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武門徒
房門緊閉的砰！
她擰我也不覺得疼
說“有本事你就別回來”
這讓我如何說的成
屋內暖氣烘烘
門外寒氣濃濃
我在外面受冷，她在屋內心疼
中間只隔了一層
屋內暖氣烘烘
門外寒氣濃濃
我在外面受冷，她在屋內心疼
――《鄧平利·冷暖得心知》
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說實在的，不老好聽，但在我童年的記憶裡卻根深蒂固。無論天津人怎麼辯護，都為時已晚。幾乎是全國各地，媒體刊物，政要名人，甚至於天津人自己也都在這樣的氛圍中默認。
三不管、混混兒、租借地、老城裡、碼頭、雜不地兒成了代表，但也夠不上半個天津；據我所知，天津作為首都的前台城市，距離北京僅有一百多公裡，這麼近，卻以千萬人口與北京看齊，又豈是前台城市這麼點分量；天津話聽起來讓人不大舒服，常被媒體大眾用作反料，但折射出來的生活態度，又豈是圈外人理解得那麼簡單；天津人愛欺生，卻不怎麼排外，行為裡夾雜著過分的熱情，又豈是外省人骨子裡所能容納的成分。歷史地理特殊，人文氣候復雜，商貿往來頻繁；混跡其間的商埠文化，碼頭文化，殖民文化，媽祖文化，天後文化；夾雜以海洋文化、移民文化、俗文化、雜文化等諸多成分，像模像樣的天津人就在這區區六百余載裡被塑造了出來。
終究歷史太短，根基太淺。寺廟裡厚重的潮音，聲聲入耳，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如何濟世；鼓樓裡洪頓的樂聲，層層包裹，大覺大悟的解放路橋又該如何搭建；八卦圖裡各顯神通的神仙，夜夜獨樂，大淒大慘的寡婦宿樓又該怎麼扭轉；周公夢祠裡濟世澤方的文王，日日思靜，大險大阻的黃崖關卡又該如何覺悟。這也難怪，天津文化定位至今也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天津北臨燕山，東臨渤海，是退海之地，九河下梢，七十二沽在其中，孕育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從黃河帶來的泥沙翻騰、沉澱，這樣經過千百萬次的反復，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陸架，隨著海平面的變化，一次次的海浸，在這海平面時高時低，時海時陸的變化中，坑坑窪窪，溝壑縱橫。小者被泥沙填平，大者成為沽或濕地；溝壑成陸者逐漸適合居住，成溝者便於貨航。這從現今仍然保留下來的地名就可以推斷出來，堤、河、溝；窪、沽、台大意如此。
天津衛，天津衛，天津起源於軍事的說法，這從保存至今的稱呼就可以得到印證，但倔強的天津人總喜歡在後面加一句：先有大直沽，後有天津衛嘛。以此來強調天津地理位置的特殊。
寨、鎮、衛都是軍事設置。在金真佑三年時，金朝曾在三岔河口一帶建立了軍事設施——直沽寨。到了元代改“直沽寨”為“海津鎮”，明代永樂二年改設天津衛。到了清代，天津又改“衛”為“州”。天津起源於軍事的說法，從保存至今的眾多村名中還可以得到印證。小南河寨不但名稱中有“寨”一詞，而且歷史上也不乏尚勇的英傑。天津從此轉變成了行政建制，但關於“天津”一詞的由來，卻要從明朝的朱棣說起。“天津”二字，意為“天子渡津之地”，歷史由此開始。
史料記載：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登基後，將他的兒子們分封為王，駐守在全國各地。其四子朱棣被封為燕王，駐守於北平，就是現在的北京。朱元璋去世後，傳位給他的長孫朱允。朱棣為與朱允爭奪皇位，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的“靖難之役”。一三九九年，燕王朱棣率軍南下，從天津三岔口渡河襲取滄州，於一四○二年攻入當時明朝首都南京，登上了天子寶座。朱棣登基後，對他爭奪天下時經過的三岔河口十分贊賞，認為是塊風水寶地，叫群臣獻名。最後，朱棣選中“天津”二字，意為“天子渡津之地”，天津由此得名。不久，朱棣遷都北京，天津便成了京城的門戶，軍事地位日益重要。明朝永樂二年（公元一四○四年），在天津設衛，“衛”是明朝的一種軍事建制，天津共設三衛，駐軍一點六萬多人。於是，人們又把天津叫做天津衛。設衛就要築城，天津作為一個完整意義的城市歷史由此而開始。
當然要說說天津方言，那是歷史的根源，說天津怎能不說說天津話。
然而，關於天津話的起源歷來版本很多。有說天津話是土著方言，是由靜海話在聲調發生演變之後而逐步形成的；還有人從民間傳說出發，說祖上在山西洪洞大槐樹村，而根據有關資料，也確實發現有山西移民的記載；但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說法，卻認為天津人是“燕王掃北”時從江蘇、安徽移來的，這種說法比較可信。
在明初。所謂的“燕王掃北”，燕王指朱棣，他當時被封為燕王，讓他帶著兵到天津陣守。防止北方的蒙古人、金人、遼人侵略 。天津就是一個軍事要地 ，設了衛，就是天津衛。在他來以前，天津這地方屬靜海縣管，居住的是靜海縣人，講的話是靜海話。燕王掃北帶來大量的人，那裡的士兵和家屬數以萬計，他們後來多數定居在此。當時居住的靜海人說的話就被燕王帶來的人同化了。在燕王掃北前後，蘇皖地區不斷有移民到天津地區，江淮人逐漸地占了壓倒性優勢。
《衛志·毛恺德政碑》記：“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
據權威的說法安徽省宿州市就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所在地。
於是，具有低平調的江淮方言代替了天津本地的靜海方言成了天津衛的通用語。
到了清朝，天津改為州，後來改為府。天津在清代也是淮軍的大本營。天津同北京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而且天津還是離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員、貴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因此，宮廷用語開始影響天津話。此時，天津話開始同北京話進行了雙向影響。而天津衛內其他地區的人較少，所以形成北京音與靜海音包圍天津方言的態勢。
天津人性格爽朗、耿直、仗義，而又過分熱情。甭管她是五六十歲，還是二三十歲，在問路的問題上，一句地道的天津話“姐姐”，就足以得到最熱心的禮待。有時就為了給你最好的指引和建議，竟至於周邊的路人也一同加入，甚至相互咬吃，就為了誰的建議更好。我就曾多次領教，多次為這種熱情感動，竟至於自己也已受其影響為之改變甚多。這些往往成為許多外地人對天津初始印象最念念不忘的地方。
講規矩、講排場、推崇務實的精神；講吃、講喝、酷愛現實生活；自我迷戀，卻又熱情過度；諸如此類，都是天津人的性格。然而，天津卻不適合外地人久居，除去自然環境較差以外，天津人固有的地盤意識很濃，雖然不排外，但很欺生，這為天津人在外地人的形象加入了太多壞的成分。
但天津人本身就是外地人，而真正意義上的天津人卻是靜海縣人，而靜海人又是他們觀念裡的農村人．但最能代表天津人性格的人還是他們觀念裡的農村人，這個人除了霍元甲，還是霍元甲，別無二選。
史料記載,霍元甲，字俊卿，鹹豐九年生，天津靜海小南河村人。世代習武，而終從農事。光緒二十七年春，北京王子斌“大刀王五”來津，元甲結識之，從之受藝。其後八國肇難，王五亦死其中，首級懸掛，元甲與弟子劉振聲密入京，夜取其首，合屍葬之，人頗敬其之友義。
光緒二十七年，有俄國力士來津，廣告其乃世界第一力士，又言我為病夫之國，迄今中朝無敵者雲。元甲即赴其地，诘之曰：“我乃‘東亞病夫’元甲，願與汝較量！”俄人既知其名，弗敢與較，元甲責其“為何辱我中華？”令重新廣告，一曰其非世界第一力士；二曰辱華之事，登報致謙；三曰前者不從，當較量之。俄人懼，應其前二約，鼠出天津矣。
宣統元年，日人於上海蓬萊路立“柔道會館”，廣聚其國能士，專要元甲較。乃與弟子劉振聲臨其館，元甲使振聲先較，振聲得真傳，連勝日五人。日人怒，要元甲，不敵，暗傷之，元甲發其計，磕斷其臂。日人不能勝，陰請宴元甲一行。元甲原有嗆咳，較武亦受創，日人假以醫生秋野為其醫師，元甲武人粗犷，未識其詐，終受其害，六月，逝世於上海。國父聞之，書“尚武精神”以壯其言行。
從中我們了解到一個世家為武的平民英雄形象。夜取友首，合屍葬之，仁義二字盡顯；退俄國大力士於空城，揚國人之威風；豪爽切武於日本浪人，卻殘遭毒手，英年早世。從而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光輝人民英雄的形象。難怪孫中山先生也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
霍家世代習武，而終從農事，是很值得商討。孰我直言，中國文人總喜歡把人化做神，化做鬼，還要有一個想當然，順理成章的理由，而霍元甲也未能幸免。這也難怪，他的子孫對此也頗多微詞。明明連生計都很困難的草民家庭，卻被塑造成有錢有勢徒弟如雲的武術宗師世家，很能給人天生就優人一等的感覺，把一個人的坎坷奮斗經歷，演變成了天賦人權，連這個人也變成有資有本的人間尤物，無須世俗問津，高不可攀而順理成章；明明打敗的是二流高手，一流高手還未出手就已勝出，境界早已高出實戰數倍，卻楞是被賦予中國式的性格，打的別人落花流水，屁股尿流，愛憎分明；遭人暗算，卻還要死撐著比武，要面子不要裡子，活受罪。死就死吧，還要更悲壯，那就滿門抄斬，痛快淋漓，而無須顧及一些基本事實。從而好人被神話的不食人間香火，壞人也可變成好人，詭異難辯，而忽略了人性格式化以外的性情，而沒了靈魂。而這些皆出自作者創作文學的需要，無關他人的痛癢，文學也就為文學了，卻忽略了文學創作的人物通過文學書寫了現實中的人物形象，很能搬弄是非，從尊重人的角度來說，卻是不應該。
但是，毫無疑問，霍元甲的處世行為的的確確比較全面的代表了天津人的性格，這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狀況來看都可以得到印證。
天津歷史上就以衛著稱。為防止北方的蒙古人、金人、遼人侵略，燕王掃北，帶來的士兵和家屬數以萬計，他們後來多數定居在此，是天津人具備了衛人的諸多特點。仗義、愛國、助人、講規矩、好勇善斗、推崇務實的精神；講吃、講喝、酷愛現實生活。尤其是近代歷史，離開了天津怎麼能行。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中國共產黨的奠基人李大钊；國學大師梁啟超；近、現代藝術先驅，南山律宗大師李叔同；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察綏抗日同盟軍領導人吉鴻昌；抗日名將張自忠；被譽為化工之父的侯德榜；橋梁專家茅以升；文學巨匠曹禺。而這些人身上都不同程度體現出了天津特殊環境中的衛性格。而霍元甲實為天津人性格的第一形象代表人。
身為農人家庭，實則為他摘去了美麗的皇冠，才為我們展現出一個純粹的有血有肉天津衛人的性格，境界就很不一般。
史料記載,霍元甲兒時體弱多病。其父霍恩第擔心他習武日後有損霍家名聲，拒不授藝於他。年輕時以挑擔賣柴謀生，當地地痞惡棍經常尋事挑釁。一次霍元甲以武力教訓，打敗了幾十個人，從此，霍元甲在整個天津城名聲大增。以後，霍在天津先當碼頭裝卸工，後到淮慶藥棧幫工，與藥棧掌拒農勁荪成為知友，逐步開闊了愛國修身的視野。
一九零九年冬，西洋大力士奧皮音在上海北四川路五十二號阿波羅影戲院表演健美時口出狂言，要與華人較量，並以輕蔑的口吻稱華人為“東亞病夫”。引起了滬上以同盟會骨干陳其美及農勁荪、陳鐵生、陳公哲等愛國人士的極大義憤，經商議邀請霍元甲到滬與奧皮音比試。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下旬，霍元甲偕弟子劉振聲抵滬與奧皮音比武。據當時《時報》刊登張園主人設擂比武廣告說：“中國大力士霍元甲君為北省拳術之冠，去年在敝園演技三日無不稱贊。”奧皮音聞訊托辭要去外埠，故相約於次年春比高低。
一九一零年四月，霍元甲偕其徒劉振聲第二次抵滬，經數度商洽，訂立生死條款，再一次約奧皮音在張園搭架擂台比武。但奧皮音害怕霍元甲的高強武藝，仍失約未到，不戰而遁。自此，霍元甲威名大振，揚名滬上。同盟會成員陳其美運籌帷幄，順勢提出“希望十年內訓練出千萬名既有強健體魄，又有軍事技能的青年以適應大規模革命運動和改良軍事的需要。經商議，決定創辦中國精武體操會（上海精武體育會前身），農勁荪任會長，霍元甲主持武術技擊訓練並習軍事。
一九一零年六月以霍元甲的名義在《時報》上刊登上述消息。我國第一個民間體育組織誕生了。霍元甲曾偕徒劉振聲應邀與日本柔道師切磋技藝時不慎誤傷了對方，無意中與日本人結下怨恨。正當霍元甲主持精武體操會精心培養骨干，以圖大展偉業之機，卻遭到日本人的陷害，誤服了日人的“慢性爛肺藥”不幸英年早逝，為精武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霍元甲逝世後，上海精武會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東閣任教。各地分會相繼分起，十數年後，海內外精武分會達四十三處，會員逾四十萬之眾。
如此大的成就，把一個霍元甲的性格表現的活靈活現，也就把一個天津人做純粹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天津自古以來就是軍事要地，就像威海衛一樣，這是由他的地理位置決定的。而自從明朝燕王掃北帶來的江淮士兵和軍屬占據主導地位後，軍人性格和江淮口音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決定了天津人的主導性格。養成了天津人尚武之風。軍人少言語，多仗義，體格粗犷剽悍和移民抱團的特性相結合，對後來天津民風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天津歷來就有著分幫結伙的特點，如漕運的山西幫、廣東幫、寧波幫等等。就是在同行業間，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抵御外部或外地勢力的侵入，天津人也自發組成團伙，出現了腳行、魚行、糧行、油行等組織。使得天津人熱情過度卻不排外的情緒裡夾雜著欺生，損害了天津人的形象又保衛了天津自身。據說。天津歷史上兩次對倭戰爭幾乎全部都由天津這個小小的地方支持，包括大米，大炮，軍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欣慰。而霍元甲正是在這種衛的環境中成長。源順镖局的“大刀王五”慘遭殺害。霍元甲耳聞目睹了不少洋鬼子血淋淋的罪行，這使他種下了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對清政府的憤懑。於是，他回到家鄉招眾練武，以報效國家，充分展現了天津衛人的性格，當不在話下。在這裡也不難看出，天津人的主導性格其實是軍人性格在現實中的平民化，江淮口音影響很大，而霍元甲由於世家習武，受其影響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天津人把霍元甲的精神歸結為：愛國、修身、正義、助人。也從側面說明了霍元甲的性格和天津的性格趨同一致。
天津衛人受其性格，地理環境以及特殊歷史機遇的影響，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發揮了其極特殊的社會作用，不能不令中國人對天津重新審視，而每一次事件都展現出天津在中國特殊的位置和天津衛人獨特的性格魅力。
著名的事件主要包括：太平天國北伐激戰天津，大沽之戰，天津開埠，天津洋務運動，小站練兵，天津維新運動，天津義和團運動，孫中山北上莅津，老西開事件，五四運動在天津，長城抗戰之《塘沽協定》，一二一八大示威，反對美軍暴行天津戰役。
在這些事件中又以天津開埠，孫中山三次北上莅津的意義更是非同一般，關系中國近代的命脈。
史料記載：一八六零年，英、法、俄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天津被迫辟為通商口岸，從此天津成為外國列強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輸出資本的重要基地。
天津開埠以後，各國列強爭先恐後地搶占地盤，強劃租界。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奧地利、意大利、俄國、比利時等九國先後在天津強租了近十五平方公裡的租界地，相當於天津舊城的八倍。國家之多，面積之大，在全國首屈一指。一大批外國冒險家、傳教士、富豪紛至沓來，營建洋行、銀號、商店、花園、娛樂場、辦公樓，開辦倉儲、航運、進出口貿易，建立醫院、學校，蓋洋房，造別墅。各帝國主義列強在租界裡設立領事館、警察、武裝部隊。租界裡的市政建設、公用事業、財政事務等全由租界當局任意施行，成為完全獨立於中國行政和法律之外的“國中之國”。與此同時，國內的官僚、買辦、富商、政客和清廷的遺老遺少也在天津買房興業，頻繁往來，使天津成為近代殖民政治、經濟、文化的聚合地。殖民主義在天津滋長，為許多人把天津說成是殖民文化增加了一條口實，很能使人對天津文化產生誤解，然而，這種殖民租界無形中又為天津近代商業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既然近代中國殖民統治無法避免，就沒有必要對天津苛求，還不如充分利用殖民遺留對我們商業經濟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反而更為實際有效。而這種殖民局面的出現就為鞏固這種商業經濟結果打好基礎，很難避免。當然，殖民者只是看中天津在中國極其特殊的軍事、政治、經濟意義。
為了擺脫中國的苦難，中國人民開始了各種探索，各種救國方略。各地革命不斷湧現，其中尤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最為成功。然而開啟孫中山劃時代意義的革命生涯，卻要借助天津衛。這便是孫中山三次北上莅津，標志著孫中山革命生涯的開始及延續。
一八九四年，年僅二十八歲的孫中山懷著愛國救民的一腔熱血，帶著洋洋數千字的《上李鴻章書》，北上天津，想設法面見李鴻章，提出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孫中山希望能夠向清政府提出意見，改良一些國家的大事。但到了天津以後，李鴻章拒絕接見他。這下對他的刺激是一件好事，他從此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海外建立興中會，開始了革命生涯。可以說，天津之行標志著孫中山革命生涯的開始。
一九一二年八月，孫中山由煙台乘“安平”輪來津，二十一日抵天津。來津後參加了天津民眾分別在中山公園和廣東會館舉行的歡迎大會。孫中山在會上發表了精辟的講演，會場群情激昂，掌聲雷動。孫中山還參觀了中山公園的勸工商品陳列所。九月，孫中山在太原，接受了廣東同鄉會電請，於二十二日晚六時乘火車，由保定再次抵津。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出席了廣東會館舉行的歡迎儀式，與會者六千余人。孫中山與廣東會館各位董事會面晤談並與全體同鄉見面致謝詞，勉勵眾人努力愛國，於二十四日晚乘車離津。
一九二四年出現了國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同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共商國是。於十一月三十日乘船抵達天津。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傾向革命，把軍隊改稱國民軍，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計。孫中山為了人民的利益，考慮全國大局，接受了邀請，毅然抱病北上，於十二月四日乘日本輪船“北嶺丸”第三次到天津。孫中山下榻張園，因身體不適，除到曹家花園(曹锟家宅)會見張作霖和再度到中山公園巡視外，未能再出席其他活動。但孫中山仍日夜堅持工作，十二月十八日，在張園接見了段祺瑞的代表，對段的“外崇國信”聲明痛加駁斥，他氣憤地說：“假如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不革命了!”“你們如此怕外國人，還要歡迎我來作什麼?”接見後，病情加重，德國醫生建議靜養，但他仍繼續工作和會客，把從南方帶來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書分贈前來拜會的人員和天津各愛國團體。
如果說，天津開埠的意義對中國還不算大，那麼殖民主義對中國近代歷史就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如果說，孫中山三次北上莅津意義不大，那麼三民主義就沒有必要產生。顯然，結論正好相反，意義重大。
在近代殖民主義打開了天津的門戶，就等於打開了中國這扇大門的鏈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此等等也就全打開了，這在近代絕對不是好事，但也不能從根本上來說是壞事，否則中國何以從舊的體制走出，探討新的出路，走出個天下為公的三民主義來，進而共產主義紅遍中國。而天津衛人所承受的這一切改變又豈是局外人理解的出來。加之歷史地理特殊，人文氣候復雜，商貿往來頻繁；而混跡其間的諸多文化成分，像模像樣的天津人就被塑造了出來．從而為天津加入諸多因素，開創多元文化局面。
然而，到了現代，國人眼裡還依舊只有天津衛，卻不理會他已有的深刻變革。政治，經濟，文化概莫能外，不能不讓人傷心。如果從歷史角度來說，相信有北方經濟中心之稱的天津，有著個與南方著名實業家張謇齊名的周學熙肯定會心酸，自己幸幸苦苦為天津打造了一個如此好的商業經濟平台，天津怎麼就扶不起來；那麼，毫無疑問，近現代倡導新學的教育家嚴修也會傷心流淚，近代思潮如此大的撞擊著天津，怎麼就換不醒人們對天津的重新認識；並且，天津獨特的地理優勢早已是天津擁有了可與上海等大城市對接世界經濟的可能，卻沒落到連二流城市都趕不上的尴尬境界；而且，天津還是中國最具備市場經濟活力的城市之一，然而，卻成了一個只有單一功能的工業化城市，逐漸被政策邊緣化。進而有著南開人文精神根基和北洋制學嚴謹基礎的文化城市，走向了末路；實業也就無從興起。
幸好，奧運會期間還看到些城市的變化；
並且，還有個濱海新區讓人眼睛一亮；
那麼，說天津衛人是津武門徒就很缺乏延展性，而我卻在寫津武門徒。
或許，這是一種無奈和期待。天津，本不應如此沒落。
房門緊閉的砰！
她擰我也不覺得疼
說“有本事你就別回來”
這讓我如何說的成
屋內暖氣烘烘
門外寒氣濃濃
我在外面受冷，她在屋內心疼
中間只隔了一層
屋內暖氣烘烘
門外寒氣濃濃
我在外面受冷，她在屋內心疼
――《鄧平利·冷暖得心知》
京油子、衛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
說實在的，不老好聽，但在我童年的記憶裡卻根深蒂固。無論天津人怎麼辯護，都為時已晚。幾乎是全國各地，媒體刊物，政要名人，甚至於天津人自己也都在這樣的氛圍中默認。
三不管、混混兒、租借地、老城裡、碼頭、雜不地兒成了代表，但也夠不上半個天津；據我所知，天津作為首都的前台城市，距離北京僅有一百多公裡，這麼近，卻以千萬人口與北京看齊，又豈是前台城市這麼點分量；天津話聽起來讓人不大舒服，常被媒體大眾用作反料，但折射出來的生活態度，又豈是圈外人理解得那麼簡單；天津人愛欺生，卻不怎麼排外，行為裡夾雜著過分的熱情，又豈是外省人骨子裡所能容納的成分。歷史地理特殊，人文氣候復雜，商貿往來頻繁；混跡其間的商埠文化，碼頭文化，殖民文化，媽祖文化，天後文化；夾雜以海洋文化、移民文化、俗文化、雜文化等諸多成分，像模像樣的天津人就在這區區六百余載裡被塑造了出來。
終究歷史太短，根基太淺。寺廟裡厚重的潮音，聲聲入耳，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如何濟世；鼓樓裡洪頓的樂聲，層層包裹，大覺大悟的解放路橋又該如何搭建；八卦圖裡各顯神通的神仙，夜夜獨樂，大淒大慘的寡婦宿樓又該怎麼扭轉；周公夢祠裡濟世澤方的文王，日日思靜，大險大阻的黃崖關卡又該如何覺悟。這也難怪，天津文化定位至今也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天津北臨燕山，東臨渤海，是退海之地，九河下梢，七十二沽在其中，孕育了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從黃河帶來的泥沙翻騰、沉澱，這樣經過千百萬次的反復，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陸架，隨著海平面的變化，一次次的海浸，在這海平面時高時低，時海時陸的變化中，坑坑窪窪，溝壑縱橫。小者被泥沙填平，大者成為沽或濕地；溝壑成陸者逐漸適合居住，成溝者便於貨航。這從現今仍然保留下來的地名就可以推斷出來，堤、河、溝；窪、沽、台大意如此。
天津衛，天津衛，天津起源於軍事的說法，這從保存至今的稱呼就可以得到印證，但倔強的天津人總喜歡在後面加一句：先有大直沽，後有天津衛嘛。以此來強調天津地理位置的特殊。
寨、鎮、衛都是軍事設置。在金真佑三年時，金朝曾在三岔河口一帶建立了軍事設施——直沽寨。到了元代改“直沽寨”為“海津鎮”，明代永樂二年改設天津衛。到了清代，天津又改“衛”為“州”。天津起源於軍事的說法，從保存至今的眾多村名中還可以得到印證。小南河寨不但名稱中有“寨”一詞，而且歷史上也不乏尚勇的英傑。天津從此轉變成了行政建制，但關於“天津”一詞的由來，卻要從明朝的朱棣說起。“天津”二字，意為“天子渡津之地”，歷史由此開始。
史料記載：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登基後，將他的兒子們分封為王，駐守在全國各地。其四子朱棣被封為燕王，駐守於北平，就是現在的北京。朱元璋去世後，傳位給他的長孫朱允。朱棣為與朱允爭奪皇位，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的“靖難之役”。一三九九年，燕王朱棣率軍南下，從天津三岔口渡河襲取滄州，於一四○二年攻入當時明朝首都南京，登上了天子寶座。朱棣登基後，對他爭奪天下時經過的三岔河口十分贊賞，認為是塊風水寶地，叫群臣獻名。最後，朱棣選中“天津”二字，意為“天子渡津之地”，天津由此得名。不久，朱棣遷都北京，天津便成了京城的門戶，軍事地位日益重要。明朝永樂二年（公元一四○四年），在天津設衛，“衛”是明朝的一種軍事建制，天津共設三衛，駐軍一點六萬多人。於是，人們又把天津叫做天津衛。設衛就要築城，天津作為一個完整意義的城市歷史由此而開始。
當然要說說天津方言，那是歷史的根源，說天津怎能不說說天津話。
然而，關於天津話的起源歷來版本很多。有說天津話是土著方言，是由靜海話在聲調發生演變之後而逐步形成的；還有人從民間傳說出發，說祖上在山西洪洞大槐樹村，而根據有關資料，也確實發現有山西移民的記載；但普遍為人們所接受的說法，卻認為天津人是“燕王掃北”時從江蘇、安徽移來的，這種說法比較可信。
在明初。所謂的“燕王掃北”，燕王指朱棣，他當時被封為燕王，讓他帶著兵到天津陣守。防止北方的蒙古人、金人、遼人侵略 。天津就是一個軍事要地 ，設了衛，就是天津衛。在他來以前，天津這地方屬靜海縣管，居住的是靜海縣人，講的話是靜海話。燕王掃北帶來大量的人，那裡的士兵和家屬數以萬計，他們後來多數定居在此。當時居住的靜海人說的話就被燕王帶來的人同化了。在燕王掃北前後，蘇皖地區不斷有移民到天津地區，江淮人逐漸地占了壓倒性優勢。
《衛志·毛恺德政碑》記：“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
據權威的說法安徽省宿州市就是天津方言的母方言所在地。
於是，具有低平調的江淮方言代替了天津本地的靜海方言成了天津衛的通用語。
到了清朝，天津改為州，後來改為府。天津在清代也是淮軍的大本營。天津同北京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而且天津還是離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員、貴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因此，宮廷用語開始影響天津話。此時，天津話開始同北京話進行了雙向影響。而天津衛內其他地區的人較少，所以形成北京音與靜海音包圍天津方言的態勢。
天津人性格爽朗、耿直、仗義，而又過分熱情。甭管她是五六十歲，還是二三十歲，在問路的問題上，一句地道的天津話“姐姐”，就足以得到最熱心的禮待。有時就為了給你最好的指引和建議，竟至於周邊的路人也一同加入，甚至相互咬吃，就為了誰的建議更好。我就曾多次領教，多次為這種熱情感動，竟至於自己也已受其影響為之改變甚多。這些往往成為許多外地人對天津初始印象最念念不忘的地方。
講規矩、講排場、推崇務實的精神；講吃、講喝、酷愛現實生活；自我迷戀，卻又熱情過度；諸如此類，都是天津人的性格。然而，天津卻不適合外地人久居，除去自然環境較差以外，天津人固有的地盤意識很濃，雖然不排外，但很欺生，這為天津人在外地人的形象加入了太多壞的成分。
但天津人本身就是外地人，而真正意義上的天津人卻是靜海縣人，而靜海人又是他們觀念裡的農村人．但最能代表天津人性格的人還是他們觀念裡的農村人，這個人除了霍元甲，還是霍元甲，別無二選。
史料記載,霍元甲，字俊卿，鹹豐九年生，天津靜海小南河村人。世代習武，而終從農事。光緒二十七年春，北京王子斌“大刀王五”來津，元甲結識之，從之受藝。其後八國肇難，王五亦死其中，首級懸掛，元甲與弟子劉振聲密入京，夜取其首，合屍葬之，人頗敬其之友義。
光緒二十七年，有俄國力士來津，廣告其乃世界第一力士，又言我為病夫之國，迄今中朝無敵者雲。元甲即赴其地，诘之曰：“我乃‘東亞病夫’元甲，願與汝較量！”俄人既知其名，弗敢與較，元甲責其“為何辱我中華？”令重新廣告，一曰其非世界第一力士；二曰辱華之事，登報致謙；三曰前者不從，當較量之。俄人懼，應其前二約，鼠出天津矣。
宣統元年，日人於上海蓬萊路立“柔道會館”，廣聚其國能士，專要元甲較。乃與弟子劉振聲臨其館，元甲使振聲先較，振聲得真傳，連勝日五人。日人怒，要元甲，不敵，暗傷之，元甲發其計，磕斷其臂。日人不能勝，陰請宴元甲一行。元甲原有嗆咳，較武亦受創，日人假以醫生秋野為其醫師，元甲武人粗犷，未識其詐，終受其害，六月，逝世於上海。國父聞之，書“尚武精神”以壯其言行。
從中我們了解到一個世家為武的平民英雄形象。夜取友首，合屍葬之，仁義二字盡顯；退俄國大力士於空城，揚國人之威風；豪爽切武於日本浪人，卻殘遭毒手，英年早世。從而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光輝人民英雄的形象。難怪孫中山先生也給予了他極高的評價。
霍家世代習武，而終從農事，是很值得商討。孰我直言，中國文人總喜歡把人化做神，化做鬼，還要有一個想當然，順理成章的理由，而霍元甲也未能幸免。這也難怪，他的子孫對此也頗多微詞。明明連生計都很困難的草民家庭，卻被塑造成有錢有勢徒弟如雲的武術宗師世家，很能給人天生就優人一等的感覺，把一個人的坎坷奮斗經歷，演變成了天賦人權，連這個人也變成有資有本的人間尤物，無須世俗問津，高不可攀而順理成章；明明打敗的是二流高手，一流高手還未出手就已勝出，境界早已高出實戰數倍，卻楞是被賦予中國式的性格，打的別人落花流水，屁股尿流，愛憎分明；遭人暗算，卻還要死撐著比武，要面子不要裡子，活受罪。死就死吧，還要更悲壯，那就滿門抄斬，痛快淋漓，而無須顧及一些基本事實。從而好人被神話的不食人間香火，壞人也可變成好人，詭異難辯，而忽略了人性格式化以外的性情，而沒了靈魂。而這些皆出自作者創作文學的需要，無關他人的痛癢，文學也就為文學了，卻忽略了文學創作的人物通過文學書寫了現實中的人物形象，很能搬弄是非，從尊重人的角度來說，卻是不應該。
但是，毫無疑問，霍元甲的處世行為的的確確比較全面的代表了天津人的性格，這無論是從歷史還是現實狀況來看都可以得到印證。
天津歷史上就以衛著稱。為防止北方的蒙古人、金人、遼人侵略，燕王掃北，帶來的士兵和家屬數以萬計，他們後來多數定居在此，是天津人具備了衛人的諸多特點。仗義、愛國、助人、講規矩、好勇善斗、推崇務實的精神；講吃、講喝、酷愛現實生活。尤其是近代歷史，離開了天津怎麼能行。人民的好總理周恩來；馬克思主義傳播者、中國共產黨的奠基人李大钊；國學大師梁啟超；近、現代藝術先驅，南山律宗大師李叔同；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嚴復；察綏抗日同盟軍領導人吉鴻昌；抗日名將張自忠；被譽為化工之父的侯德榜；橋梁專家茅以升；文學巨匠曹禺。而這些人身上都不同程度體現出了天津特殊環境中的衛性格。而霍元甲實為天津人性格的第一形象代表人。
身為農人家庭，實則為他摘去了美麗的皇冠，才為我們展現出一個純粹的有血有肉天津衛人的性格，境界就很不一般。
史料記載,霍元甲兒時體弱多病。其父霍恩第擔心他習武日後有損霍家名聲，拒不授藝於他。年輕時以挑擔賣柴謀生，當地地痞惡棍經常尋事挑釁。一次霍元甲以武力教訓，打敗了幾十個人，從此，霍元甲在整個天津城名聲大增。以後，霍在天津先當碼頭裝卸工，後到淮慶藥棧幫工，與藥棧掌拒農勁荪成為知友，逐步開闊了愛國修身的視野。
一九零九年冬，西洋大力士奧皮音在上海北四川路五十二號阿波羅影戲院表演健美時口出狂言，要與華人較量，並以輕蔑的口吻稱華人為“東亞病夫”。引起了滬上以同盟會骨干陳其美及農勁荪、陳鐵生、陳公哲等愛國人士的極大義憤，經商議邀請霍元甲到滬與奧皮音比試。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下旬，霍元甲偕弟子劉振聲抵滬與奧皮音比武。據當時《時報》刊登張園主人設擂比武廣告說：“中國大力士霍元甲君為北省拳術之冠，去年在敝園演技三日無不稱贊。”奧皮音聞訊托辭要去外埠，故相約於次年春比高低。
一九一零年四月，霍元甲偕其徒劉振聲第二次抵滬，經數度商洽，訂立生死條款，再一次約奧皮音在張園搭架擂台比武。但奧皮音害怕霍元甲的高強武藝，仍失約未到，不戰而遁。自此，霍元甲威名大振，揚名滬上。同盟會成員陳其美運籌帷幄，順勢提出“希望十年內訓練出千萬名既有強健體魄，又有軍事技能的青年以適應大規模革命運動和改良軍事的需要。經商議，決定創辦中國精武體操會（上海精武體育會前身），農勁荪任會長，霍元甲主持武術技擊訓練並習軍事。
一九一零年六月以霍元甲的名義在《時報》上刊登上述消息。我國第一個民間體育組織誕生了。霍元甲曾偕徒劉振聲應邀與日本柔道師切磋技藝時不慎誤傷了對方，無意中與日本人結下怨恨。正當霍元甲主持精武體操會精心培養骨干，以圖大展偉業之機，卻遭到日本人的陷害，誤服了日人的“慢性爛肺藥”不幸英年早逝，為精武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霍元甲逝世後，上海精武會由元甲之弟元卿、次子東閣任教。各地分會相繼分起，十數年後，海內外精武分會達四十三處，會員逾四十萬之眾。
如此大的成就，把一個霍元甲的性格表現的活靈活現，也就把一個天津人做純粹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天津自古以來就是軍事要地，就像威海衛一樣，這是由他的地理位置決定的。而自從明朝燕王掃北帶來的江淮士兵和軍屬占據主導地位後，軍人性格和江淮口音逐漸占據主導地位，決定了天津人的主導性格。養成了天津人尚武之風。軍人少言語，多仗義，體格粗犷剽悍和移民抱團的特性相結合，對後來天津民風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天津歷來就有著分幫結伙的特點，如漕運的山西幫、廣東幫、寧波幫等等。就是在同行業間，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抵御外部或外地勢力的侵入，天津人也自發組成團伙，出現了腳行、魚行、糧行、油行等組織。使得天津人熱情過度卻不排外的情緒裡夾雜著欺生，損害了天津人的形象又保衛了天津自身。據說。天津歷史上兩次對倭戰爭幾乎全部都由天津這個小小的地方支持，包括大米，大炮，軍人。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欣慰。而霍元甲正是在這種衛的環境中成長。源順镖局的“大刀王五”慘遭殺害。霍元甲耳聞目睹了不少洋鬼子血淋淋的罪行，這使他種下了對侵略者的仇恨和對清政府的憤懑。於是，他回到家鄉招眾練武，以報效國家，充分展現了天津衛人的性格，當不在話下。在這裡也不難看出，天津人的主導性格其實是軍人性格在現實中的平民化，江淮口音影響很大，而霍元甲由於世家習武，受其影響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天津人把霍元甲的精神歸結為：愛國、修身、正義、助人。也從側面說明了霍元甲的性格和天津的性格趨同一致。
天津衛人受其性格，地理環境以及特殊歷史機遇的影響，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發揮了其極特殊的社會作用，不能不令中國人對天津重新審視，而每一次事件都展現出天津在中國特殊的位置和天津衛人獨特的性格魅力。
著名的事件主要包括：太平天國北伐激戰天津，大沽之戰，天津開埠，天津洋務運動，小站練兵，天津維新運動，天津義和團運動，孫中山北上莅津，老西開事件，五四運動在天津，長城抗戰之《塘沽協定》，一二一八大示威，反對美軍暴行天津戰役。
在這些事件中又以天津開埠，孫中山三次北上莅津的意義更是非同一般，關系中國近代的命脈。
史料記載：一八六零年，英、法、俄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天津被迫辟為通商口岸，從此天津成為外國列強在中國傾銷商品、掠奪原料、輸出資本的重要基地。
天津開埠以後，各國列強爭先恐後地搶占地盤，強劃租界。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奧地利、意大利、俄國、比利時等九國先後在天津強租了近十五平方公裡的租界地，相當於天津舊城的八倍。國家之多，面積之大，在全國首屈一指。一大批外國冒險家、傳教士、富豪紛至沓來，營建洋行、銀號、商店、花園、娛樂場、辦公樓，開辦倉儲、航運、進出口貿易，建立醫院、學校，蓋洋房，造別墅。各帝國主義列強在租界裡設立領事館、警察、武裝部隊。租界裡的市政建設、公用事業、財政事務等全由租界當局任意施行，成為完全獨立於中國行政和法律之外的“國中之國”。與此同時，國內的官僚、買辦、富商、政客和清廷的遺老遺少也在天津買房興業，頻繁往來，使天津成為近代殖民政治、經濟、文化的聚合地。殖民主義在天津滋長，為許多人把天津說成是殖民文化增加了一條口實，很能使人對天津文化產生誤解，然而，這種殖民租界無形中又為天津近代商業經濟的發展打下了基礎。既然近代中國殖民統治無法避免，就沒有必要對天津苛求，還不如充分利用殖民遺留對我們商業經濟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反而更為實際有效。而這種殖民局面的出現就為鞏固這種商業經濟結果打好基礎，很難避免。當然，殖民者只是看中天津在中國極其特殊的軍事、政治、經濟意義。
為了擺脫中國的苦難，中國人民開始了各種探索，各種救國方略。各地革命不斷湧現，其中尤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最為成功。然而開啟孫中山劃時代意義的革命生涯，卻要借助天津衛。這便是孫中山三次北上莅津，標志著孫中山革命生涯的開始及延續。
一八九四年，年僅二十八歲的孫中山懷著愛國救民的一腔熱血，帶著洋洋數千字的《上李鴻章書》，北上天津，想設法面見李鴻章，提出自己的改良主義思想。孫中山希望能夠向清政府提出意見，改良一些國家的大事。但到了天津以後，李鴻章拒絕接見他。這下對他的刺激是一件好事，他從此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海外建立興中會，開始了革命生涯。可以說，天津之行標志著孫中山革命生涯的開始。
一九一二年八月，孫中山由煙台乘“安平”輪來津，二十一日抵天津。來津後參加了天津民眾分別在中山公園和廣東會館舉行的歡迎大會。孫中山在會上發表了精辟的講演，會場群情激昂，掌聲雷動。孫中山還參觀了中山公園的勸工商品陳列所。九月，孫中山在太原，接受了廣東同鄉會電請，於二十二日晚六時乘火車，由保定再次抵津。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出席了廣東會館舉行的歡迎儀式，與會者六千余人。孫中山與廣東會館各位董事會面晤談並與全體同鄉見面致謝詞，勉勵眾人努力愛國，於二十四日晚乘車離津。
一九二四年出現了國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同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共商國是。於十一月三十日乘船抵達天津。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傾向革命，把軍隊改稱國民軍，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計。孫中山為了人民的利益，考慮全國大局，接受了邀請，毅然抱病北上，於十二月四日乘日本輪船“北嶺丸”第三次到天津。孫中山下榻張園，因身體不適，除到曹家花園(曹锟家宅)會見張作霖和再度到中山公園巡視外，未能再出席其他活動。但孫中山仍日夜堅持工作，十二月十八日，在張園接見了段祺瑞的代表，對段的“外崇國信”聲明痛加駁斥，他氣憤地說：“假如不打倒帝國主義，我就不革命了!”“你們如此怕外國人，還要歡迎我來作什麼?”接見後，病情加重，德國醫生建議靜養，但他仍繼續工作和會客，把從南方帶來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等書分贈前來拜會的人員和天津各愛國團體。
如果說，天津開埠的意義對中國還不算大，那麼殖民主義對中國近代歷史就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如果說，孫中山三次北上莅津意義不大，那麼三民主義就沒有必要產生。顯然，結論正好相反，意義重大。
在近代殖民主義打開了天津的門戶，就等於打開了中國這扇大門的鏈條，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此等等也就全打開了，這在近代絕對不是好事，但也不能從根本上來說是壞事，否則中國何以從舊的體制走出，探討新的出路，走出個天下為公的三民主義來，進而共產主義紅遍中國。而天津衛人所承受的這一切改變又豈是局外人理解的出來。加之歷史地理特殊，人文氣候復雜，商貿往來頻繁；而混跡其間的諸多文化成分，像模像樣的天津人就被塑造了出來．從而為天津加入諸多因素，開創多元文化局面。
然而，到了現代，國人眼裡還依舊只有天津衛，卻不理會他已有的深刻變革。政治，經濟，文化概莫能外，不能不讓人傷心。如果從歷史角度來說，相信有北方經濟中心之稱的天津，有著個與南方著名實業家張謇齊名的周學熙肯定會心酸，自己幸幸苦苦為天津打造了一個如此好的商業經濟平台，天津怎麼就扶不起來；那麼，毫無疑問，近現代倡導新學的教育家嚴修也會傷心流淚，近代思潮如此大的撞擊著天津，怎麼就換不醒人們對天津的重新認識；並且，天津獨特的地理優勢早已是天津擁有了可與上海等大城市對接世界經濟的可能，卻沒落到連二流城市都趕不上的尴尬境界；而且，天津還是中國最具備市場經濟活力的城市之一，然而，卻成了一個只有單一功能的工業化城市，逐漸被政策邊緣化。進而有著南開人文精神根基和北洋制學嚴謹基礎的文化城市，走向了末路；實業也就無從興起。
幸好，奧運會期間還看到些城市的變化；
並且，還有個濱海新區讓人眼睛一亮；
那麼，說天津衛人是津武門徒就很缺乏延展性，而我卻在寫津武門徒。
或許，這是一種無奈和期待。天津，本不應如此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