經濟”強力鼓吹者，現在口風已不像他和柳傳志在央視那次著名的“光腳的和穿鞋的”對話那麼強勁了，他和那個占據上海股市財經信息網絡頭牌的“證券之星”一直沒有落地。一方面在業務上，公司到底是做財經資訊還是做證券網站的ASP，還是這兩個方向都不好;另一方面最關鍵的是一旦最受投資者眼熱的證券交易牌照無法拿到，其他業務能夠受到投資者多少青睐就很成問題了。
高利民顯然不認為上海是他希望的那個新經濟的好土壤，他說:“上海是全國尋租成本最高的地方，每個企業的空間就那麼大，大家都要踮起腳尖跳舞。這跟上海原來的居住環境一樣，原來大家都住亭子間，所以人就有精力在家裡斗啊。北京那麼大的地方，他不需要在家裡斗。”
新經濟的殘酷文質彬彬得看不見血，“在熱潮期，我們最大的便宜就是拿到了廉價的投資。也許只要付出平時50%的股份，就可以拿到100%的投資。當然對於一些投資商來說，他們的代價就高了，有時候甚至血本無歸。”攜程網的CEO梁建章說。邵亦波是上海著名的大頭神童，梁建章是另外一個。梁建章的部下私下做過一個比較，結果好像是梁建章更大頭一些。
但是頭最大的是葉鋼，目前在永嘉路627弄口賣彩票的前百萬富翁。葉鋼還欠著30多萬的債務，現在每個月可以掙到6000元左右，逐步還下去還要十幾年時間。1988年，29歲的葉鋼去了日本，理由是深造。“所謂的深造也談不上。說白了，就是為了掙錢的目的，為了養家糊口吧。”葉鋼說。三年後，葉鋼帶著50萬辛苦血汗錢回到上海，開始了他驚心動魄的7年冒險。1991到1992年，葉鋼在郵市上獲得了100萬元利潤。隨後到1996年，這些錢在期貨投資上賠了個干淨。剩下的是1992年殘留的一些郵品，“跑到郵票市場，有很多人認為我又回來了。問我帶多少資金回來。我就跟他做了一個手勢，我說我永遠是從零開始。”葉鋼說，他又一次開始了在郵票市場的瘋狂炒作，成了當時赫赫有名的大莊家——“小黑皮葉飛”。據說高峰時，他手上的資產近千萬元。1998年，葉鋼折在他囤積的“玫瑰片”上，再次一文不名，家裡閣樓上還存著那些致命的明信片。他能賣彩票，也是因為下崗職工的身份得到了救濟性工作。
葉鋼夢想著中國，至少是上海可以開放博彩業，以他的“職業身家”再來一次。他還以違章出售聯體明信片為由，狀告貴州省郵政局，希望從那裡找回一些狂賭郵品的損失。這次起訴當然沒有成功，在規矩越來越多的社會中，曾經的“小黑皮葉飛”東山再起的機會越來越小了。葉鋼的失誤在於沒有把握住機會把原始積累轉換為新的投資，沒有在富裕之後及時從一個16歲即離開中學闖入社會的莽雄洗心革面成為新的資本家。像葉鋼這種對財富的原始沖動在上海越來越不野蠻了。
一個聽完了葉鋼故事的上海人說:“我並不贊成說是他今天一貧如洗，我覺得錢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價值。他16歲自己去獨闖天下，做的都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沒有做過的事情，我覺得這是很前衛的。當時我們都在念書，而且什麼都不懂，根本不敢走向社會。除了在課堂裡學習，什麼都不知道。他經歷了那麼多的風風雨雨，而且當時確實很有收獲，我覺得我很敬佩他這一點。”
(十分感謝簡、葉蓉、潘向黎、胡錳、薜莉、羅榮對本文提供的大力幫助)-
冒險家種種
葉鋼:“小黑皮葉飛”
問:“當時你在郵票市場有一個綽號，叫做‘小黑皮葉飛’，為什麼？”
葉:“我本來臉比較黑一點，始終被人誤解，被人誤解也是我的命運。我為什麼起名葉飛呢，我想有朝一日我能高高飛起，所以起了個葉飛。綽號只不過是人家看我的外表而起的。”
問:“你做期貨、做郵票、做股票，每次都是喜歡把自己所有的資金都投入，滿倉操作，有些人覺得你不是在投資，是在賭。”
葉:“可以這麼講，賭。我總結了一條，就是今後的投入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計劃，按照自己的止損點去做。任何事情有個ABC法則，把任何事情分成三份投入，這樣比較來得好一點，也許不至於失敗。”
問:“跟你聊天，我覺得你比較憂郁，跟你十幾年的幾番風雨有什麼關系？”
葉:“那當然了，每個人假如遇到這種失敗，都有不同的壓抑感。說白了，我目前的情況只不過是手上有這麼些貨(郵品)，也可以說是一貧如洗。當然我還是在等待機會，有朝一日我還會重新再試一下。”
問:“現在你叫葉鋼，還是最開始你的本名就叫葉鋼？”
葉:“我的本名叫葉志鋼，志和鋼這兩個字，它永遠伴隨著我的左右。可是現在光有志氣沒用，現在現實當中需要的是錢來支撐我的志。”
問:“你從日本回來以後有50萬現金了，如何投資，如何讓這筆錢再生錢，有沒有跟家裡人商量過。”
葉:“我惟一的最大的失敗根源，就是沒有跟任何人商量過。好像我有種我行我素的感覺。今後有機會，還是以商量為主。”
葉鋼姐姐說:“他做任何事情不跟別人商量，你問他，他也說不出一句話。我幾次提醒他，你做什麼事情都要小心一點，你是外面跑跑的，從很小年紀就好像出生入死自己去闖世界的啦，應該對人有個認識。但他從來不跟家裡人商量，自己想到做什麼就做什麼。”(以上對話引述自上海衛視節目《財富人生》)
徐滬生的“爛雜志”理論
徐滬生，1970年出生，復旦大學哲學碩士。2000年10月，創辦《上海壹周》，任執行副總編。該報在一年當中成為上海“小資”消費的必讀報紙。隨之徐滬生突然辭職。2002年1月，創辦《美家買樓王》，任執行副總編。
問:在成功創辦時尚周報《上海壹周》之後，你為什麼突然轉向一本不起眼的房地產雜志《美家買樓王》？
徐:不起眼，正是我轉向它的一個考慮因素。要我選擇最值得運作的媒體，我會首選電話黃頁:沒有一個字的敏感內容，廣告量巨大，關鍵是可以公司化，產權清晰，資本運作、上市、MBO，什麼都可以。但是電話黃頁輪不到我們做，所以我選擇信息加工類媒體——照一個做新聞的朋友的說法是“垃圾媒體”。我認識的厲害角色，都在做綜合日報、財經報紙、精品雜志，正好把市場讓給我們這些沒有新聞理想的人了。
問:那你不是被迫轉投“垃圾媒體”的？
徐:有個腦筋急轉彎的老題目:一噸棉花和一噸鐵，哪個重？媒體也是一樣，財經媒體的100萬利潤，和“垃圾媒體”的100萬利潤，哪個多？
市場前景一樣廣闊，後者的資金投入卻比前者要小得多。而且各方面關注度不高，政策限制也少。都是替國家做，同樣的錢，我寧願賺不那麼讓人頭疼的那種。另外，萬一將來政策松動，先放開的，應該是信息加工類媒體，而不是新聞類媒體。
問:做媒體不和資本以及其他社會資源結合？
徐:我見過太多媒體和資本結合的案例，媒體經營者惟一的收獲，往往只是多了一個難以溝通的老板而已。其實媒體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可以“炒樓花”的行業，並不是惟有資本家手裡才有錢。辦《美家買樓王》，我們的上級主管——上海文藝出版總社沒有投一分錢，我們也沒有找任何投資商。我們做了概念版，就開始招商，然後和廣告總代理簽三年合約，用他們的預付款進行運作，然後再幫他找二級代理商，替他找錢。現金流設計好了，就可以正式啟動。
問:這麼就小避大的原因是什麼？。
徐: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哪怕競爭表面上很激烈了，優質的特別是能賺“快錢”的媒體，還是會非常匮乏。各類廣告公司、媒體代理公司，是我眼中最理想的“投資商”，而且他們不要任何股份。當然，你要有完善的方案，一整套的的執行方法，以及好的團隊，讓廣告公司的老板們願意跟你搏一把。因為近乎賭博，所以壓力也非常大——它要求你能賺“快錢”。一旦別人半年，甚至3個月做不到生意，就會逃，他一逃，你的資金鏈就可能斷裂。這很殘酷，也很刺激，沒人陪你玩戰略游戲，指標是第3個月能進多少，第6個月能不能持平。幾千萬、幾個億的大項目，這種模式也許不適用。但是有那麼多中小生意可以做，又何必非大生意不玩。
張旭東:“快絕種的上海人”
“說起來，我是上海那類快絕種的本地人。從我上數五輩，父母方都是上海本地人，但是我兒子就不算了，因為我夫人是外地人。我爺爺那一輩是虹鎮老街人，現在和平公園、魯迅公園都是張家的土地。上海建造中蘇友好大廈(現在的上海展覽館)時候，我爺爺張仲年是中方的總建築師。大廈尖塔是镏金的，需要水銀打底。爺爺去查看時沒帶防護罩，結果水銀中毒，沒幾年去世了。父親是華東建築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1982年我考進了上海交大工業外貿系。
“1988年，我帶著110美元到美國，一直是極自卑的。當時最恨的就是台灣老板，我干的都是最苦、最賤、時間最長的活，但是每小時的薪水只有2美元。但是現在我覺得這老板還是不錯，因為他給我機會了。現在上海的本地人，寧願拿‘救濟工資’，大學畢業也就是1500到2000元一個月的工資，頂天了到2500元。我們公司主要中層干部，主要干活的員工都是外地人，我就喜歡這樣的‘苦大仇深’的人。”
張旭東畢業後當到了美國第二大私營公司Koch的國際融資部主任，亞洲分公司的首席財務官。
中華網給安家網的投資基本花完之後，張旭東找到一家北京的同行網絡公司談合並問題。“一個多月下來，哥們兒也交了，桑拿也一起洗了，什麼條件都答應了，可是臨了那老兄來了一句話，‘哥們兒，不行了’。按照協議是7月28日對方應該打款100萬美元給我，到7月24日，對方告知我們要推遲付款。我知道這單完了。然後在2000年9月，上海一家上市公司(它目前正經營著上海一個足球俱樂部)找到我們，開口要了一個價錢，談到收購後的董事會構成、以及股票的轉讓形式，一切都只要我答應就沒問題了。但是條件實在太苛刻，我除了保留一點點股份，其他什麼都沒有啦。最後我們從新加坡的TDF公司引了一輪小資，我還是公司的控股股東。”-
雇員之城
為什麼上海是一個雇員之城？並不是說上海市的雇員數量比其他城市多，而是說這個城裡的人更安於當雇員，想當老板的人比其他地方少。
明基公司的中國營銷總經理曾文琪在大學做演講傳播為商為人之道，遇到學生問他是否支持大學生創業當老板。“我心裡是反對學生創業的。按照一個正常概率:學生畢業後先當學徒，十個學徒中一個成為專家，一百個專家中有一個導師(部門領導)，一千個導師成就一個領導(企業家)。但是的確有比爾·蓋茨、邁克爾·戴爾辍學當老板。那時這兩個老板的父母都反對，但他們自己想得很清楚，覺得一定要這麼做才行。所以這不是一個要問的問題，一問就說明你當不了老板。”曾文琪說。
曾文琪是台灣地區人，由他來說上海人如何，籍貫上不對應。說起上海雇員之城的名聲是宿命還是競爭力的表現就褒貶不一了。
"我小時候全家都用一種東西，上海人叫做‘假領頭’——上面的領子是完整的，但下面不是一件完整的衣服，而是一件小背心樣的東西，穿在正衫的裡面。如果脫開來，效果會很不堪，但是外套扣子扣好，一個漂亮的領子襯著，會很干淨、體面，戴上領帶跟穿著襯衫一樣。這絕對是上海的發明:在當時經濟而實惠。現在這種可笑可憐的服飾當然早就被淘汰了，但我總覺得那是上海人某種氣質的一個表征，是作為一個曾經的雇員城市的心態遺留——我們都是體面的小市民，我們都是‘洋裝癟三’。”魯西說。魯西是上海某廣告公司媒體部總監，她說:“我爺爺解放前在海關供職。在舊上海，在海關工作被稱為‘金飯碗’，而‘銀飯碗’說的是在銀行工作，因為這兩者工資高、穩定而體面。上海老百姓，最擔心的就是被‘砸飯碗’。競爭太激烈了，你不干，自有一大堆人等在門口，於是，在高壓下，上海人養成了一種高度的職業緊張感。這種緊張感漸漸成了一種心理習慣。我老公前幾年辭職，他父母知道後憂心忡忡，他父親甚至勸他:‘算了，做下去好了，再不好，總算有個單位’。他自己好像很堅決，但後來告訴我，辭職後第二天，他做了個噩夢: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沒有收入，急得大汗淋漓。天生的‘雇員情結’，你說怎麼辦？”
戴宇舫是達美高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公司做菲利浦照明、羅氏制藥這樣的國際客戶。之前小戴的客戶是拜耳制藥，而且那是真正的“自己”的客戶，小戴和其他兩個合伙人一起創建了那個廣告公司。為什麼不當自己的老板了呢？“你知道，我們那個雖然也是廣告公司，但畢竟比大公司還不同。我覺得應該回大公司，那裡的的團隊、資源更好，不能離開這個行業太遠了。”
就是說小戴重新當雇員的理由是:小公司可以賺錢但是不能保持進步，賺錢的日子有限;大公司可以保持不斷進步，掙的錢也足夠。從事業發展的角度來考量，還是在大公司更加有利。
張愛玲說:“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上海人的智慧是適應的智慧。”魯西說，“當然，只有雇員適應老板，沒有老板來適應雇員。上海雇員最會察言觀色，好比現在我所在的公司，私營老板當家，老板臉色不好絕對沒有人敢拿預算來說事兒。否則，不用老板罵，自己就先覺得自己‘拎勿清’——不明白事理。在上海，‘拎得清’是基本的生存智慧。我以前公司的一個外地來的同事就非常的‘拎勿清’，在一個老板出席的客戶招待宴席上，一個客戶津津有味地談起了神秘現象，我這個同事是個司馬南一樣的無神論者，而且痛恨偽科學，當下就‘拎不清’起來，跟客戶較真說起這個話題來。客戶倒沒有明確說自己是個神秘主義者，但如果聽話聽音，就可以知道客戶對神秘主義頗有感覺。但是這個人，頭一擺，肯定地說:‘相信神秘主義的人腦子都有點問題。’客戶當下臉色就有點不好看。很快，這個人就被炒了鱿魚。”
十年以前，小戴從機關辭職進了奧美廣告，後來又進麥肯光明廣告公司。“十年前的奧美，公司有很多的培訓，把公司關起門來不做業務的培訓也是有的。現在就很少了，公司和員工都很功利了。其他公司什麼都沒做，憑什麼要給你降價呀。前幾天去了一次德國，那邊拍一張照片超過1萬歐元，也就是8萬塊人民幣;在上海拍一張照片，給800塊好啦。其實質量也不是1∶100的差別，這是拒絕這個行業呀。”
“我們自己經營的時候也想做大，但是我覺得這裡的辦事程序就是要把人變成小業主、小雇員。我們公司擴大注冊資金、增加合伙人，申辦下來讓你覺得就應該原來那樣，讓每個人都變成一個老板。這樣怎麼做呢？”戴宇舫說，“上海有點像日本，大公司是日本的經濟支柱。過去日本人一定想進大公司，就像上海人也想進大公司找好工作。最好的當然是大家都看得見的美國，允許大公司不斷擴張，也給個人創業機會。”
攜程網的CEO梁建章說:“我們在開始做網絡公司的時候，對高科技人才的依賴還是很重的，這就是北京有優勢了。但是現在我們轉向成為一個服務公司，上海優勢就出來了。無論是呼叫中心的電話生，還是服務經理，我都能在上海找到更多更合適的職員。外資進入中國最大的成本是代理成本，找到合適的代理人很重要，上海是最好的選擇。”
有人把上海的商業秩序成熟程度放在北京和香港之間，表明上海至少是一個合格的雇員源。-
契約之城
上海的歷史在哪些方面塑造了這個城市的特性？這顯然是個過於龐大的問題，《上海通史》主編熊月之先生簡要的概括了四個方面:“一是移民性質，讓這個城市充滿了競爭力。二是公共意識比較強，近代中國的司法制度，法院、律師都是上海最早出現的，這使得上海人養成了愛論理並且服從管理的特性。三是服務意識，從1843年開始，上海一直是個商業社會，計劃經濟在其中只是30年，這樣一個講究效率的商業社會使人們有更強的服務意識。第四，這裡的人們開拓性不強，大家習慣做職員，是一個職員城市。”
熊先生說，上海開埠之初能接納外國人，與之通商，是因為這裡有更多的商人，他們並不敵視外國人，而同時期的廣州，鄉紳與官吏的勢力大，他們不喜歡洋人。上海歷史專家許敏先生說:“上海這個城市是談判談出來的，租界的區域在哪裡，房子怎麼蓋，道路要修多寬，許多事情都是這樣談判談出來。英國人剛開始進來的時候，希望把居留地劃在當時的市區以內，因為當時市區的生活條件已經很好了。但道台不同意，覺得與外國人在一起難管理，於是就開始一點點地談。外灘的這一條路最初就是拉纖用的，後來因為太窄了，要變成一條馬路，就又開始協商，錢從哪裡來？誰的房子大就多出一點，房子小就少出一點。談來談去就成為契約。大家都不認識，通過協商形成公眾共識，然後就是大家如何來維護公共意識。這樣確定了這個城市的面貌，也形成了上海市民的公眾意識。”
1905年，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董事李平書提出建議，拆掉舊有的上海縣城城牆，改建馬路，緩解交通，而“城垣保存會”的保守商人不同意。兩年後，另有人與“城垣保存會”調解，提出折中方案，不拆城牆，再多開三個城門。1912年，上海民政部門在商人的要求下批准拆除城牆。從晚清到民國，城牆終於可以拆了，但麻煩接踵而來，一些城壕租戶組織“保產公會”阻擾拆牆，當局不得不出面調停;城根下有英國士兵墳墓，也需“外交斡旋”達成“讓路換地”;北半城路段與法租界相鄰，建成的“民國路”屬法、華兩界共有，為示區別，路面從中線劃開，外半邊是長條石，屬於法界，內半邊鋪碎石，屬於華界。
熊月之先生說:“我在美國曾經做過一個演講，講的是1897年上海小輪車工人的罷工，那一年，租界的工部局要給小輪車加稅。當時的小輪車還沒有輪胎，車輪是鐵的，工人多裝貨，一輛小車負重500斤到600斤，這就會破壞租界的街道，那時的街道都是磚石路，工部局要多收200文的稅來維護路面，小車工人就罷工，還和租界裡的警察發生沖突。上海縣的道台是支持小車工人的，道台要和外國領事商量這件事，外國領事對租界內部的事務要和工部局商量，最後各方商議的結果是提高運費100文，再由富人募捐支付另外的100文，租界裡的外國人因運費提高不干了，工部局的董事只好全部辭職。這一次罷工反映了這個城市的構成，租界裡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華界的管理，彼此的妥協，既要政治手段也要外交手段。上海後來之所以犯罪多，也和這種特殊的管理分不開，誰也不能越界辦案，但這其中也包含了對契約的尊重。”
事實上，對契約的尊重也就是對個人財產的尊重。老上海人以英國人馬立師的名字指稱他所擁有的廣闊的地產，哈同的發家傳奇也是契約關系的注腳——他以每畝20兩銀子買下的南京路在租界擴張的過程中漲了2萬倍，但這個腰纏萬貫的富翁會為了幾塊錢的房租在灶間裡磨幾個小時，“上海灘沒人敢欠哈同的房租”，這句老話反映了人們的契約意識。哈同死後，他留下的大筆遺產和收養的大隊兒女引起很長時間的法律訴訟，他的房產在歷史變遷中失去了，卻留下一部關於財富和契約的民間教材。
許敏先生說:“上海的歷史傳統就是契約意識和談判意識特別濃厚。上海市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樣，後來上海出了很多外交家，北洋政府裡的好多條約也是上海人去談的。從許多前人留下的筆記中，能看出上海人的歷史觀和道德觀，他們特別推崇那些講信用的人。比如我讀到徐元章的外祖父在‘一戰’前與德國人做染料生意，‘一戰’德國戰敗，德國商人都回去了，一批財產放在他哪裡，托他經營。後來德國商人再回來，徐元章外祖父把這些財產全部還給他。許敏說，“不是說所有上海人都這樣，但上海人相比外地人還是有一種強調信譽的傳統。信譽是公共道德的基礎。上海的市民意識建立在這種以信譽為基礎的公共關系傳統之上，上海人是在這樣的商業環境中進行的洗禮，所以做人一般先要弄清自己的位置。他們比較清楚自己應該在什麼位置上按公共規則生活，這就是遵守契約對自己與對他人的規定。上海人經常說的兩句話是‘侬拎得清伐’和‘濃曉得自個是啥人？’強調的就是契約規則。有時候它可能引向斤斤計較，但上海人計較得總是很認真。因為上海作為商埠的位置，人與人之間的公共關系決定了它的商業關系，它構成了這個商業城市的基礎。”-
第一高樓和內衣
南京西路的上海國際飯店，從30年代到80年代初一直是全上海最高的大廈，其頂端的旗桿中心位置曾被當作上海坐標系的“零”。80年代後，上海“第一高樓”的稱號被上海賓館、聯誼大廈、希爾頓飯店、波特曼商城、新金橋大廈輪流“坐莊”。目前坐落在浦東的世界第三高樓金茂大廈，幾年後也可能被它的“鄰居”——上海環球金融大廈超過。這座停工達4年之久、設計中高達466米的大樓有望成為全球最高樓。
圍繞這座大樓建與不建，一直存在諸多爭論，但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顧問何善權說，在陸家嘴地區修建三座呈三角形分布的高樓作為浦東、乃至整個上海的標志性建築，是上海市政府多年前就規劃好的方案。相對外灘而言，由於環球中心位於整個建築群三角形的遠角，因此上海市政府認為環球中心在高度上應超過建築高度420多米的金茂大廈，這樣景觀透視效果更佳。而目前，造價50億元的金茂大廈一直被經營不善、收益不佳的傳言困擾。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商界人士稱:“在上海，只有一家大企業集團，那就是上海市政府。”從三座高樓的構想來看，他的這句話不無道理。
2001年年底，設計高度333米的浦西第一高樓——世茂國際廣場在南京路開工。此前，在一個有眾多企業家參與的首屆“南京路論壇”上，時任上海常務副市長陳良宇說:“南京路的新一輪改造，標志著它將迎來一個與時俱進的高起點開放與發展的新階段，意味著入世後的上海商業將會呈現出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態。”
但在2002年2月的上海政協會議上，計劃耗資180億的新一輪南京路改造遭到了質疑。來自上海金融系統的王恆道委員提出，南京路經過1998年的徹底改造，已獲得巨大成功。僅時隔4年，政府計劃再次投資180億人民幣重新改造南京路一條街，這至少在現階段是沒有必要的。
然而，上海的思路是把南京路建成具有世界級客流量、世界級商業收入和全球知名度的國際一流的商業街。據悉，一項將南京路全部搭上天棚的工程有可能實施，這顯然是模仿意大利城市米蘭的維克多·愛曼紐集市。而營造“蘇州河文化”的發展就是“黃浦江文化”，更大的構思是“一城九鎮”計劃，也就是建設松江新城，並把安亭、浦江、高橋、朱家角、奉城等地改造為“荷蘭鎮”、“意大利鎮”、“英國鎮”，市政府官員稱，“一城九鎮”與市區的“萬國建築”相呼應，將進一步體現出上海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風采，而參與規劃的都將是世界上著名的設計公司。
上海作家孫甘露說，當初法國夏氏建築與城市設計事務所設計上海大劇院時，考慮到了與周邊環境相和諧的問題，但大劇院建成之後，周邊的改造工程也完成了。在城市的高速發展中，一種規劃總被新的發展所覆蓋。而當周邊環境不斷變化時，發展往往就變成難以控制的一個越滾越大的圓，要控制它必須要有強有力手段。而手段越強有力，又越可能刺激發展。而在淮海路邊長大的作家王安憶說，以前，上海是可以被觸摸的，一條淮海路是商業街，但邊上小馬路小弄堂裡都是市民的日常生活，走15分鐘路可以買米買菜、可以買衣服看電影，淮海路上一家家店雖然小，卻是每一家賣的東西都不太一樣，所以逛起來也有味道。現在上海好像也都規范化了，淮海路上的商店越來越一樣，城市的半徑大了許多，15分鐘走路再也搞不定了。“城市是越來越大，但日常生活的味道正越來越少。”她這樣總結。王安憶在談到現在的城市改造時，用了一句“他們的膽子太大”的感歎。她說，上海的許多馬路為什麼是彎的，是因為當時修路時考慮到了許多私人的建築，寧肯讓路繞一個彎，也要保護這些建築。現在是有魄力，有一個想法往往就改了，但這種改造往往就破壞了現有的環境。房子拆了，再也補不回來，許多後果可能要多少年後才讓人意識到。孫甘露說:“事實上，上海的拆遷工程裡面，包括建高架、淮海路的改造，有許多細枝末節的普通人的代價都被忽略不計了。而大劇院呀、金茂大廈這些都是符號性的東西，跟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沒有關系，卻成為大家幻想性的補償。它們似乎是生活品質的一個標志，但市民可能只是買過一張門票進去參觀了一下，彌補生活中付出的痛苦。”同樣是作家的陳村因為在浦東找不到一個能吃夜宵的馄饨鋪而發感歎說:“現在上海的許多地方都不是人生活的地方。如果說過去權力對市民生活的挑戰只是局部的，那麼現在權力與商業相結合，可能會對市民生活全面開戰。”而作家顧紹文對現在新建的一些高檔商場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那種地方高級嗎？確實高級。但你去看看，拿機關槍掃一掃，玻璃打得粉碎，一個人不會死的，因為裡面根本就沒人！”但顧紹文與許多作家一樣，在城中心買了漂亮的新房，他也承認，“不過話說過來，現在誰還願意住到南市的老房子去？那裡兩家人家之間隔一層木板，每天早上要起來倒馬桶！”
遷居北京的學者楊東平認為:“要建世界第一高樓是上海迷戀於外在的、虛幻的建設的體現。現在你站在人民廣場看，城市建設雜亂無章的畫面是非常驚人的。上海不差巨資改造。上海太有錢了！我聽說，上海有一個教育的大手筆，把市區的老名牌學校置換到新城區，成立示范性高中。每個學校投資約一個億，一共投了十所，很多發達國家來參觀，也自愧不如。”這種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的做法似乎與這個城市的務實風格並不一致。2002年3月，上海街頭很容易感受到“申博”的氣氛，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選定的主題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但是，更好的城市是否一定等於更好的生活呢？這對於每個急速發展的城市都是一個未知問題。
楊東平說:“其實上海市政府是很會體會民意的。比如說燃放煙花爆竹，北京禁了，上海做了一個民意調查，支持和反對的相等。上海市政府的考慮，要是禁，需要大量的公安人員維持，還要得罪50%的人、出力不討好。於是干脆不禁，順應了民意，這是實用主義的體現。再比如交通規則，規定上講不允許騎車帶人，但實際上根本禁不了。上海就比較實惠，規定只要不是在公共交通線上就可以帶人，這些地方都表現出充分的靈活性。但反過來講，政府太強大、太有實力，會形成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這不是最理想的。我對上海有‘新加坡化’的擔憂。現在上海沒有江洋大盜，但也沒有‘自然之友’這樣有影響的民間組織。沒有了特別著名的品牌，過去我們一提起來有‘紅燈’，現在最著名的企業都不在上海，上海好像越來越成為商業中心。上海的民營市場和體制外的市場相對薄弱，尤其是體制外市場，上海沒有浙江村，也沒有中關村。”
即將在4月1日執行的《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對市民晾曬內衣的規定也許正是“新加坡化”的一個樣本，上海環保局官員說，上海是個像紐約或者巴黎一樣的國際大都市，在街頭晾曬衣物會損害上海的形象。同時他們宣傳，將內衣褲暴露在交通污染下，可能帶來疼痛的皮膚病。政府正考慮設立投放硬幣的洗衣機和干衣機等方式，來解決部分民眾的難題。-
一、
特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平民形象的歌手雪村有一張“定妝照”，他身穿中山裝，戴著鴨舌帽，拎著個皮包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那皮包上寫著兩個字——上海。這是許多人熟悉的場景和道具，在中國的心髒，拿著中國最大的城市出產的皮包，精神與物質的滿足有了一個最具體的體現。這個20年前或者更長時間以前留在人們腦海中的圖像並不會很快被遺忘。
如今，這個時髦的旅行場景發生了變化，你要坐著飛機到上海，然後從浦東國際機場乘上磁懸浮列車用7分鐘進入市區。這個世界上第一條磁懸浮列車商運線將在2003年初變成現實。
“注意，親愛的外省朋友……現在我假定你已抵達上海，我假定你站在當年西方大班們站立的外灘邊上，你像年輕的卡爾·馬克思一樣地思考怎麼在上海尋找機會……該以何種方式融入這座龐大得有些恐怖、美麗得有些鬼魅的城市。我的回答是：注意細節。……你應該有充分的理由注意你的著裝……小心你的襪子……關注你的脖子下面由領帶、襯衫、西裝構成的三角區……小心你的領帶夾……熱愛香水……”
我們能在報紙上看見上面的文字，按照作者耐心的提示，這個外省青年會穿著黑色西裝、黑色領帶、黑色襯衫，襪子和皮鞋應該也是黑色，身上噴了阿瑪尼香水，坐到了上海新天地的Ark酒吧裡，然後作為一個新雅皮解開領子松開領帶，以求“在精致之中必須顯示隨意”。
這個景象也許有點過分做作，但不可否認的是，你以一個絕妙的商人的樣子出沒於上海，是世紀之交異常動人的命運。隨著經濟中心位置的確定，上海以一種商業文化的姿態和北方文化形成了對照。那裡的人說“朋友”卻不帶江湖氣息，那裡的人不會“翻底牌”，時刻有人會“躥上去”，那裡的人說“幫幫忙”卻兩不虧欠，那裡的人說“關侬啥事”以維護個人的空間。精明和算計被當成上海人的缺點批判了好多年，但這正是商業社會最好的道德。
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上海是一個開放的、現代化的城市典范，而一位自豪的上海朋友說他們並不在意艷羨的目光，他說：“解釋上海的工作就交給北京人做，我們去掙錢了。”
“香港那裡流行一句話是——你多久沒去上海了，就好像問別人你多久沒去洛杉矶一樣。”
戴德梁行的經理陳基強先生說：“這裡有媒體炒作的成分，就是所謂‘上海和香港之爭’，都是港口、都要做金融中心，似乎上海要超越香港。”陳先生坐在香港人開發的新天地裡接受采訪。
這個地方流傳的一個故事是，當年改造的時候，擔任新天地公關顧問的香港世聯顧問集團的董事長林乃仁問一個老太太住戶願不願意搬走，老太太說願意去住樓，可還是有一些留戀的，畢竟住了一輩子，曾在這裡結婚生子。林乃仁和老太太聊了半個小時。老太太希望林乃仁能給她拍個照，但要他等一會。當老太太再次出現的時候，已經換了一身鮮艷的旗袍，發髻梳得一絲不亂，唇上還塗了淡淡的口紅。讓人感歎“這就是上海”。
陳基強說：“1999年11月之前，上海的房地產一直在跌，在那之後，上海房地產開始上升，上海的嘉裡華亭開盤是8000多塊人民幣，很快升到了2000美元，也就是增加了100%，香港人喜歡炒樓呀，所以在上海買房子成了一種投資現象。2001年8月，上海取消內外銷住房的劃分，去香港推銷上海房子的就更多了。”
這個在北京工作了三年、娶了個北京媳婦的香港人還來了個“雙城記”——比較北京和上海：“我發現上海是一個金錢講得清楚的地方，北京並不是這樣，弄一箱啤酒弄一盤毛肚，也過得像大爺一樣。北京的同事錢並不一定推得動他，一個北京同事，租出去2000平方米的寫字樓，拿了兩萬塊傭金，他的想法是半年夠吃夠喝了，我下半個月找他，他已經請假去承德玩了。上海的同事不會這樣，他這個月掙了兩萬塊，就會激勵自己下個月去掙3萬塊，再下個月去掙4萬塊。還有就是上海人好像有更開放的心態，願意與外面的人接觸，我在北京認識個女孩子，她絕不會輕易把我帶回家去見父母的，她的父母會想，這個香港小子是不是要占便宜，會不會是個騙子。上海人不這樣，他們覺得和外面的人接觸沒什麼不好。”
這種地方差異在個體敘述中總會顯得有趣，但宏觀看待中國發展中的大城市，它們的共性遠大於差異，哪個地方的人不想多掙錢？哪個地方會是“金錢講不清楚”？哪個地方不把市民生活與經濟發展放在同一個坐標系裡衡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上海脫穎而出成為一個喋喋不休的話題？
鄉村在衰敗，中小城市在衰敗，而大城市向國際大都會的進發自然而然地成了最熱門。“全世界都開始談論上海了，這是我們生活中的實實在在的都市，但不知為什麼談起來又有點說夢的意思。那些為中國說話的人以上海證明中國的成就，那些為中國前途著想的人以上海作為中國的未來，那些厭倦政治的人以上海表達商業文化的先鋒性，那些寄期望於東亞和中國的全球體系理論家以上海的崛起預言西方的沒落。”
上海提供了多種解讀方式並因此更熱鬧，雖然那裡不像80年前呈現出多樣化的文化生態，發源各種反叛的思潮，日漸變得單一而優雅。
人們關注和議論上海，看它不斷變化的舞台、喧囂的外表，但很難注意到這個城市的底色，上海市民生活的特質是一個相對不變的潛流，他們也在打量著舞台中央的戲。這出戲將怎樣影響人們的生活，裹挾著多少爭論和沖突，現在還沒有答案。
看不見的潮流
上海流行什麼？幾乎所有的被采訪者都會異口同聲地告訴我:時裝。穿在上海是一個“傳統項目”了。那麼除了時裝之外，上海還流行什麼？於是回答者開始語塞，結果每個人的回答都不一樣，聽上去好像都是正確答案。在上海采訪時，一位唱片公司的朋友告訴我，他們要在新天地的Ark酒吧搞一個活動，讓我去看看。活動內容是由兩支上海的樂隊翻唱蘇格蘭一支叫做Travis樂隊的歌曲。這種事情要是在北京的話，估計不會有什麼人響應，有原裝的放在你面前不聽，干嗎非要聽國人翻唱呢。但好奇心促使我還是去了一趟新天地。
在Ark酒吧門口，我看到一些學生模樣的人排著長隊，當我跟著隊伍魚貫而入，才知道這些學生是今天的聽眾。放眼望去，這些觀眾打扮得都很有特點，但就是跟搖滾無關。如果放在北京，這些人早把自己壓箱底的搖滾行頭搬出來了，會從頭到腳搖滾一番，生怕別人看不出自己是個“沖Party”的搖滾歌迷。恰巧在酒吧遇見一個上海東方台的歐美音樂節目的編輯，他向我介紹說:“上海聽眾喜歡一些旋律優美的音樂，偏商業化一些，現在比較喜歡類似Coldplay或Travis這樣既好聽又酷的英式搖滾樂。”
雖然那兩支樂隊的翻唱水平實在不敢讓人恭維，但我發現，所有來這裡的聽眾，聽得都非常認真，也許，在他們看來，見不到真正的Travis，聽聽翻唱也蠻好的。上海人喜歡聽歐美流行歌曲有一定傳統，上海電台是國內最早全面介紹歐美流行歌曲的電台，6年前我就在上海的一家卡拉OK廳看到了最全的歐美歌曲曲目。甚至在上海乘坐出租車，司機放的卡帶也是歐美歌曲……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上海的搖滾歌迷為什麼看上去與街上的其他人毫無區別？
在東方電台主持夜談節目的主持人葉沙談到上海人的穿著打扮時說:“上海有流行，但沒有潮流，因為上海人見多識廣，所以沒有能鎮得住他們的東西，不會出現萬人空巷的現象。十幾年前，電視台播放《上海灘》時，確實有一些男孩子把自己打扮成周潤發的樣子，但今天的哈日、哈韓，上海人只是在這種潮流中追求一些小變化。你不會在大街上看到哈日、哈韓族那些誇張的打扮，但如果你仔細觀察，會發現在他們身上都有點這些潮流的痕跡。上海人之所以在穿著打扮上不誇張，是因為他們能很方便、迅速地看到國際流行潮，可以看到更原裝的東西。如果你穿一件很誇張的服裝，別人不太在意，一旦你被忽略，你會覺得沒有達到效果。”上海的歌迷，把聽音樂僅僅當成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們還有更多的選擇，所以不會通過外在來證明自己一定屬於哪一類。同樣，上海人在穿著上也很忌諱把自己符號化。
其實，上海人特別在意別人怎麼看他，所以在穿著上強調的是自己研究時尚的結果和情調，講究布料、細節、剪裁和搭配。比如有個意大利人，每次回國後都會帶回很多衣服，將衣服拆開後重新做成中檔服裝，雖然在用料和剪裁上不及原裝，但它包含了流行元素，上海人看中的就是這個元素。DV導演程裕蘇在談到上海女孩子的穿著時說:“上海女孩穿衣服，把上海人的特質發揮到極限，她們在穿著上非常講究個性，靈巧、善變，你乍一看覺不出什麼，但是能在細微之處與眾不同。而且上海女孩喜歡自己做衣服，花最少的錢同樣能達到花更多的錢的效果。”
上海人對穿講究，但一般都不奢侈，他們買一件衣服的價格標准據說是一個月收入的1/10，超過這個價格再好也不能考慮。上海人對穿衣的標准，一是要質地，二是要實惠，也就是花的錢要達到超值的感受，像北京人這樣不管價錢，只管外面效果的追求，在他們看來是“傻大”，是“只要面子不要夾裡”。這種時尚標准在話劇演員林棟甫看起來，就是質量，所謂質量就是要盡量使自己喜歡，先自己喜歡再看別人喜歡不喜歡，而不像北京人先要看人家喜不喜歡再看自己喜不喜歡。
導演張建亞認為上海人對生活細節的講究是要強調自己的品質，這種品質來自半殖民地時期留下來的優越性:“我去過埃及，一個英國曾經統治過的國家，你在跟他們談事的時候先問你是喝茶還是喝咖啡，你說喝咖啡，他會緊接著問你是土耳其咖啡還是英國咖啡，直到他們搞得一清二楚才會跟你繼續下一個話題。被外國統治的地方都有這個毛病，這些都滲透在空氣分子之中。所以，上海弄堂口曬太陽的糟老頭子都會告訴你西裝底下的那個扣子不能扣。”
同樣，上海在文化娛樂方面不強調什麼明顯的潮流。但上海人會告訴你到什麼地方去娛樂、什麼地方消費是有檔次的。一個朋友告訴我，徐家匯的必勝客曾經創造了其全球幾千家連鎖店一天營業額最高的紀錄，但你不能由此判斷出上海人喜歡吃西式快餐，如果你仔細統計，會發現在上海有來自全國和世界各地的40種菜系。文化娛樂業大抵如此，它之所以不會形成什麼潮流，就是可供選擇的東西太多，在采訪時王汝剛說:“在上海，你要什麼她就會給你什麼。”人們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點很多，所以就分散。拿休閒場所來說，有酒吧、咖啡屋、茶坊和書吧。還有一種說法是:上海是個商業城市，所以大家都很冷靜，他們知道如何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不會被輕易卷進什麼潮流之中。
曾經是“中國時尚報道”和介紹上海歷史節目“星期五檔案”的編導於其多女士說:“上海人把娛樂當成附加品，他們的選擇是多元化的，不會有很多人選擇共同的東西，比如在上海搞演出，主辦單位就常常擔心市場問題。”在電台主持“音樂萬花筒”節目的DJ秋琳則認為:“今天的上海三代人，娛樂方式各不相同。外婆的年代，他們的業余時間很豐富，和我們現在的情況很相似;母親一代由於歷史原因使她們失去了很多娛樂的東西，所以現在處在一個很尴尬的位置;我們這一代，因為只有一個孩子，所以給了我們更多的享受空間。70年代出生的人對時尚的追求要得很多，80年代出生的就要得更多了。”-
“新天地”是上海的一塊瘡疤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王安憶在《長恨歌》裡描述上海的裡弄，“後弄更是要鑽進人心裡去的樣子，那裡的路面是飾著裂紋的，陰溝是溢水的，水上浮著魚鱗片和老菜葉，還有灶間的油煙氣。這裡是有些髒兮兮的，不整潔的，最深最深的那種隱私也要裸露出來的，有點不那麼規矩的，因此，它便顯得有些陰沉。太陽是在午後3點的時候才照進來，不一會兒就夕陽西下了。”
2001年在淮海路旁、黃陂南路和馬當路之間冒出來個“新天地”，這個以裡弄為基本元素的3萬平方米設計空間，和王安憶所說的可感可知的性感毫不相干。以擅長舊房改造出名的波士頓本傑明·伍德建築設計事物所花費1000個小時研究上海弄堂之後，對此地進行了一次後現代改造:烏漆大門被玻璃和金屬取代，灶台間被墊得齊腰高甚至可以放進幾輛BMW，人們坐在石庫門弄堂裡永遠也不會出現的廣場上聊天，中共一大舊址還在，不過被邊緣化了。
香港瑞安公司花費18億人民幣進行太平橋改造工程，新天地是這個計劃的核心部分，在花費巨資動遷當地居民後，新天地的每平方米造價已經達到了2萬人民幣，發展商對租戶提出了“概念”要求，並且要求每個租戶的裝修造價不得低於200萬人民幣。如此拼了命地包裝起來的新天地堪稱一個有著石庫門外表的時髦別致的游樂場:每一個路燈都是舊式然而是簇新的，在石庫門的門面裡有星巴克咖啡、PAO扒面包房、日本彩虹樂隊的Ark音樂餐廳、意大利維納斯冰淇淋店、Xavier服飾店、沙宣美發沙龍等等，各種時髦元素都被鑲嵌進狹長的弄堂，舊與新，傳統與潮流，懷舊與流行在此地得到了完美的交融。
李歐梵浪漫地稱新天地為“一個文化的想象”;許多上海人則不無刻薄地說那不過是偽古典主義，充滿香港式的俗氣，是公司職員陪客戶吃飯、訪滬游客熱愛的地方——這些游客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法國哲學家德裡達。有人評論新天地裡的La Maison，一個法國紅磨坊式的夜總會:“它是那種你想你會愛上，並且已經有點愛上了，到頭來卻是令你困惑難懂煩悶莫名的地方。”新天地在它出現的時候，信心十足地改寫了上海這個城市最富特征的、最底層的生存空間，它被改造成一個時髦社區，非常精致，精致得足夠使人產生一種淡淡的疏離感，它不能夠真正溫暖人心，也沒有辦法讓上海人真正投入進去，盡管它成功地拉起了游客人氣。這個略帶懷舊的新建築恰恰提醒了如此的事實:懷舊是文化賣點，同時也是文化缺乏活力的表現——這裡已經沒有更多的文化可展示了。
新天地娛樂區非常符合現代上海人的審美心理，投資者、香港商人羅康瑞也是一個非常了解上海的人，他知道把新天地改造成什麼樣子才能吸引來現在的上海人。但是，很多自認為有品質的上海人在談到新天地時，卻總是帶著一種鄙夷的口氣，他們會說:“這地方是外地人去的地方，鬧哄哄的，有啥好啦？”而葉沙認為:“新天地就是上海的一塊瘡疤。這塊瘡疤因為現在的上海太浮誇，所以真正屬於上海人的許多東西正在丟失，使上海也越來越北方化，越來越粗糙。”有人因此認為，新天地是個沒有靈魂的地方，“你在酒吧裡看到的人和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樣，在這裡，你找不到一種歸宿感，它的情調都是用錢搭出來的，不屬於它本身的”。
常去泡吧的上海人不會向你推薦新天地。如果你想找個比較洋氣一點的地方，就去衡山路，你想找個別致一點的就去茂名路。不同階層的人也會有不同的去處，更年輕一點可能會去紅茶坊……比如茂名路上的東海堂、Jazz & Blues，東海堂的裝飾很典雅，擺放的舊家具古色古香。類似的還有衡山路上的Sasha酒吧，據說這個酒吧的房子和宋氏三姐妹有關，裡面都是些老式家具、老式台燈、籐椅，還有一張原始設計圖，這個酒吧隱藏在一個不起眼的地方，它之所以藏，是為了張揚。
如果你不喜歡酒吧的吵鬧，還有數不清的咖啡屋和茶坊。上海人認為全國上下，真正在骨子裡有咖啡文化的也就是他們，“只有上海人是能夠從咖啡中真正感覺到味道的，因為上百年來，即使是‘文革’，咖啡的香味在上海的花園洋房裡就是沒有斷過。”一位老上海這麼說。而現在的上海，咖啡屋仍是有身價和玩情調的去處。而比咖啡店價格實惠、氣氛又輕松一點的地方是茶坊。茶坊在上海也是星羅棋布，比如台灣人開的“寒捨茶店”連鎖店，在上海就有一百多家。品種主要是珍珠奶茶，茶店的實惠在於既可以吃飯，又可以提供有檔次閒聊的氛圍，是上海最氣派的茶坊。另外，在上海還有一種書吧，大都是拿錢玩的人多，真正靠它營利的少。最早出現的是“漢源書屋”，這類書吧的功能基本上是上海文化人聚會的場所，比如Read In書吧，經常會有一些詩人、作家在這裡辦沙龍，每周舉辦兩次活動，悠哉游哉，也是很實惠的廣告。
東方電台的主持人渠成說過一句話:“從職業角度進入上海很容易，從心靈的角度來說進入上海很難。”這是所有商業都市的共同點，在商業化背後是一個個互相隱蔽的商業空間。
二、
名人談上海
“上海人有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有主宰他們生活的能力。”——王志文
到上海之後采訪的第一個人是王志文，其實無論王志文塑造的形象還是他平時接受記者采訪時的舉止，都看不出他是個上海人。到上海跟他約定采訪時間時，電話那邊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對不起，你能在×個小時後再打給我麼。”於是采訪時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後推。
在一個高檔並亂哄哄的餐館一隅，王志文接受采訪，他拿出煙斗，裝上煙絲，小心翼翼地擺弄著。
“我很少以地域來區分自己是哪裡人，別人說我是上海人，那是因為我在上海出生的，這一點是我不能改變的。其實北京人把我當上海人，上海人把我當北京人。小時候我不喜歡上海，可能是太熟悉的緣故，我周圍的人過於算計、精明，把一些我認為不重要的東西看得很重。18歲考大學時，一個志願是北京，一個是上海，我在15分鐘內做出決定，選擇北京。可能對我18年的生活有點厭倦，想有個新起點。”
走出上海的王志文最終還是回到了上海。“上海人的生活比較考究，希望能給自己的生活狀態找一個根據，給自己的生活找一個說法。一個地方能讓你停下來，更多是感情原因。我母親身體不好，需要我照顧。我不希望把自己的遺憾留在追悼會上。因為母親平時很少打電話，突然有一段時間，電話多了，我意識到，需要我回來了。回到上海，是否會影響我的事業？到我這個年紀，已經不太在乎了。我以後的生活會越來越接近我自己，就像塑造角色一樣，我是在塑造我自己，我想給別人看的就是我一生是什麼。”
近來王志文最大的樂趣是打高爾夫球，他說，當初拍電視劇《黑冰》時，有打高爾夫球的戲，就跟教練學會了，學會之後就放不下了。說到高爾夫球，王志文說:“人生如打高爾夫球，自己給自己制造麻煩，並一步步解決掉。我今天很高興，18個洞比以前又少了幾桿。我不工作時，主要時間花在陪母親、打球、聊天和旅游上。明天，我要去日本旅游。”
其實在王志文身上也能體現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雖然和上海無關。
“紐約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是美國，上海在某種意義上講不是中國。”——孔祥東
早在1993年，曾經見過孔祥東一面，當時的印象很上海，那時他被稱為“旅美鋼琴家”。這次見他，已經是“孔祥東藝術中心”的老板了。
孔祥東給人的印象是比較豪爽、熱情，甚至有時你看不出那種藝術家的氣質。他說:“上海有精致傳統的地方，但缺少北方英雄般的氣概。一個完美的中國人，應該兼具北方人的氣概和南方人的細膩。比方說，北方人在欣賞拉赫瑪尼諾夫作品音樂會時，會很容易把情感爆發出來，上海人就不會這樣。”孔祥東談到他把藝術學校發展到北京的打算，他喜歡北方的粗線條。“上海在一些細節上比較唯美，北京則有種泥土的氣息，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中國文化，而上海不能。如果一個外國人來到上海，就以為了解中國了，那是大錯特錯。”
在孔祥東藝術事業的巅峰期，他開辦了藝術中心，實際上是一所鋼琴學校，“這時候辦學，有種退休的感覺，但我覺得很有意義。這次辦學，無異於第二次出國。二十多個圖章都是我一個人跑下來的。我希望這個中心的目標是能建立一種科學的教育模式。”
孔祥東說現在學校的老師大都是外地人，“上海能海納百川，有她埋藏在血液裡的自豪感，但是要經營這座城市，僅靠自己不夠，需要外地人。同樣，學校的管理大部分也是外地人”。
在孔祥東看來，一個藝術家打破他只能從事的藝術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我5歲開始彈鋼琴，我熱愛的事業希望別人也能熱愛，我的公司實際上是我過去事業的延伸，我希望這種教育能產業化，21世紀的藝術家的內涵應該多元化。”
“上海是一個神秘的城市，她沒有什麼厚重的歷史，但這不是說她沒有文化，上海總有一種無形的東西在吸引我，這是我選擇上海的原因。”——任泉
任泉來自哈爾濱，但他喜歡上海。“以前我想去香港發展，但是到了上海之後，就不想去任何地方了。之所以選擇上海，是因為這個城市比較安逸，我不想再動蕩了，我在北京的朋友生活都很動蕩，但上海不會這樣。”
任泉在演戲之余，開了一家餐館，叫“蜀地辣子魚”。“其實我的菜館是東北菜和四川菜。東北菜一般量都比較大，北方人吃飯愛講排場，就是剩下浪費也不能因為正好吃完而丟面子。但上海人吃東西不喜歡浪費，所以我在菜量上一般比東北菜少一些，比上海菜多一些，慢慢調整。以前上海人比較排外，認為除了上海菜，其他菜都沒法吃。我記得以前有個上海朋友，第一次吃東北蘸醬菜時吐了，但他現在到了我的菜館點的第一個菜就是蘸醬菜。還有，以前上海人不能吃辣的，現在吃辣的人越來越多。”
說到做生意，任泉說:“在北方做生意沒底，在上海，談生意時談得很細，但之後的許諾非常好，所以在上海談生意容易談成。上海人不會亂來，在上海做生意比較踏實。上海是個比較規矩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的亂收費現象，在上海很少見，我在開餐館就感覺很明顯，這是上海的優勢。”
任泉說:“以前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總有人說上海人小氣，但我接觸了不少上海人之後，發現他們內心裡是很希望自己豪爽的。上海人之所以不豪爽，其實是跟他們的生活空間有關。以前上海住房條件差，很多人擠在一個弄堂裡，每個人的生活空間就變得更小。平時東西該怎麼放，都要有一定規矩，否則你就占了別人的空間。狹小的空間抑制了他們的豪爽，所以才會變得細致、斤斤計較。但這同時讓他們養成了一個遵守規矩的習慣，小時候遵守小規矩，大了遵守大規矩，這也形成了上海人普遍守規矩的良好習慣。”
不過作為一個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還是有一點失落。因為這裡檢驗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質。——呂涼
這些年演的電影太少了，真正的角色是1995年的《飛虎隊》，後來基本上沒拍電影。這是因為我太懶了，不願意離開上海的家。出去拍戲，一個月兩個月的我受不了，要是在上海拍上半年一年的也沒關系。老婆孩子熱炕頭嘛。我有時回北京，朋友們聚在一起，喝酒聊天，天天鬧，那種狀態能出藝術上的想法，可我年紀大了，對那種生活方式有一定的抵觸。
前幾年拍的電視劇《婆婆媳婦和小姑》，我不知道能不能改變一下人們對上海男人的印象。一開始這個戲很喜劇化，講的是1個男人和7個女人的關系——婆婆、媳婦、小姑、前妻、女兒、女同事、以前的情人，後來我意識到這個故事講的是責任感。丈夫的責任、兒子的責任、同事間的責任。這之前我排過《上海屋檐下》，感受到上海男人的壓力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居住環境的。男人在無法改變生活環境的時候，只能在做飯洗衣服上為家庭多盡力。1993年上海就搞過一個“滬上何時出大腕”的討論，事實上北京作為一個文化中心，出產更多文化產品是天經地義的。不過作為一個搞文化的人，我在上海還是有一點失落。因為這裡檢驗你的不是好作品，而是物質。-
上海的女性表達
上海城市的陰性氣質似乎早就被下了定論，棉棉說，我愛上海，上海是母的。但是上海女人心裡都是有股硬勁的，否則你就對付不了這個城市的人和事。
上海的專欄作家小寶說:“張愛玲、蘇青那些小說家早就描繪過大都市的孤獨，這兩個作家都是那種自私的女人:自私、冷漠、物質主義，這樣的女人是玩不起來的。如果你跟她們生活在同時代，會很反感她們的做派，但是隔了60年看回去，就容易接受她們了。”事實上，上海的女性氣質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女作家來體現的，從昔日的張愛玲艷麗的筆調到今日網絡上安妮寶貝的呢喃，都透露出對上海的眷戀。
陳丹燕
對我這樣在文化大革命時長大的人，上海那些在書上看不見的、人們口口相傳的歷史有很大的作用。我們每個人在那時候都有這種啟蒙的機會，像爾東強拍照片，就是弄堂裡一個老頭教的。我們也會聽到怎麼吃西餐，切牛肉有一種帶鋸齒的刀等等。那時候同學之間流傳著歐洲小說看，比如巴爾扎克和奧斯丁，我們的規矩是一本歐洲小說可以換兩本中國小說，可以換三本解放後的中國小說，這個規矩就有價值觀念了。那時候也有家庭音樂會，在某個人家裡，大家一起聽西洋音樂，我就是在那時聽到了李斯特，聽到歌劇，這些東西構成了我們的“文化結構”。我發現我的文章裡有許多並不是中國語文裡的東西，比如一些詞，就是傅雷先生造出來的，我們看翻譯小說看多了，以為那是中國自己的詞。
我對上海的30年代沒有任何貪戀，它的繁榮和現代化程度被誇大了。我對那個時代有很多疑問。如果說我誇大了什麼，也許我在寫70年代的時候有點誇大，因為那是追憶我小時候的事情，世界總會變得美好一些。
我在《上海色拉》書中畫的插圖是很偶然的，這本書更多的是寫70年代和80年代，奇怪的是這個時期上海的照片非常難找，30年代、40年代的上海照片倒是有很多。70年代的關於上海的照片很少，我要找的並不是斗爭的照片，而是那種“民生”的照片。找不到，就想找找那個時代的畫家，看他們是不是能畫，可七八十年代最好的畫家都出國了，流散了，我只能憑借自己的記憶畫出我成長時的上海。
素素
我們太投入這個生活了，情不自禁要描述它。我非常享受這種生活。它總是給你一種希望，有很多細節不免讓人津津樂道。買菜呀，做飯呀，和朋友聊天喝咖啡，生活是由這些構成的，我們很享受這個，就是覺得鍋碗瓢盆，時尚呀有意思。可能非常淺薄。這就是每天過日子呀。我做過一個比喻，泡在溫水浴缸裡的感覺，即使溫水淹沒了頭頂，你還是覺得很舒服，也是心甘情願的。我不介意別人說什麼“小女人散文”。
趙波
我是1993年到上海的，2001年離開。有許多人呆在上海好多年，然後就離不開那裡了。我在那裡感到壓抑，也許是南方呆久了，就會陰郁，我希望到北京來曬曬太陽，免得我這個人發霉了，上海很漂亮，粉飾的東西很多，那裡適合女人生活，它是陰性的，有些妖媚，有些做作，女人在前台搔首弄姿的，男人是靠山。
上海看不到精神上閃光的東西，比如都是泡酒吧在外面混，北京就能形成參差的交流，而上海那些外來的人外來的文化全是商人全是商業，讓你覺得無聊。上海的文化人都是呆在家裡，他們不交流，自己有一塊小天地。離開上海一年了，回想起來，我最懷念坐在雙層巴士上看淮海路，我在小說裡寫過，說我的青春就是在淮海路上滑過去的。淮海路兩邊商店裡進進出出的人群就像是立體電影，那是俗世的快樂。-
馬湘東的享受生活
◎劉運輝
馬湘東在上海和北京各買了一套房子。每周五晚上，馬湘東和丈夫各自會從北京和廈門飛回上海一起過周末;而周日晚上，丈夫會飛回廈門料理自己的生意，馬湘東也會在周二早上准時飛回北京上班。
“除了上海，在國內哪個城市居住都會嚴重影響我的生活質量，上海給了我生活上的追求，上海人的那種生活質量太到位了。而北京給了我精神上的追求，北京人的那種文化上的交流太到位了。在上海和北京兩邊跑，可以換環境，始終保持對一個城市的新鮮感。”
馬湘東喜歡新開張的地方:“上海開了新的餐館和酒吧或者好玩的地方，朋友們就會告訴我，我就去。比如，‘凱悅’開的時候，我就先跑去了。在那裡的健身房，有強勁的迪斯科音樂伴奏，面對大玻璃窗跑步時可以邊鍛煉邊看上海全景，鍛煉後再在室內游泳池裡游個泳，很棒！”
馬湘東非常喜新厭舊:1998、1999年偶爾會到衡山路的酒吧，現在對她來說早就是old fashion了，2000年喜歡東平路上的“熱巧克力”，“凱悅”出來了跑“凱悅”，前一段時間是“新天地”。至於餐館，“現在‘小南國’和‘鮮牆坊’這些地方都不會去吃了。我對一個地方的排斥非常快，兩三個月就會換新地方。因為在上海老有新地方出現，更替得也特別快。前陣子喜歡吃‘錦江’裡的日本燒烤，‘名豪’裡的鮑魚，還有‘星光’裡的大閘蟹。這段時間就是‘鼎泰豐’、‘巴國布衣’了。這方面北京就差多了。北京三裡屯有個叫‘藏酷’的地方前兩年是最好的，前兩天居然人家還跟我說‘藏酷’、‘99號’還是北京比較好的、流行的，那我就很不滿意啦。在上海一個地方再時髦，三個月也就撐死了，因為有新的，更好的了。”
“在上海的周末就是玩和休息，很喜歡和女朋友坐咖啡廳和酒吧，最近比較常去古北的那家白桦咖啡廳。但我特別不喜歡唱卡拉OK。以前特別喜歡跳舞，在‘PARK97’和‘羅傑’兩個地方跳迪斯科。我現在沒有以前挑剔，以前即使見一個陌生人也會穿得非常講究，現在被改造得放松一點了。”
“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硬件上和紐約越來越接近，差的是‘創新’和‘新意’，是人的素質。就以女孩子為例，紐約的女孩子特別講究氣質或者STYLE(風格化)、個性化，很獨立。講究健身，講究對事物有獨特的看法，很潇灑。而上海的女孩子健身意識比較淡，講究的是漂亮，現在又加上了一個‘味道’。而紐約的女孩子講究的不是你的臉蛋怎麼樣，而是你給人的整體印象。”-
我在上海寫吃飯
◎番茄蛋湯
說真的，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我為什麼會成為“番茄蛋湯”，當初只是好玩，幫朋友寫了幾篇關於餐廳的文章，沒想到一發不可收拾，上海喜歡吃番茄蛋湯的人越來越多。
不過最開心的事莫過於文章出來後，到我寫過的飯店沒事一起和老板偷著樂，前提是這家餐廳的確很不錯。我開心的是我寫文章能獲得這麼多人的肯定，幾乎每次我介紹的主要的幾個菜都會被清空。
有個留學加拿大的同學，以前在學校的時候我們就屬於很鐵的那種。每次他放假回來，總會叫上我到他家附近的一家小店裡吃飯。
這種小店在現在看來，可以說是毫無特別之處，也談不上有什麼特色菜。設備很簡陋。裝潢幾乎沒有，面積很小，最多可以坐十幾個人。價格不是最便宜，比排擋要貴一點點，兩個人幾十塊錢也可以吃到蠻多的東西。在現在請客吃飯的過程中，已經慢慢被淘汰出歷史的餐桌。但對很多時尚的年輕人來說，這些菜永遠要比山珍海味吃得慣，因為下飯。
這家店的主人是一對夫妻，老婆是掌勺的，老公是“大堂經理”，做出的菜就像他們的為人一樣樸實但有味道。
我不知道好吃的含義是什麼，只知道，吃過一口想吃一盆的那種菜是好吃的。不是少的就好吃;不是貴的就好吃。說得誇張一點:人不分貴賤，菜也不分貴賤。這種餐廳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在上海，川菜館最近在這段時間裡真的是發瘋了，開了一家又一家，本來有幾次想到不做川菜的飯店吃飯，但走進店堂坐下後，發覺又上當了。前幾天坐車到虹橋，在延安路高架，定西路處看到一塊店招，名字很特別——“雞雞蛙蛙”。看他的名字想應該和川菜無關。想不到這家店還是做川菜的，實在是有點失望。不過看在它的裝潢的格調是我所喜歡的那種份上，就馬馬虎虎吃它一頓。但沒想到一吃就吃出很有趣的東西。讓人記憶最深的東西上桌了，是什麼呢？昆蟲大拼盆，48元。栩栩如生。女孩子一片尖叫聲，我的心裡也咯噔了一下，不會吧。以前也吃過蠍子和蠶蛹。但這次除了這些外還有螞蚱、螞蟻和豆蟲，全是油炸的。螞蟻女孩子還勉勉強強可以吃幾口。可其余幾個家伙，幾乎沒人敢吃，我只能充老檔，硬著頭皮每種吃了一個。蠍子幾乎沒有什麼味道，又香又脆。吃蠍子對人體的好處是去風濕和美容。螞蚱腿比尾巴好吃，原因很簡單，腿沒有尾巴這樣怕人。豆蟲，如果不告訴我是豆蟲，味道非常好，有很濃的豆香味。
有一個大三的學生，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來吧”的老板。19歲的她看上去更像16歲花季，天真，爛漫。
“來吧”有一個親切的名字，一群富有活力的年輕人，還有一個剛剛開始的夢想。
這個酒吧像她，每一件裝飾品，布局和顏色都是按照她對酒吧的理解而設計的，就像她一樣，充滿著執著和堅定。音樂和朋友在她的生命裡是不可缺少的，她的生命因為有了音樂而精彩，她的生命因為有了朋友而燦爛，她開店的原因就是那麼簡單。
她和她媽媽從江西到上海，在她讀初中的時候，搖滾已經成為她生活中的重點，而開酒吧的夢想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來吧”沒有衡山路酒吧的豪華，沒有巨鹿路酒吧的喧鬧，有的只是一種隨和，把所有的客人都當作是自己的朋友，不會感到太拘束。整個酒吧最醒目的是樂器，兩把吉他和一套鼓，沒有固定的樂隊表演，每天都會有樂手自彈自唱，來表演的人大都是老板的朋友，或者是客人。
雖然“來吧”飲料和酒的價格並不是很高，10～25元左右，不知道什麼原因，這裡的生意不怎麼好。無論如何，“來吧”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地方，或許以前，人們不知道“來吧”的故事，不了解一個女孩子的夢想。但現在，希望這個夢想能夠延續下去。
現在上海的餐廳起名字，實在讓人搞不懂，千奇百怪。有些地方，看店名還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的干活，就像我起文章的標題一樣。
華山路上WALA
WALA餐廳，門口很亮的霓虹燈也就這幾個字母，叫人如何看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然後坦坦然然地進去。如果讓我猜，最有可能的一定是酒吧。
WALA WALA餐廳的全稱是WALA WALA世界拉丁音樂餐廳，感覺就像宇宙牌香煙，聽起來很是宏偉。
有一家餐廳在新閘路和常德路的交叉口，它的香港大廚很年輕，而且非常腼腆，請教的幾個問題基本上要別人協助才馬馬虎虎聽得懂講些什麼。也許他剛到上海，人生地不熟，還有可能他對他自己講的國語沒有太多信心。為了讓他有那麼一點信心，我也只能善意地欺騙他一下，對他講了一句廣東話:“吾關系，我識聽廣東話。”聽到這句，這位老兄講話果然流利很多，用廣東話。
這樣年輕的香港大廚很少見到，不僅因為年輕，還因為這家餐廳的一個老板是蔡瀾先生，開張那天，我去了，和蔡先生聊了一會，聽到最開心的一句話——懂得吃的人是越吃越瘦的。和吳佳麗聊到了毛蚶，她的最愛，整個人花枝亂顫，雖然年歲已是不小，面上皺紋幾乎不見，總結:保養皮膚多吃生的東西。
粗菜館是這家餐廳的名字，總部在香港，很多明星都去那裡吃它的炒豬雜、香辣魚腩和豬油撈飯。過幾天我去了，點了這幾個菜，外加了東坡骨和豬頸肉。炒豬雜確實不一般，魚腩味道不錯，其余幾個還算及格。雖然是蔡先生開的，但還是要實事求是。
有一次去報社對面的小籠館吃午餐，發現對面幾個北方朋友也在吃小籠，不過吃法有點特別，先把裡面的湯去掉，再吃，我實在不懂，為什麼會有這種吃法，後來請教了幾個北方朋友才知道，北方人不愛吃湯。-
半國際主義城市
去年初，崔健結束了在上海的亞洲音樂節上的演出後，帶著自己的小號去了上海最出名的爵士吧棉花俱樂部，他沒有在台下給自己找位子，人們愉快地看見他直接走上台，開始吹奏爵士。
上海的爵士迷每周至少要去這三個酒吧:星期天在茂名路的爵士布魯斯，星期一在波特曼酒店的Ritz-Carlton酒吧，而爵士迷們最喜歡星期二去棉花俱樂部。Ritz-Carlton的音樂總監丹尼·伍迪(Danny Woody)說:“在中國，爵士樂熱潮又開始了。特別是在上海。”伍迪曾經在北京的爵士吧Big Easy呆過兩年，他說，“5年前的北京，到爵士吧裡的大多數是老外，現在是中國人占了多數，他們很多人是成長中的中產階級，他們真的喜歡爵士，也懂爵士。”上海薩克斯管演奏家肖路說:“以前我們都希望在國家樂團裡找個穩定工作，現在音樂系的學生都往爵士吧跑。”和西式餐廳在上海迅速增長一樣，爵士吧也開始多了:或許這不過是酒吧市場的小策略，但是對玩爵士的人來說，是好消息。
3月1日晚，馬友友在上海大劇院進行了德沃夏克專場音樂會，上海是馬友友2002年亞洲巡演的第一站。這天，幾乎所有被采訪的上海人都提及這場音樂會:你去看了嗎？某種程度上，爵士樂似乎正在轉變成又一種版本的古典音樂:一種公認的由一個廢棄的風格占大多數的保留曲目所組成的，由藝術家們為了一群在經濟上成熟的人和中產階級的公眾而演奏。上海人說，北京有搖滾，香港有流行音樂，上海人為什麼不能有自己的邁爾斯·戴維斯？
北京的酒吧正流行視覺系樂隊“二手玫瑰”，他們的歌詞幾乎就是一個接一個黃段子。東北土產二人轉也在北京演出了，那更是直截了當的出口成“髒”。“上海的酒吧有個缺陷:不像北京酒吧在音樂方面很有原創性，這也是上海的缺陷，不夠多元化。上海似乎特別容易和消費主義結合起來，它做得特別快也特別好。但是像北京這種哪怕粗糙點，但是有活力的東西，上海很少。”包亞明說，他是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曾經負責一個關於上海酒吧的課題研究。
上海的電影院今年計劃擴充。徐家匯的永樂電影城、柯達超級電影世界從設備上說都堪稱豪華，它們在上海甚至在全國的票房也始終占據前兩位。上海的擴充計劃中包括再建造10個具有超過10個放映廳的電影院。“從硬件上看，電影院的檔次規模已經全面超過香港，但上海超過香港了嗎？除了主流的A類電影，我還能看到別的B類電影嗎？或者一般人不看的電影？當然這和檢查制度有關系，但國際化都市最重要的一點是它的多元性以及對多元性的容納，任何多元性的東西在全球性都市裡都能找到它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而上海在這一方面比較薄弱。從這方面來說，你可以說上海的國際化是膚淺的。”包亞明說。
以下是一份上海大劇院2002年排出的海外節目單:古巴芭蕾舞團《唐吉诃德》(5月)、全版百老匯音樂劇《悲慘世界》(6月)、以色列小提琴家伊薩克·帕爾曼(8月)、法國馬賽芭蕾舞團新作《羅丹的情人》(9月)。英文雜志《That’s Shanghai》的藝術與娛樂版編輯林慧心覺得這樣的演出多少有些悶人，雖然上海大劇院的選擇無可厚非:這樣的選擇比較安全，能夠保證票房收入。但林慧心還是稱之為“保守的國際化”。
林慧心描述在上海“舒舒服服的，走在街上就覺得有很多東西看，特別有娛樂性，我喜歡喝Orgren Tea這個牌子，在上海很容易能買到”。這些便利似乎過於唾手可得，林慧心注意的是目前呆在上海的外國人和在北京的外國人似乎並不一樣——一個英國BBC駐滬記者經典地形容“上海是一個舒適的中國”。上海在1942年曾經有15萬外國僑民，1949年還有28000人。如果去問年齡比較大的上海人“你的外語是怎麼學的？”他可能會說:“我家對面就曾經住過一個白俄。”根據上海外事辦的統計，目前駐上海的外國人有26000人左右，他們在上海的時間大多不會太長，林慧心說:“我對這個城市沒有歸屬感，它很方便，但缺乏強烈的吸引力。事實上廣州有時候會表現得更加國際化，廣州人的生活態度放松得特別徹底，也很可愛。”-
上海與香港藍調
一個“百萬富翁”式的題目:倫敦可以和哪個城市互為雙城？傳統答案，巴黎。如果說上海和某個城市出演雙城記的話，可供選擇的答案包括北京，香港，台北，東京，巴黎，甚至加爾各達——曾經有印度學者討論過上海和加爾各達的後殖民化城市問題。
上海人說跟中國城市有什麼好比的？弗搭界。我們願意跟紐約比。
香港卻被上海搞得有點奇怪。去年10月底在香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東亞高峰會，香港特首董建華特地說:“香港不會被上海取代，因為香港人一直很勤奮努力，香港會一直領先上海。”今年初，香港貿易發展局發布了《滬港雙城優勢報告》，首席經濟師梁海國說香港和上海都是推動亞太區發展的主要動力，更是通往中國內地的大門，彼此是策略伙伴過於正面交鋒的競爭對手。香港仍然是上海最大的外來資金來源地，上海目前正致力於發展為一個面向國際的經濟中心，香港則朝著世界頂級城市的目標推進。如果香港、上海按照過去10年各自的平均增長速度發展計算，上海需要15年才能趕上香港的生產總值，20年才能追上香港的人均收入。香港由此很焦慮，擔心自己的花樣年華已然逝去，未來是上海的。
香港的焦慮，或許恰恰是因為香港一直都有上海情結。李歐梵在《上海摩登》裡認為上海曾經和香港互為他者，它們是兩面帶有同質的鏡子。如今的上海則使這種鏡像變成了雙重的:香港長期以來一直是以老上海為藍本，而新上海看上去像是香港的現代或者後現代復制——在硬件方面尤其明顯。令人吃了一驚的是，1980年代香港那種到處洋溢著機會和自由的快樂夢想似乎也開始彌漫21世紀的上海了。
香港中環的蘭桂坊是一個高度貴族化區域，充滿了以異國情調命名的新潮酒吧和餐廳。
香港詩人梁秉均在《蘭桂坊的悲哀》裡流露出對全球化壓力在城市中刻下的印記的情感反映，對梁秉均來說，蘭桂坊體現了香港的混血文化:“東方和西方，過去、現在和未來，它們都自由地、雜亂地填塞在這裡。”它制造了一種“各色人等來者不拒的開放空間”的形象——包括外國移民和當地人，旅游者，藝術家，年輕人。然而，這一形象不過是對熔爐意識形態的程式化的重復。在1992年新年夜的事故中，有20個人在蘭桂坊擁擠的人群中被踩踏致死，之後，香港政府力圖整頓這個地區。梁秉均提供的故事是對全球化壓力感傷的闡述，它記錄了那些除了全球化主題公園之外另有期望的人悲哀的原因:“蘭桂坊總是讓我想起香港。我們擁有的空間是一個混合的、雜交的空間，一個擁擠的、危險的空間，即使在危難時刻也像狂歡節一樣，如同天堂，但是又與災難相去不遠，很容易進入，也很容易被政治、經濟和其他力量盜用……這個對我們開放的空間也非常容易讓我們感到迷惑。”
王家衛是5歲時離開上海的。“我為什麼要對上海有興趣呢？我自己看到的上海的記憶是我外祖母的家，”“我也不懷舊，根本無舊可懷。我感興趣的是空間。”
王家衛用攝影機來描述香港，他試圖用個人的眼光來描繪城市以便在它永遠消失之前給香港記錄一個真實可信的圖像。“很多人問我《重慶森林》是不是我寫給香港的一封情書。可是我沒那麼浪漫。對我來說，它就像一部日記或者一張地圖。所有情節都是按照這個空間的邏輯設置的。如果你看了《重慶森林》之後再去香港，你就不會迷路。”
在王家衛的電影裡，香港光鮮動人的神話空間就被那些破爛建築的店面、稀松平常的公寓和廉價的快餐店代替了。吸引國際投資者和游客的地方可能距離阿菲、警察633和223並不遠，但實質上確實他們在城市中的徒步生活經驗是遙不可及的。在衛慧的小說裡，陝西南路的陰陽吧分為上下兩層，穿過長長的樓梯下去，位於地下室的跳舞場呈現一種快活的氣氛，這個酒吧充滿了酒精、口水、香水、大麻、腎上腺激素和身體交易的味道。在小說裡熱鬧非凡的陰陽吧現在看起來客人不多，裝修還是數年前的，頗為冷落。陰陽吧的老板程梯米身體不好，帶著心髒起搏器，他輕言細語地說:“我打算告她，大家都做點廣告。”
仿佛香港電視台的老牌節目《尋找他鄉的故事》，程梯米自稱是“最後一代香港上海人”:父母是上海人，20世紀50年代移民香港，程梯米在香港長大，去倫敦受教育，1992年3月來上海，如今定居上海，每年回香港過春節。
上海目前有20萬台灣人在上海工作或學習，定居人數超過2萬人。而香港政府最近對香港市民的一項調查表明:70%的香港人願意降低10%左右的薪水到內地工作，44%的香港人選擇上海，9%的人願意去北京，選擇廣東的占22%。上海成為香港人首選的城市，對行業選擇方面則是服務行業占的比重最大。
“香港人是實在的、拼命的、富於理性的，但在精神上少了一點浪漫和夢幻。上海這個城市同樣現實，但是在晚上12點以後，這個城市有一種月亮的美，很漂亮。”當然對程梯米來說，為上海付出的代價未免太高了。在上海的十年裡，他開過酒吧、中東餐廳、美發沙龍，甚至游戲廳，投入800萬元，如今剩下的不多。
“這十年的改變，就是我的酒吧裡的客人都去別的地方了，市場越來越壯大，但是真正懂PUB的人還是沒有多少，還是不理性，不成熟。”“另一個改變就是紅雙喜從2元6角一包到了8塊錢，大家都抽國煙不抽外煙了。”
關於上海，程梯米有自己的解釋:“其實所有的投資者都是賭徒，90%的投資者都輸了，沒有鈔票拿回家。這些鈔票都變成這裡的人穿了什麼衣服，住什麼房子，零用有多少了。現在上海人都到位了。”
出人意料地，程梯米認為自己並非失敗者，“我不打算離開，所以我不是輸的人”。他說，“這不是純數字的計算，我得到了經驗。這種經驗對於回歸之後的最後一代香港上海人是很豐富的。這些就是我的資產。上海就是這麼一回事，整個世界也是一個賭場。”他有些悲喜交織:“你看上海這些高架橋，多漂亮！這裡面也有我的貢獻呀！”
三、
陳天橋:心存敬畏的億萬富小子
2001年春節以後，陳天橋覺得自己的身體像“中了邪”，心髒膩膩歪歪老不舒服。這個1973年出生的復旦大學經濟系畢業生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心理，“我喜歡聽好話”。所以陳天橋從自己租住的公寓中搬出來，搬進裝修好的新家;據說他的盛大網絡發展有限公司也要喬遷。這些都是為什麼？因為風水問題？還是他代理的網絡游戲《傳奇》每個月的銷售旺盛，眼看著今年他的身價就過億了？
陳天橋的生意開始於1999年11月做的動漫網站stame.com。最初想做一個卡通虛擬社區，後來轉向做網絡卡通，目標是“網絡版的迪斯尼”。這樣的創業狂想跟70年歷史的迪斯尼相比，“我們後來明白自己沒有一個先天的著名的卡通形象，也沒有資本，想做一件我們不能做的事情。”陳天橋說。
但是這個stame.com受到急於在國內投資的中華網的青睐。1999年12月，中華網CEO葉克勇與陳天橋見面後臨上飛機前對手下說:“stame.com我要定了，你帶上簽好的合同回來見我。”這樣，陳天橋在2000年1月拿到了中華網300萬美元的投資，中華網得到的是相當於它總浏覽量30%的PageViews。當然stame.com的浏覽跟其他網站的浏覽量一樣沒有能給公司帶來實際贏利。到2001年6～7月間，300萬美元中只剩下100萬美元，陳天橋的大卡通戰略:游戲、雜志和Flash廣告被迫刪改，公司的員工從50人裁減到20人，所有非游戲部門的隊伍被全部清除。
決定做游戲之後，陳天橋打了兩個大算盤:先組織了一個隊伍，打算從開發設計開始做一個自己的游戲，後來陳天橋到韓國之後打消了這個念頭。“韓國把網絡游戲當一個國策來發展，已經領先中國兩年了。”陳天橋說，他想到韓國找來一個游戲做中國的代理。結果陳天橋找到的《傳奇》先期要交30萬美元的安裝費，為此他和中華網打了一架，因為中華網拒絕給這個游戲投入。其中的分手細節還不得而知，但是陳天橋拿回了公司所有股份，並且仍然保留了至少30萬美元拿到了《傳奇》的代理。
未經證實的數字:陳天橋說《傳奇》游戲平均同時在線人數是12萬，按照每人一小時花費0.29元，陳天橋每天的游戲收費流水是83萬元，扣除游戲卡銷售渠道代理費和給韓國游戲生產商的使用費，老陳同志要開始為自己掙的錢著想了。
讓陳天橋耿耿於懷的是:“《傳奇》開始推廣的時候，有人評價是個爛游戲;然後說游戲是個好游戲，可惜一個爛公司在做;最後也不說公司如何了，就說我們是撿了一個大元寶。”事實上，陳天橋獲得了韓國游戲生產公司發出的“最佳運營獎”，“我們的營業額是游戲總營業額的百分之幾十。”陳天橋說，“占有客戶的大運營商，同樣可以購買生產商。生產商並不是永遠坐在價值鏈的最高端。”誰是失敗者？
唐海松絕對是上海的異類。他不穿西服，頭發一般是摩絲支撐著的立體形狀，脖子上系著絲巾。在億唐的“明黃一代”概念即將推出的前期，他會把手下叫進自己的屋子，把腳翹在桌子上，問:“你知道明天的上海是什麼顏色嗎？是黃色！”
其實唐海松並沒有犯黃色的忌諱，關鍵是上海人不但不清楚他說的黃色是什麼意思，而且也不喜歡他要用黃色完成在互聯網投資退潮期抓緊時間努力上市的努力。唐海松和合伙人創辦億唐拿到4000萬美元的風險投資，怎麼說都是一個壯舉。但是在上海，甚至在北京，人們對億唐公司在實際經營中缺少業績都用另眼相看。
如今唐海松緊急剎車、裁員節流，把公司從梅龍鎮寫字樓搬到了威海路一棟4層的居民住宅樓內。酷哥唐海松從這裡開始下一步創業，用剩下的2000萬美元想把“明黃一代”的時尚生活實業做起來。
在億唐的新辦公樓裡，億唐牌的黃色小包等各種用品已經制作完成，唐海松閉門謝絕媒體采訪。公司員工說:“他跳躍性思維很快，我們都跟不上。”唐海松推薦了兩個年輕人接受記者采訪，做現代中國式家具、園林的陸鑒然和做模特經濟演出的方華。
26歲的陸鑒然1994年從復旦大學國際貿易系畢業，一個偶然的機會出來做家具、園林行業，在上海長樂路租下一套帶院子的老房子。顧客唐海松光臨之後，對陸鑒然的生意產生了興趣，馬上要陸鑒然做一份更大的完整的商業計劃書。方華是北京人，新絲路模特公司模特管理部經理，做過馬艷麗、謝冬娜、岳梅的經紀人。今年2月，億唐公司與方華投資注冊了上海火石文化經濟有限公司，並簽下了李艾、韋傑等幾個模特演藝新人。
創業是艱難的，在沒有成就以前，對唐海松的評價是“不務實”;做成了呢，是一個創造力大的年輕企業家。但是在上海，唐海松能做的事情有多少呢？
在上海灘誰最能干事情？復星的郭廣昌？中遠的徐澤憲？
“誰說他們好了？做好了就不這麼折騰了。我們都是那些年畢業的同一撥，混得好的早沒聲音了。”高利民說。高利民是上海為數不多的“新經濟”強力鼓吹者，現在口風已不像他和柳傳志在央視那次著名的“光腳的和穿鞋的”對話那麼強勁了，他和那個占據上海股市財經信息網絡頭牌的“證券之星”一直沒有落地。一方面在業務上，公司到底是做財經資訊還是做證券網站的ASP，還是這兩個方向都不好;另一方面最關鍵的是一旦最受投資者眼熱的證券交易牌照無法拿到，其他業務能夠受到投資者多少青睐就很成問題了。
高利民顯然不認為上海是他希望的那個新經濟的好土壤，他說:“上海是全國尋租成本最高的地方，每個企業的空間就那麼大，大家都要踮起腳尖跳舞。這跟上海原來的居住環境一樣，原來大家都住亭子間，所以人就有精力在家裡斗啊。北京那麼大的地方，他不需要在家裡斗。”
新經濟的殘酷文質彬彬得看不見血，“在熱潮期，我們最大的便宜就是拿到了廉價的投資。也許只要付出平時50%的股份，就可以拿到100%的投資。當然對於一些投資商來說，他們的代價就高了，有時候甚至血本無歸。”攜程網的CEO梁建章說。邵亦波是上海著名的大頭神童，梁建章是另外一個。梁建章的部下私下做過一個比較，結果好像是梁建章更大頭一些。
但是頭最大的是葉鋼，目前在永嘉路627弄口賣彩票的前百萬富翁。葉鋼還欠著30多萬的債務，現在每個月可以掙到6000元左右，逐步還下去還要十幾年時間。1988年，29歲的葉鋼去了日本，理由是深造。“所謂的深造也談不上。說白了，就是為了掙錢的目的，為了養家糊口吧。”葉鋼說。三年後，葉鋼帶著50萬辛苦血汗錢回到上海，開始了他驚心動魄的7年冒險。1991到1992年，葉鋼在郵市上獲得了100萬元利潤。隨後到1996年，這些錢在期貨投資上賠了個干淨。剩下的是1992年殘留的一些郵品，“跑到郵票市場，有很多人認為我又回來了。問我帶多少資金回來。我就跟他做了一個手勢，我說我永遠是從零開始。”葉鋼說，他又一次開始了在郵票市場的瘋狂炒作，成了當時赫赫有名的大莊家——“小黑皮葉飛”。據說高峰時，他手上的資產近千萬元。1998年，葉鋼折在他囤積的“玫瑰片”上，再次一文不名，家裡閣樓上還存著那些致命的明信片。他能賣彩票，也是因為下崗職工的身份得到了救濟性工作。
葉鋼夢想著中國，至少是上海可以開放博彩業，以他的“職業身家”再來一次。他還以違章出售聯體明信片為由，狀告貴州省郵政局，希望從那裡找回一些狂賭郵品的損失。這次起訴當然沒有成功，在規矩越來越多的社會中，曾經的“小黑皮葉飛”東山再起的機會越來越小了。葉鋼的失誤在於沒有把握住機會把原始積累轉換為新的投資，沒有在富裕之後及時從一個16歲即離開中學闖入社會的莽雄洗心革面成為新的資本家。像葉鋼這種對財富的原始沖動在上海越來越不野蠻了。
一個聽完了葉鋼故事的上海人說:“我並不贊成說是他今天一貧如洗，我覺得錢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價值。他16歲自己去獨闖天下，做的都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沒有做過的事情，我覺得這是很前衛的。當時我們都在念書，而且什麼都不懂，根本不敢走向社會。除了在課堂裡學習，什麼都不知道。他經歷了那麼多的風風雨雨，而且當時確實很有收獲，我覺得我很敬佩他這一點。”
(十分感謝簡、葉蓉、潘向黎、胡錳、薜莉、羅榮對本文提供的大力幫助)-
冒險家種種
葉鋼:“小黑皮葉飛”
問:“當時你在郵票市場有一個綽號，叫做‘小黑皮葉飛’，為什麼？”
葉:“我本來臉比較黑一點，始終被人誤解，被人誤解也是我的命運。我為什麼起名葉飛呢，我想有朝一日我能高高飛起，所以起了個葉飛。綽號只不過是人家看我的外表而起的。”
問:“你做期貨、做郵票、做股票，每次都是喜歡把自己所有的資金都投入，滿倉操作，有些人覺得你不是在投資，是在賭。”
葉:“可以這麼講，賭。我總結了一條，就是今後的投入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計劃，按照自己的止損點去做。任何事情有個ABC法則，把任何事情分成三份投入，這樣比較來得好一點，也許不至於失敗。”
問:“跟你聊天，我覺得你比較憂郁，跟你十幾年的幾番風雨有什麼關系？”
葉:“那當然了，每個人假如遇到這種失敗，都有不同的壓抑感。說白了，我目前的情況只不過是手上有這麼些貨(郵品)，也可以說是一貧如洗。當然我還是在等待機會，有朝一日我還會重新再試一下。”
問:“現在你叫葉鋼，還是最開始你的本名就叫葉鋼？”
葉:“我的本名叫葉志鋼，志和鋼這兩個字，它永遠伴隨著我的左右。可是現在光有志氣沒用，現在現實當中需要的是錢來支撐我的志。”
問:“你從日本回來以後有50萬現金了，如何投資，如何讓這筆錢再生錢，有沒有跟家裡人商量過。”
葉:“我惟一的最大的失敗根源，就是沒有跟任何人商量過。好像我有種我行我素的感覺。今後有機會，還是以商量為主。”
葉鋼姐姐說:“他做任何事情不跟別人商量，你問他，他也說不出一句話。我幾次提醒他，你做什麼事情都要小心一點，你是外面跑跑的，從很小年紀就好像出生入死自己去闖世界的啦，應該對人有個認識。但他從來不跟家裡人商量，自己想到做什麼就做什麼。”(以上對話引述自上海衛視節目《財富人生》)
徐滬生的“爛雜志”理論
徐滬生，1970年出生，復旦大學哲學碩士。2000年10月，創辦《上海壹周》，任執行副總編。該報在一年當中成為上海“小資”消費的必讀報紙。隨之徐滬生突然辭職。2002年1月，創辦《美家買樓王》，任執行副總編。
問:在成功創辦時尚周報《上海壹周》之後，你為什麼突然轉向一本不起眼的房地產雜志《美家買樓王》？
徐:不起眼，正是我轉向它的一個考慮因素。要我選擇最值得運作的媒體，我會首選電話黃頁:沒有一個字的敏感內容，廣告量巨大，關鍵是可以公司化，產權清晰，資本運作、上市、MBO，什麼都可以。但是電話黃頁輪不到我們做，所以我選擇信息加工類媒體——照一個做新聞的朋友的說法是“垃圾媒體”。我認識的厲害角色，都在做綜合日報、財經報紙、精品雜志，正好把市場讓給我們這些沒有新聞理想的人了。
問:那你不是被迫轉投“垃圾媒體”的？
徐:有個腦筋急轉彎的老題目:一噸棉花和一噸鐵，哪個重？媒體也是一樣，財經媒體的100萬利潤，和“垃圾媒體”的100萬利潤，哪個多？
市場前景一樣廣闊，後者的資金投入卻比前者要小得多。而且各方面關注度不高，政策限制也少。都是替國家做，同樣的錢，我寧願賺不那麼讓人頭疼的那種。另外，萬一將來政策松動，先放開的，應該是信息加工類媒體，而不是新聞類媒體。
問:做媒體不和資本以及其他社會資源結合？
徐:我見過太多媒體和資本結合的案例，媒體經營者惟一的收獲，往往只是多了一個難以溝通的老板而已。其實媒體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可以“炒樓花”的行業，並不是惟有資本家手裡才有錢。辦《美家買樓王》，我們的上級主管——上海文藝出版總社沒有投一分錢，我們也沒有找任何投資商。我們做了概念版，就開始招商，然後和廣告總代理簽三年合約，用他們的預付款進行運作，然後再幫他找二級代理商，替他找錢。現金流設計好了，就可以正式啟動。
問:這麼就小避大的原因是什麼？。
徐:在很長一個時期內，哪怕競爭表面上很激烈了，優質的特別是能賺“快錢”的媒體，還是會非常匮乏。各類廣告公司、媒體代理公司，是我眼中最理想的“投資商”，而且他們不要任何股份。當然，你要有完善的方案，一整套的的執行方法，以及好的團隊，讓廣告公司的老板們願意跟你搏一把。因為近乎賭博，所以壓力也非常大——它要求你能賺“快錢”。一旦別人半年，甚至3個月做不到生意，就會逃，他一逃，你的資金鏈就可能斷裂。這很殘酷，也很刺激，沒人陪你玩戰略游戲，指標是第3個月能進多少，第6個月能不能持平。幾千萬、幾個億的大項目，這種模式也許不適用。但是有那麼多中小生意可以做，又何必非大生意不玩。
張旭東:“快絕種的上海人”
“說起來，我是上海那類快絕種的本地人。從我上數五輩，父母方都是上海本地人，但是我兒子就不算了，因為我夫人是外地人。我爺爺那一輩是虹鎮老街人，現在和平公園、魯迅公園都是張家的土地。上海建造中蘇友好大廈(現在的上海展覽館)時候，我爺爺張仲年是中方的總建築師。大廈尖塔是镏金的，需要水銀打底。爺爺去查看時沒帶防護罩，結果水銀中毒，沒幾年去世了。父親是華東建築設計院的高級工程師，1982年我考進了上海交大工業外貿系。
“1988年，我帶著110美元到美國，一直是極自卑的。當時最恨的就是台灣老板，我干的都是最苦、最賤、時間最長的活，但是每小時的薪水只有2美元。但是現在我覺得這老板還是不錯，因為他給我機會了。現在上海的本地人，寧願拿‘救濟工資’，大學畢業也就是1500到2000元一個月的工資，頂天了到2500元。我們公司主要中層干部，主要干活的員工都是外地人，我就喜歡這樣的‘苦大仇深’的人。”
張旭東畢業後當到了美國第二大私營公司Koch的國際融資部主任，亞洲分公司的首席財務官。
中華網給安家網的投資基本花完之後，張旭東找到一家北京的同行網絡公司談合並問題。“一個多月下來，哥們兒也交了，桑拿也一起洗了，什麼條件都答應了，可是臨了那老兄來了一句話，‘哥們兒，不行了’。按照協議是7月28日對方應該打款100萬美元給我，到7月24日，對方告知我們要推遲付款。我知道這單完了。然後在2000年9月，上海一家上市公司(它目前正經營著上海一個足球俱樂部)找到我們，開口要了一個價錢，談到收購後的董事會構成、以及股票的轉讓形式，一切都只要我答應就沒問題了。但是條件實在太苛刻，我除了保留一點點股份，其他什麼都沒有啦。最後我們從新加坡的TDF公司引了一輪小資，我還是公司的控股股東。”-
雇員之城
為什麼上海是一個雇員之城？並不是說上海市的雇員數量比其他城市多，而是說這個城裡的人更安於當雇員，想當老板的人比其他地方少。
明基公司的中國營銷總經理曾文琪在大學做演講傳播為商為人之道，遇到學生問他是否支持大學生創業當老板。“我心裡是反對學生創業的。按照一個正常概率:學生畢業後先當學徒，十個學徒中一個成為專家，一百個專家中有一個導師(部門領導)，一千個導師成就一個領導(企業家)。但是的確有比爾·蓋茨、邁克爾·戴爾辍學當老板。那時這兩個老板的父母都反對，但他們自己想得很清楚，覺得一定要這麼做才行。所以這不是一個要問的問題，一問就說明你當不了老板。”曾文琪說。
曾文琪是台灣地區人，由他來說上海人如何，籍貫上不對應。說起上海雇員之城的名聲是宿命還是競爭力的表現就褒貶不一了。
"我小時候全家都用一種東西，上海人叫做‘假領頭’——上面的領子是完整的，但下面不是一件完整的衣服，而是一件小背心樣的東西，穿在正衫的裡面。如果脫開來，效果會很不堪，但是外套扣子扣好，一個漂亮的領子襯著，會很干淨、體面，戴上領帶跟穿著襯衫一樣。這絕對是上海的發明:在當時經濟而實惠。現在這種可笑可憐的服飾當然早就被淘汰了，但我總覺得那是上海人某種氣質的一個表征，是作為一個曾經的雇員城市的心態遺留——我們都是體面的小市民，我們都是‘洋裝癟三’。”魯西說。魯西是上海某廣告公司媒體部總監，她說:“我爺爺解放前在海關供職。在舊上海，在海關工作被稱為‘金飯碗’，而‘銀飯碗’說的是在銀行工作，因為這兩者工資高、穩定而體面。上海老百姓，最擔心的就是被‘砸飯碗’。競爭太激烈了，你不干，自有一大堆人等在門口，於是，在高壓下，上海人養成了一種高度的職業緊張感。這種緊張感漸漸成了一種心理習慣。我老公前幾年辭職，他父母知道後憂心忡忡，他父親甚至勸他:‘算了，做下去好了，再不好，總算有個單位’。他自己好像很堅決，但後來告訴我，辭職後第二天，他做了個噩夢:找不到下一份工作，沒有收入，急得大汗淋漓。天生的‘雇員情結’，你說怎麼辦？”
戴宇舫是達美高廣告公司的創意總監，公司做菲利浦照明、羅氏制藥這樣的國際客戶。之前小戴的客戶是拜耳制藥，而且那是真正的“自己”的客戶，小戴和其他兩個合伙人一起創建了那個廣告公司。為什麼不當自己的老板了呢？“你知道，我們那個雖然也是廣告公司，但畢竟比大公司還不同。我覺得應該回大公司，那裡的的團隊、資源更好，不能離開這個行業太遠了。”
就是說小戴重新當雇員的理由是:小公司可以賺錢但是不能保持進步，賺錢的日子有限;大公司可以保持不斷進步，掙的錢也足夠。從事業發展的角度來考量，還是在大公司更加有利。
張愛玲說:“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裡有一種奇異的智慧。”
“上海人的智慧是適應的智慧。”魯西說，“當然，只有雇員適應老板，沒有老板來適應雇員。上海雇員最會察言觀色，好比現在我所在的公司，私營老板當家，老板臉色不好絕對沒有人敢拿預算來說事兒。否則，不用老板罵，自己就先覺得自己‘拎勿清’——不明白事理。在上海，‘拎得清’是基本的生存智慧。我以前公司的一個外地來的同事就非常的‘拎勿清’，在一個老板出席的客戶招待宴席上，一個客戶津津有味地談起了神秘現象，我這個同事是個司馬南一樣的無神論者，而且痛恨偽科學，當下就‘拎不清’起來，跟客戶較真說起這個話題來。客戶倒沒有明確說自己是個神秘主義者，但如果聽話聽音，就可以知道客戶對神秘主義頗有感覺。但是這個人，頭一擺，肯定地說:‘相信神秘主義的人腦子都有點問題。’客戶當下臉色就有點不好看。很快，這個人就被炒了鱿魚。”
十年以前，小戴從機關辭職進了奧美廣告，後來又進麥肯光明廣告公司。“十年前的奧美，公司有很多的培訓，把公司關起門來不做業務的培訓也是有的。現在就很少了，公司和員工都很功利了。其他公司什麼都沒做，憑什麼要給你降價呀。前幾天去了一次德國，那邊拍一張照片超過1萬歐元，也就是8萬塊人民幣;在上海拍一張照片，給800塊好啦。其實質量也不是1∶100的差別，這是拒絕這個行業呀。”
“我們自己經營的時候也想做大，但是我覺得這裡的辦事程序就是要把人變成小業主、小雇員。我們公司擴大注冊資金、增加合伙人，申辦下來讓你覺得就應該原來那樣，讓每個人都變成一個老板。這樣怎麼做呢？”戴宇舫說，“上海有點像日本，大公司是日本的經濟支柱。過去日本人一定想進大公司，就像上海人也想進大公司找好工作。最好的當然是大家都看得見的美國，允許大公司不斷擴張，也給個人創業機會。”
攜程網的CEO梁建章說:“我們在開始做網絡公司的時候，對高科技人才的依賴還是很重的，這就是北京有優勢了。但是現在我們轉向成為一個服務公司，上海優勢就出來了。無論是呼叫中心的電話生，還是服務經理，我都能在上海找到更多更合適的職員。外資進入中國最大的成本是代理成本，找到合適的代理人很重要，上海是最好的選擇。”
有人把上海的商業秩序成熟程度放在北京和香港之間，表明上海至少是一個合格的雇員源。-
契約之城
上海的歷史在哪些方面塑造了這個城市的特性？這顯然是個過於龐大的問題，《上海通史》主編熊月之先生簡要的概括了四個方面:“一是移民性質，讓這個城市充滿了競爭力。二是公共意識比較強，近代中國的司法制度，法院、律師都是上海最早出現的，這使得上海人養成了愛論理並且服從管理的特性。三是服務意識，從1843年開始，上海一直是個商業社會，計劃經濟在其中只是30年，這樣一個講究效率的商業社會使人們有更強的服務意識。第四，這裡的人們開拓性不強，大家習慣做職員，是一個職員城市。”
熊先生說，上海開埠之初能接納外國人，與之通商，是因為這裡有更多的商人，他們並不敵視外國人，而同時期的廣州，鄉紳與官吏的勢力大，他們不喜歡洋人。上海歷史專家許敏先生說:“上海這個城市是談判談出來的，租界的區域在哪裡，房子怎麼蓋，道路要修多寬，許多事情都是這樣談判談出來。英國人剛開始進來的時候，希望把居留地劃在當時的市區以內，因為當時市區的生活條件已經很好了。但道台不同意，覺得與外國人在一起難管理，於是就開始一點點地談。外灘的這一條路最初就是拉纖用的，後來因為太窄了，要變成一條馬路，就又開始協商，錢從哪裡來？誰的房子大就多出一點，房子小就少出一點。談來談去就成為契約。大家都不認識，通過協商形成公眾共識，然後就是大家如何來維護公共意識。這樣確定了這個城市的面貌，也形成了上海市民的公眾意識。”
1905年，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董事李平書提出建議，拆掉舊有的上海縣城城牆，改建馬路，緩解交通，而“城垣保存會”的保守商人不同意。兩年後，另有人與“城垣保存會”調解，提出折中方案，不拆城牆，再多開三個城門。1912年，上海民政部門在商人的要求下批准拆除城牆。從晚清到民國，城牆終於可以拆了，但麻煩接踵而來，一些城壕租戶組織“保產公會”阻擾拆牆，當局不得不出面調停;城根下有英國士兵墳墓，也需“外交斡旋”達成“讓路換地”;北半城路段與法租界相鄰，建成的“民國路”屬法、華兩界共有，為示區別，路面從中線劃開，外半邊是長條石，屬於法界，內半邊鋪碎石，屬於華界。
熊月之先生說:“我在美國曾經做過一個演講，講的是1897年上海小輪車工人的罷工，那一年，租界的工部局要給小輪車加稅。當時的小輪車還沒有輪胎，車輪是鐵的，工人多裝貨，一輛小車負重500斤到600斤，這就會破壞租界的街道，那時的街道都是磚石路，工部局要多收200文的稅來維護路面，小車工人就罷工，還和租界裡的警察發生沖突。上海縣的道台是支持小車工人的，道台要和外國領事商量這件事，外國領事對租界內部的事務要和工部局商量，最後各方商議的結果是提高運費100文，再由富人募捐支付另外的100文，租界裡的外國人因運費提高不干了，工部局的董事只好全部辭職。這一次罷工反映了這個城市的構成，租界裡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華界的管理，彼此的妥協，既要政治手段也要外交手段。上海後來之所以犯罪多，也和這種特殊的管理分不開，誰也不能越界辦案，但這其中也包含了對契約的尊重。”
事實上，對契約的尊重也就是對個人財產的尊重。老上海人以英國人馬立師的名字指稱他所擁有的廣闊的地產，哈同的發家傳奇也是契約關系的注腳——他以每畝20兩銀子買下的南京路在租界擴張的過程中漲了2萬倍，但這個腰纏萬貫的富翁會為了幾塊錢的房租在灶間裡磨幾個小時，“上海灘沒人敢欠哈同的房租”，這句老話反映了人們的契約意識。哈同死後，他留下的大筆遺產和收養的大隊兒女引起很長時間的法律訴訟，他的房產在歷史變遷中失去了，卻留下一部關於財富和契約的民間教材。
許敏先生說:“上海的歷史傳統就是契約意識和談判意識特別濃厚。上海市民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就和其他城市不太一樣，後來上海出了很多外交家，北洋政府裡的好多條約也是上海人去談的。從許多前人留下的筆記中，能看出上海人的歷史觀和道德觀，他們特別推崇那些講信用的人。比如我讀到徐元章的外祖父在‘一戰’前與德國人做染料生意，‘一戰’德國戰敗，德國商人都回去了，一批財產放在他哪裡，托他經營。後來德國商人再回來，徐元章外祖父把這些財產全部還給他。許敏說，“不是說所有上海人都這樣，但上海人相比外地人還是有一種強調信譽的傳統。信譽是公共道德的基礎。上海的市民意識建立在這種以信譽為基礎的公共關系傳統之上，上海人是在這樣的商業環境中進行的洗禮，所以做人一般先要弄清自己的位置。他們比較清楚自己應該在什麼位置上按公共規則生活，這就是遵守契約對自己與對他人的規定。上海人經常說的兩句話是‘侬拎得清伐’和‘濃曉得自個是啥人？’強調的就是契約規則。有時候它可能引向斤斤計較，但上海人計較得總是很認真。因為上海作為商埠的位置，人與人之間的公共關系決定了它的商業關系，它構成了這個商業城市的基礎。”-
第一高樓和內衣
南京西路的上海國際飯店，從30年代到80年代初一直是全上海最高的大廈，其頂端的旗桿中心位置曾被當作上海坐標系的“零”。80年代後，上海“第一高樓”的稱號被上海賓館、聯誼大廈、希爾頓飯店、波特曼商城、新金橋大廈輪流“坐莊”。目前坐落在浦東的世界第三高樓金茂大廈，幾年後也可能被它的“鄰居”——上海環球金融大廈超過。這座停工達4年之久、設計中高達466米的大樓有望成為全球最高樓。
圍繞這座大樓建與不建，一直存在諸多爭論，但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顧問何善權說，在陸家嘴地區修建三座呈三角形分布的高樓作為浦東、乃至整個上海的標志性建築，是上海市政府多年前就規劃好的方案。相對外灘而言，由於環球中心位於整個建築群三角形的遠角，因此上海市政府認為環球中心在高度上應超過建築高度420多米的金茂大廈，這樣景觀透視效果更佳。而目前，造價50億元的金茂大廈一直被經營不善、收益不佳的傳言困擾。
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商界人士稱:“在上海，只有一家大企業集團，那就是上海市政府。”從三座高樓的構想來看，他的這句話不無道理。
2001年年底，設計高度333米的浦西第一高樓——世茂國際廣場在南京路開工。此前，在一個有眾多企業家參與的首屆“南京路論壇”上，時任上海常務副市長陳良宇說:“南京路的新一輪改造，標志著它將迎來一個與時俱進的高起點開放與發展的新階段，意味著入世後的上海商業將會呈現出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態。”
但在2002年2月的上海政協會議上，計劃耗資180億的新一輪南京路改造遭到了質疑。來自上海金融系統的王恆道委員提出，南京路經過1998年的徹底改造，已獲得巨大成功。僅時隔4年，政府計劃再次投資180億人民幣重新改造南京路一條街，這至少在現階段是沒有必要的。
然而，上海的思路是把南京路建成具有世界級客流量、世界級商業收入和全球知名度的國際一流的商業街。據悉，一項將南京路全部搭上天棚的工程有可能實施，這顯然是模仿意大利城市米蘭的維克多·愛曼紐集市。而營造“蘇州河文化”的發展就是“黃浦江文化”，更大的構思是“一城九鎮”計劃，也就是建設松江新城，並把安亭、浦江、高橋、朱家角、奉城等地改造為“荷蘭鎮”、“意大利鎮”、“英國鎮”，市政府官員稱，“一城九鎮”與市區的“萬國建築”相呼應，將進一步體現出上海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風采，而參與規劃的都將是世界上著名的設計公司。
上海作家孫甘露說，當初法國夏氏建築與城市設計事務所設計上海大劇院時，考慮到了與周邊環境相和諧的問題，但大劇院建成之後，周邊的改造工程也完成了。在城市的高速發展中，一種規劃總被新的發展所覆蓋。而當周邊環境不斷變化時，發展往往就變成難以控制的一個越滾越大的圓，要控制它必須要有強有力手段。而手段越強有力，又越可能刺激發展。而在淮海路邊長大的作家王安憶說，以前，上海是可以被觸摸的，一條淮海路是商業街，但邊上小馬路小弄堂裡都是市民的日常生活，走15分鐘路可以買米買菜、可以買衣服看電影，淮海路上一家家店雖然小，卻是每一家賣的東西都不太一樣，所以逛起來也有味道。現在上海好像也都規范化了，淮海路上的商店越來越一樣，城市的半徑大了許多，15分鐘走路再也搞不定了。“城市是越來越大，但日常生活的味道正越來越少。”她這樣總結。王安憶在談到現在的城市改造時，用了一句“他們的膽子太大”的感歎。她說，上海的許多馬路為什麼是彎的，是因為當時修路時考慮到了許多私人的建築，寧肯讓路繞一個彎，也要保護這些建築。現在是有魄力，有一個想法往往就改了，但這種改造往往就破壞了現有的環境。房子拆了，再也補不回來，許多後果可能要多少年後才讓人意識到。孫甘露說:“事實上，上海的拆遷工程裡面，包括建高架、淮海路的改造，有許多細枝末節的普通人的代價都被忽略不計了。而大劇院呀、金茂大廈這些都是符號性的東西，跟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沒有關系，卻成為大家幻想性的補償。它們似乎是生活品質的一個標志，但市民可能只是買過一張門票進去參觀了一下，彌補生活中付出的痛苦。”同樣是作家的陳村因為在浦東找不到一個能吃夜宵的馄饨鋪而發感歎說:“現在上海的許多地方都不是人生活的地方。如果說過去權力對市民生活的挑戰只是局部的，那麼現在權力與商業相結合，可能會對市民生活全面開戰。”而作家顧紹文對現在新建的一些高檔商場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那種地方高級嗎？確實高級。但你去看看，拿機關槍掃一掃，玻璃打得粉碎，一個人不會死的，因為裡面根本就沒人！”但顧紹文與許多作家一樣，在城中心買了漂亮的新房，他也承認，“不過話說過來，現在誰還願意住到南市的老房子去？那裡兩家人家之間隔一層木板，每天早上要起來倒馬桶！”
遷居北京的學者楊東平認為:“要建世界第一高樓是上海迷戀於外在的、虛幻的建設的體現。現在你站在人民廣場看，城市建設雜亂無章的畫面是非常驚人的。上海不差巨資改造。上海太有錢了！我聽說，上海有一個教育的大手筆，把市區的老名牌學校置換到新城區，成立示范性高中。每個學校投資約一個億，一共投了十所，很多發達國家來參觀，也自愧不如。”這種好大喜功的“形象工程”的做法似乎與這個城市的務實風格並不一致。2002年3月，上海街頭很容易感受到“申博”的氣氛，上海申辦2010年世博會選定的主題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但是，更好的城市是否一定等於更好的生活呢？這對於每個急速發展的城市都是一個未知問題。
楊東平說:“其實上海市政府是很會體會民意的。比如說燃放煙花爆竹，北京禁了，上海做了一個民意調查，支持和反對的相等。上海市政府的考慮，要是禁，需要大量的公安人員維持，還要得罪50%的人、出力不討好。於是干脆不禁，順應了民意，這是實用主義的體現。再比如交通規則，規定上講不允許騎車帶人，但實際上根本禁不了。上海就比較實惠，規定只要不是在公共交通線上就可以帶人，這些地方都表現出充分的靈活性。但反過來講，政府太強大、太有實力，會形成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這不是最理想的。我對上海有‘新加坡化’的擔憂。現在上海沒有江洋大盜，但也沒有‘自然之友’這樣有影響的民間組織。沒有了特別著名的品牌，過去我們一提起來有‘紅燈’，現在最著名的企業都不在上海，上海好像越來越成為商業中心。上海的民營市場和體制外的市場相對薄弱，尤其是體制外市場，上海沒有浙江村，也沒有中關村。”
即將在4月1日執行的《上海市市容環境衛生管理條例》對市民晾曬內衣的規定也許正是“新加坡化”的一個樣本，上海環保局官員說，上海是個像紐約或者巴黎一樣的國際大都市，在街頭晾曬衣物會損害上海的形象。同時他們宣傳，將內衣褲暴露在交通污染下，可能帶來疼痛的皮膚病。政府正考慮設立投放硬幣的洗衣機和干衣機等方式，來解決部分民眾的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