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昕·
⒈又到上海
２０００年十月底，我從韓國轉道回國，先到了北京。因為上海有個國際醫療展覽會，我們公司需要參展，所以盡管我在國內停留時間很短，也得去一趟上海。
上一次去上海是９８年了。聽人說這兩年上海變化挺大的，很多人長期回國工作都首選了上海，所以我也想去看看，還想約一些朋友同去。
我被認為是一個好熱鬧的人，朋友們都說我不管到哪裡，都喜歡招一大幫人，弄得前呼後擁的，顯得朋友遍天下。
我承認我以前的確是那樣。五年前剛到美國時第一次出去玩兒，在華盛頓呆了三天，我幾乎聯系了當地所有跟我有那麼一點兒關系的人，包括朋友的朋友，和給我帶過兩天課的一個日本實習老師。他們見到我的時候都很熱情，也有些驚訝，還有一點點含糊－－“他怎麼找我來了，該不是把錢包兒丟了吧？”
後來隨著出國的人越來越多，我在北美很多地方都有了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朋友，可我在外地出差或是旅游的時候反倒不怎麼特別地聯系了，慢慢沉澱下來的經常聯系或一起出游的也就是那麼幾個老朋友，因為隨著年齡變大，與其他人的共同之處越來越少了，包括工作和家庭，最主要是生活態度。所以見面時大家更象是一種應酬，特別是有時候時間短得還來不及敘舊，這樣就失去了舒服的感覺，也就沒有意義了。
邀請“同游上海”的ＥＭＡＩＬ我兩個多月以前就發給國內的朋友們了，但一直沒有反饋。大家都認為誰也不能提前那麼早就作安排。這也是中國和美國辦事方法不同的一個例子。
美國人什麼都講計劃，什麼都要預約。這一次看過牙醫後馬上會給你約半年以後的下一次，剛一參加工作立刻就會參加退休基金計劃，好象人一生下來就把這一輩子全計劃好了。若是休假，他們通常提前半年甚至是一年就已經把什麼都安排好了，機票、酒店、租車，和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細節。
他們的社會系統也都相應的如此設立。比如機票一定要提前買，通常越早越便宜。如果要是臨行前一兩天再買票，一百多美金的票漲到一千多美金是常有的事。
去年我回國休假，和幾個朋友去桂林和陽朔。我星期三晚上開始打電話給朋友們，他們星期五就從不同的地方飛到桂林見我。離開桂林的時候，他們臨走前最後一分鐘才買返程票，也都按時回去了。後來我跟一個美國朋友講起這件事，他吃驚得眼珠子差點沒瞪出來。
我也不知道哪種辦事方法更好，更方便，只是覺得很不同。
這次來上海也一樣，在北京上飛機之前，我只知道“亨利”會從深圳過來，跟我在虹橋機場見面，別的我就一概不知了。
⒉登上九重天
遠遠看見“亨利”一顛一顛地從機場裡面走出來，臉貼在一個極其精巧的手機上講著話。他一身時髦裝扮，上著“阿迪達斯”長袖緊身無領運動衫，下穿藏藍色仿舊牛仔褲，翻毛皮靴。夾雜在穿著劣質西裝一齊往外走的人們當中，他顯然覺得自己有些卓然不群。
“亨利”是我大學時同宿捨的哥們兒，一直是走在時代最前列的浪尖人物。
現如今跟人打交道時要用名片，接過來一看正面兒，“張狗剩兒先生”，再看背面兒，“Ｍｒ．約翰 張”，其實是一人兒。興用洋名兒是這幾年的事兒，可早在八十年代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人家“亨利”就管自己叫 “亨利”了，而且所有作業本兒筆記本兒都用英文簽名，包括“馬列主義哲學”和“中國革命史”。
現在身為炙手可熱的金融律師的他，更是不可等閒視之。著裝緊跟歐洲時尚，口中各種流行術語。每次收到他的ＥＭＡＩＬ，總看到自動附著的一個落款兒：
“亨利 楊手機：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ＯＩＣＱ：ＸＸＸＸＸＸＸＩＣＱ：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ｅｍａｉｌ：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ｃｏｍ”
而且他給人打電話，臨掛之前總會說：“沒事兒Ｑ我啊！”－－透著那麼洋氣。
去年“大話西游”火爆神州各地，網上網下。於是“亨利”又多了一句口頭語，動不動就說，“靠，Ｉ服了Ｕ ！” （小注：操，我服了你！）
這次來上海之前，我托亨利幫我訂酒店，並發了幾個可選的酒店名字給他，大部分是我以前住過並覺得還不錯的。亨利聽到後首先大罵我土鱉，然後除了我開會必須住的錦江酒店，全都給我改到了別處，我也只好聽之任之。
說說笑笑地走出了機場，一個干淨利落的出租司機迎了上來。他很有禮貌地和我們打招呼，然後把我們的行李接過來，放在後背箱裡，又給我們打開了車門。車裡干淨整潔，還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兒。
我感覺有點兒受寵若驚，因為在國內打車好象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待遇，特別是在北京。
亨利輕描淡寫地跟我說，上海出租車都這樣。
幾個小時前我在北京辦完事兒，在寫字樓底下叫了一輛車。我剛要拉車門，只聽一句粗聲大氣的斷喝，“上哪兒！”，忽地從一個蓬頭垢面的腦袋裡吼出來。
我說，機場，然後就一拉門兒進了車。車裡狹小不堪，髒了吧叽，門上窗上都是塵土，後座上一條淺色的毛巾被讓無數的屁股坐成了黑色兒，在那兒皺巴著。
司機扯著嗓子說，這會兒可堵車，想快就得繞點兒。
我說，那到無所謂，快就行，咱們走哪兒呀？
司機說，我看得走玉蜓橋那邊兒，這陣兒正是下班兒的時候。
我一聽就來了氣，哥們兒，咱們這是長安街，我知道玉蜓橋在哪兒。我去首都機場，不去南苑機場。
司機聽我滿口北京腔兒，沒說話，猛地一踩油門，朝三環方向開去。
這一路上，他滿嘴罵罵咧咧，一會兒罵空氣污染，一會兒罵交通堵塞，一會兒罵汽油漲價，可我怎麼聽怎麼象是在罵我。要不是已經上了機場高速，我真想換輛車，要不捶丫一頓。後來我干脆不理他，用手機打電話聊天，他慢慢兒也就消停了。
可是這種司機，我在北京碰到的真不是一兩個。
一上了出租車，“亨利”的手機就開始不斷地響起來。鈴聲一響，他就會皺著眉頭嘟囔，“煩躁，煩躁”，可一接上電話就聊個沒完。沒人給他打電話，他就會給別人撥，告訴全世界他在上海呢。有一回我聽到電話鈴兒，慌忙從包兒裡把跟朋友借的手機翻出來，一看，原來是坐在我旁邊正在壞笑的“亨利”打的。
趁他忙著，我開始探頭探腦地欣賞上海的夜景，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大的寫字樓特別多，上面的巨幅霓虹燈幾乎全是各大外國公司的名字。
不一會兒，我的手機也開始忙起來。
我接起電話，裡面一片歌廳內的嘈雜聲音，我使勁對著電話喊，“是大智啊，你在哪兒呢？”
“我也在上海呢。你不是說你這兩天來上海嗎，我前兩天開完會就在這兒等你呢。你猜怎麼著，我剛才一打電話，老三也在上海呢。我們哥兒幾個正跟這兒唱歌兒呢。”
“你今天晚上住哪兒？”
“還沒准兒呢，明兒早上再電話聯系吧。”
我剛把電話掛了，又接到了雲丹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你在上海呆到哪天呀？我明兒去安徽出差，然後去上海，也許能在那兒見到你。”
跟雲丹聊完沒一分鐘，我又有電話了，“請找一下顧先生。”
我連忙說，“對不起，您打錯了。我這手機是借的，機主也不姓顧。”
對方立馬兒急了，“不可能，你讓姓顧的給我接電話！”
我莫名其妙，“我跟您說了，我不認識什麼姓顧的，真的。”
對方竟然帶了哭腔，“先生，麻煩您跟顧先生說一下，我正急著找他吶，他欠著我好多錢吶！”
我心想，這都是哪兒跟哪兒啊！
在美國的時候，除了上班，在家的時候電話鈴一響，我幾乎就能猜出是誰打的，因為經常聯系的無非就幾個人。可在國內，即便是我臨時借的手機，也會被無數人找到，包括認識和不認識的。夠亂乎的。
這時候“亨利”終於放下了手機，然後沒事兒人兒似的對我說，“明天我得去趟杭州，晚上回上海，後天再回杭州，從那兒回深圳。你明天沒事兒，跟我一塊兒去吧。”
我終於忍不住了，“你這兒到底折騰什麼吶？你們怎麼辦事兒事先一點兒譜兒都沒有呀？”
“亨利”嬉皮笑臉，“這你就不知道了吧，國內辦事兒就這樣兒！”
我也沒脾氣，只好問“亨利”，“那今兒晚上吶？目前有計劃了嗎？我們現在去哪兒？”
“亨利”胸有成竹，“跟我走就是了。”
司機根據“亨利”的指示，把車開到了浦東開發區。“亨利”隨手一指，這就是“世紀大道”了。
我連忙啧啧稱贊這名字起的好。其實我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類似的名字，什麼“皇朝酒家”，“帝豪飯店”，透著一股大都市的霸氣。當然也有一些店名有些小情小調兒，比如“上海往事”，“上海人家”什麼的。
車子穿過很多造型現代的高樓，我兩年前都沒有見過，然後在一座頂天立地的大廈前停下。
“亨利”下了車後對我說，“這就是‘金茂大廈’，一共８８層，有四百多米，是目前世界第三、中國第一高樓，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
我抬頭一看，大樓象一座寶塔，直插雲霄，幾乎看不到頂。玻璃幕牆在月光下閃著金綠色的光芒，顯得神秘莫測。
要不是到了這裡，我幾乎忘了“亨利”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拜高狂”。
“拜高狂”這名字是我瞎起的，用以形容盲目崇拜各種高大建築以致發狂的人。
當初深圳的“地王”大廈剛起地基的時候，“亨利”就激動得不能自持。那時我們倆在一個公司工作，每天上班都要經過“地王”大廈的工地。每次一路過，他都會條件反射般不厭其煩地說“地王”建好後會是世界第幾高樓，一共多少層樓多少米高，並無比神往地凝視還是破舊不堪的工地，和工地上衣衫不整的建築工人。可是後來他一旦發現有別的樓比“地王”更高了，就從此對“地王”再也不看上一眼。
盡管我對他的這一癖好嗤之以鼻，可耳濡目染，我也近墨者黑地受到了一些影響。出國以後，我不管到那個城市出差或旅游，都要想方設法地去爬當地的最高建築，特別是在世界上屬得著的，比如多倫多的“ＣＮ”塔，紐約的世貿大樓和帝國大廈，還有其他國家的各種飯店和電視塔。爬的多了，我就漸漸失去了興趣，覺得在高處看下面也沒什麼新鮮的，跟從飛機上看也差不多。有一回我在芝加哥玩兒，排了一個小時的隊，才上到了曾經也是世界第一高的“ＳＥＡＲＳ”塔。可當時正好陰天，從樓頂上什麼都看不到，只有游客們或是在拍照，或是面面相觑。我終於覺得我這樣見高兒就爬確實挺有病的，從此下決心，除非必須，再也不上高樓了，可沒想到又被“亨利”帶到這兒來了。
既來之，則安之。於是我就隨“亨利”一起坐電梯，上到了頂層。
“亨利”又跟我介紹道，“這就是著名的‘九重天’，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吧。”然後又自言自語，“聽聽， ‘九重天’。”
我們入座，點了啤酒、紅酒，越南的軟春卷和泰國的炸魚餅。
侍者剛一離開，“亨利”就站起身說，“我去趟洗手間。”
我詫異，“你不是在樓下剛去過嗎？”
“亨利”俯下身，神秘地小聲地對我說，“我去轉轉。”然後就背著手昂首挺胸地走了。
他背手的動作使我想起了六、七年前我們在深圳時的一件事。當時我們幾個朋友合住一套房子，一清和葉子當時還沒結婚，正無照駕駛，可屋子布置地卻象一對兒新婚的小青工。“亨利”是單身貴族，每次路過一清他們的屋子時都是目不斜視。有一回一清和葉子剛出門，葉子忽然忘了什麼東西又回來了，一推屋門兒，只見“亨利”正雙手背後，從容不迫地在四處審視著他們的臥房。
趁著“亨利”不在，我就東張西望地看了看這個酒吧。酒吧裡燈光昏暗，透明的玻璃茶幾上都閃著蠟燭。房間內直立或斜撐著很多金屬立柱，上邊是密密麻麻的鉚釘，顯出一種超現代冷峻的質感。地毯卻呈乳白色，漫無規則的單線圖案如朵朵祥雲，走在上面，飄飄欲仙。人們一邊品酒，一邊竊竊私語。有西裝革履的白領，有溫情脈脈的戀人。離我不遠處的那桌上坐著一個金發碧眼的中年人，他對面坐著一個漂亮的中國女孩，從服飾和神態上看有點身份可疑。
從落地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是上海迷人的夜景。黃浦江在星光和燈火的點綴下靜靜地流淌著，分外浪漫多情。
“亨利”大步流星地走回來，坐下，往嘴裡塞了一個春卷，一邊兒嚼一邊兒說，“你知道嗎，一清出國前工作的那個公司在這兒有投資，他以前常來這兒，在這兒住能打五折。現在加州幾點？咱們給他打個電話吧。”
電話撥通了，“亨利”大聲說，“大爺正在‘九重天’這兒喝酒呢，你干嘛呢？”
一清顯得比較沮喪，“你們他媽的真爽，我正跟這兒背單詞呢，准備考托福。”
從“九重天”出來後，“亨利”顯得比較滿意，又有些意猶未盡。
前兩天我在網上瞎看，一條新聞映入眼簾：“一不明蜘蛛人未經允許，擅自攀爬中華最高樓－－金茂大廈。”
我心裡“咯噔”一下。這蜘蛛人是不是“亨利”呀，這二百五“拜高狂”該不是真瘋了吧。
⒊沒有西湖的杭州
第二天一早，我們按照“亨利”的安排，從浦東轉移到了浦西，搬進了座落在外灘上的“和平飯店”，然後准備去杭州。
離開浦東前，我打電話給大智，他當時還在不知道什麼地方睡覺，想必前一天晚上莺歌燕舞到深夜。
我故作無事地說，“你今天沒事兒吧，跟我們去趟杭州吧。”
大智迷迷糊糊地說，“什麼？去杭州？也行啊，反正我還沒去過呢。”
他倒是真隨和，想必也是習慣了這“計劃趕不上變化”的辦事兒方法。
半個小時後，我們剛到“和平飯店”，大智就精神矍铄地來了。
見面之後，我們拳打腳踢地親熱地問候，然後就跑到外灘上溜哒。
早上陽光明媚，黃浦江上波光粼粼，江對面是擎天柱般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浦東開發區的大片高樓。金茂大廈在白天看上去更是氣派非凡。
漫步在江邊的外灘上，我的心情很好，就拉著“亨利”和大智頻頻照相。他們都有點不情願，還不時地嘟囔著，“美國農民”，“鄉戶人”，“土老帽”，還說“你看看都誰在這兒照相呀，你過兩天回北京，也應該去天安門前邊兒照兩張。”
然後我們找了一家街邊小館兒，吃了大碗兒的菜肉馄饨和小籠包。我們吃得很香，每人都出了一腦門兒的汗。我當時想，要是在美國每天早上能吃上一碗馄饨就好了。
吃完後我們准備出發去杭州，一聽他們倆建議坐長途車去，我就覺得有點犯怵。想起以前上大學時出去玩坐長途汽車，座位上過道上都擠滿了人，再加上大包小包的行李，車廂就象一廳沙丁魚罐頭。要是夏天，車裡臭氣熏天。沒有空調，窗戶就大敞著，車一開就從外邊刮進陣陣塵土，加上身上出的汗，沒一會兒就活成了泥，想起來就惡心。可是為了不顯得很特殊，我就硬著頭皮和他們去了。
到了長途車站，我真是有點吃驚。車站裡寬敞明亮，天藍色的塑料座椅干淨整齊。天花板上吊著幾部電視，放著港台和日本電視劇。說真的，比美國的很多“灰狗”站都要好出很多。
不一會兒，“亨利”和大智手裡拿著一堆東西走過來，報紙、雜志、礦泉水，大智遞給我一包“ＭＥＮＴＯＲ”牌兒口香糖。
我不由說，“國內也有這個牌子的口香糖了。”
他們倆象看怪物似的看著我，然後異口同聲地說，“你沒病吧！”
隨著十幾個人上了車，我總算顧慮打消。車子很干淨，座椅舒適，有空調，有窗簾，還有一個穿著藍色制服的導游小姐。我們一上車，她就發給每個人一瓶礦泉水，然後又用麥克風給我們簡單地講了一下將要路過的地方。
上海到杭州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道路筆直寬敞。公路兩旁象是一幅幅江南的風景畫，有小巧的村居，有碧綠的魚塘，有鏡子般平靜的水田。美國我也去過很多地方，可是真沒有發現一個地方可以如此靈秀，如此田園。
我和大智挨著坐，“亨利”坐在過道的另一邊，旁邊坐著一個商人模樣的男人，一身西裝，袖口外邊有商標；頭發用發膠打得很亮，肩膀上散落著一些頭皮屑。他手指上帶著兩個碩大的金戒指，指甲縫兒裡卻有很多黑泥。再看“亨利”，象是直接從時裝雜志上走下來的人物，臉上自然是拒人於千裡之外。
我和大智是發小兒，從小學到高中一直是死黨，所以見面有很多話說。我們彼此交換一些老朋友的信息，和目前的一些想法。就這麼有一搭無一搭地聊著，很隨意，很舒服。
大智沖我向“亨利”那邊一努嘴兒，我一看就樂了。剛才一上車，“亨利”和那位“農企”就象水火不相容的一對兒冤家，目不斜視，誰也不理誰。現在倆人都進入假寐狀態，居然和睦相處得不行，“農企”的頭枕在 “亨利”的肩上，嘴角流著口水；“亨利”斜靠著身子，臉上一副滿足的表情。
忽然我的手機響了，一接通，原來是我們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松井小姐，她也是來上海參加這個會議的。我不會日語，就用英語寒暄了幾句，並告訴她我當晚回上海，第二天再跟她聯系。
車到了杭州，我們紛紛下車。一個中東模樣的人忽然向我走來，用生硬的英語說，“先生，你能講英語吧？我剛才在車上聽到了。”
我說，“是的，你需要什麼幫助嗎？”
然後他就問我知不知道一個地方怎麼走，我聽了半天也沒聽明白他要去什麼地方。“亨利”和大智也不知道。
於是中東人就從口袋裡拿出一個紙條，上面有兩個中文字，看上去象個地名，說他就要去那兒。
我就攔住一個汽車站的工作人員，問他怎麼走。他跟我說從這兒要再換兩趟汽車才能到。
我聽明白後就解釋給中東人聽，說完了我問他，“這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你去那兒干什麼呀？”
他謝過我後說，“那兒有個服裝批發市場，我是作服裝生意的，想去那兒看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我心想，他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就在中國四處闖蕩，真夠勇敢的，祖上肯定走過絲綢之路。
其實我們來杭州，是為了見見黎陽。黎陽是我們大學同學，同級不同班，以前也一起在深圳呆過。他後來也出國讀書，畢業後回了國，先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幾個大公司作，後來自己在杭州創辦了一個高科技公司。黎陽本人很有才，出國前就出了很多本書，都是企業兼並改組方面的，據說都很暢銷。
當年我們一起在深圳的同學朋友裡，很多人最後都出了國。留在國內的混得有好有壞，有幾個朋友發了財。有的在“地王”大廈買了辦公室；有的因為有了資金，成立了自己的投資公司。“亨利”現在是投資方面的行家裡手，這次有點受人之托，來了解了解情況。“亨利”說小猛下午也會從深圳飛過來，一起商量些事。
我到上海前接到過黎陽的一個電話，他說過些天要來美國，在拉斯維加斯參加一個全球高科技的展覽會，正式推出他們的產品。
所以我們來杭州，一來是看看老友，二來也是看看有沒有什麼合作機會。
“亨利”打通電話，“請找一下黎陽。”
電話裡傳來一個甜甜的女聲，“您找黎總呀，請稍等。”
這兩年回國，一打電話，發現很多同學都成了這總那總了。
前兩天在北京，我辦事的地方在大學同學江邑的公司附近，於是就打電話約他抽空見一面。
他的辦公室在東二環邊上一個豪華寫字樓裡。一進公司的玻璃門，我對前台小姐說，“我是來找江邑的，事先和他約好了。”
小姐上下打量了一下我，說，“對不起，我們江總正在開會，您到我們會客室等一下吧。”然後就把我領到一間屋裡，並遞上一杯茶。
我覺得有些好笑，以前江邑在我們班是個老好人，挺面的，我們有時候叫他“Ｇｅｎｔｌｅ面”（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真想象不出他繃起臉訓下屬時是什麼樣兒。
我看了看手表，已經十分鐘了，開始有點不耐煩。這時候前台小姐拿了一捆報紙和幾本雜志進來，又給我的茶杯裡續了點兒水，然後說，“您再等一會兒，他馬上就完事兒了。”
我心想，行，被江邑調教的不錯。
又過了大概十分鐘，我看到會議室的門兒一開，江邑和一個中年人說笑著走出來，一邊握手一邊拍肩，滿臉堆笑。他點頭哈腰地把那人送到門口，目送他進了電梯，揚起手道別。電梯門一關，他的笑臉就“呱叽”一下掉了下來，恢復原狀。
他一回頭，看見了我，“喲，你都來了，他們怎麼沒告訴我呀！”
我說，“你要再讓我等十分鐘，我就把你辦公室砸了。”
他連忙把我讓進屋裡，一邊說，“不好意思，得罪，得罪。”
一進門兒，迎面一張寬大的硬木大班台，後面一張真皮大板椅。左手邊一個書架，放滿了精裝書。書架旁一個根雕的花架，上面一盆龜背竹。右手邊的牆上並排掛著四幅小字畫，梅、蘭、竹、菊。
我哈哈大笑，一邊從包裡掏相機，一邊口中大呼，“儒商！江總，你真是儒商啊！”
江邑趕快跑過去把屋門關上，壓低聲音說，“你嚴肅點兒。那字畫兒不是我掛的，以前那兒就有。”
我們落坐，我大大咧咧地問，“說吧，你什麼時候成了江總的？”
江邑有點兒臉紅，然後嗫嚅著小聲說，“我，我是副總。”
我們和黎陽約好了在一個餐館見面。從外面看，這個餐館象個旅館，有四五層樓高。一進去，第一層是一個大廳，可以放下幾百張台，並且爆滿。上面幾層是單間包房，也都是滿的。後來我聽說這兒不光周末這樣，平時也這樣，連中午都這樣。想想我們在美國，每天中午就啃個漢堡包或三明治什麼的也真是可憐。
黎陽和他新婚的太太一起來了。他們看上去氣色和精神都很好。
穿著紅色旗袍的小姐把我們領進一個包房。
老友見面，自是天南地北、國內國外的一通亂侃。
我們點了傳統的杭州本幫菜，東坡肉，松鼠鳜魚和莼菜湯什麼的，吃得很高興，尤其是我。
我問黎陽，“回國後感覺怎麼樣？”
他說，“滿好的。現在我們在作自己的這個公司，雖然剛剛起步，比較忙，但是很充實，畢竟是自己的一個事業。杭州這個地方也不錯，很適合生活。周末我們兩個人在西湖邊兒騎騎自行車，挺舒服的。”
我說，“也是。在國外盡管干得再好，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談不上‘事業’。”
等我們吃得差不多的時候，小猛風塵僕僕地進來了，他剛剛從深圳趕來。
陪小猛去酒店辦了入住手續，我們就隨黎陽去了他的公司。
坐在出租車上，黎陽的太太給我們簡單介紹了一下。他們公司的技術是杭州大學發明的，因此他們把公司設在了杭大附近的新技術開發區裡。
我們一行人走進辦公大樓，來到黎陽的公司。公司辦得很象樣子，幾大間辦公室裡坐著幾十個員工，全部坐在電腦前忙碌著。
黎陽把我們引進他的辦公室，打電話叫秘書送進來幾本印刷精美的公司宣傳手冊，分別發給我們。
封面上寫著“中正生物認證公司”，扉頁上幾個大字“立中而氣正”，顯得很有氣魄。
我翻開第一頁，上面寫著：
“蒸汽機的出現，解決了動力問題，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鐵路的出現，解決了物流問題，帶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解決了信息流的問題，從而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 但目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信息流的安全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中正推出的指紋認證與數字生物信息護照等解決方案， 解決了國際互聯網的核心問題－－身份認證，為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信息流的安全架構穩定的基石。 中正的指紋認證解決方案將成為未來全球電子商務安全認證的標准。”
下面是一張照片，是一塊刻有“中正”二字的白色巖石，斜刺向藍天，顯得氣勢磅礴，野心勃勃。
接著，黎陽就打開筆記本電腦，給我們作公司產品的幻燈片展示。然後，他又給我們演示從網上下載的競爭對手的產品信息，包括一個小電視廣告。盡管我對這一行業很不熟悉，但我還是產生了很大興趣，而且直觀上感覺產品很有前景。
黎陽說，現在他們的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很多海內外的報紙雜志也都有介紹，國內也有一些公司有合作意向。但是他們想把眼光放遠，准備在海外尋求合作伙伴，並把目標定在一些大公司，比如ＩＢＭ和英特爾什麼的。這也就是他們這次准備去美國參展的目的。這次在美國的展覽會，是全球高科技行業領先的公司才有資格參加的，所以有機會找到一些有興趣合作的公司。
因為我對國外的展覽會比較熟悉，就根據我的經驗給他們提了一些建議。
黎陽一指牆上，是一張美國硅谷的地圖。他說，我們早晚有一天會打進硅谷的。
我相信他說的話，也真心希望他能成功。
其實這種內容和口氣的話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聽到過了。在美國，和朋友聊天，最通常的話題就是那幾個，“綠卡辦得怎麼樣了”，“工作找得如何”，“今年有沒有加薪”等等，最近美國經濟不好，很多人又擔心被公司裁員。大家到美國後，先讀書拿學位，然後找工作熬綠卡，沒有拿到綠卡前不能換工作，更不用說干自己的事業了。等一切都辦好了，也年紀一大把了，娶妻生子買房子，然後就幾十年如一日的等死。這其中的生活中自然有很多樂趣。可是你問問來美國的中國人，你感覺壓抑嗎？我相信沒幾個人可以說不。
聊著聊著，天漸漸就黑了。我們因為第二天還有事，就准備告辭回上海。盡管黎陽極力挽留，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管被老板怎麼剝削，本職工作還是要做好的。
黎陽的秘書打了幾個電話，查到還有一班回上海的長途車。我們於是握手告別，然後就隨秘書一起跳進了出租車，向車站趕去。
坐上了回上海的長途車，大智說，“你看，我來了一趟杭州，連西湖都沒看見。不過你這幫哥們兒還挺不錯的。”
大智在國內混得也不錯，有房有車，也挺受領導重視，時不常地到國外公費旅游一圈兒。可他也在考慮出國的事兒，也在跟我商量。
我說，“你要是想出國後有多大發展，我建議你還是留在國內。如果你只是把出國當成一種生活經歷的話，我倒是極力支持。人怎麼都是一輩子，多經歷一些沒什麼不好，也不能總是患得患失的。”
上海下過雨，水洗過的路面在路燈的照射下，閃著盈盈的亮光。
外灘遠沒有白天那麼喧鬧。一座座歐式風格的建築憑江而立，透出一種異國情調。
我們緩緩地走在街上。身邊不時穿過一對輕笑的情侶。路邊站著一個瘦瘦的老人，胸前吊著一個方形的木盤，上面擺滿了香煙，讓我覺得象是回到了舊上海。
老市長陳毅的雕像屹立在黃浦江邊，漠然注視著十裡洋場曾經的風雨變遷，蕭疏顯赫。陪伴他的，是一江秋水默默地向東流去。
天上又下起了小雨。我們走在紅磚的路面上，雨點落在寬大的梧桐葉上，發出淅淅瀝瀝的聲音。
我們找了一家小館兒，點了幾個小菜，吃完後就回到了我們下榻的“和平飯店”。
“和平飯店”據說是上海最老的酒店，座落在十裡洋場的一端。酒店一層的歌廳裡有一個老爵士樂隊，演奏者都是當年混際於上海灘上的一些老人，平均年齡有七十多歲，樂曲都是一些懷舊的老上海流行曲。
聽眾很多是外國人，還有一些時髦小青年。我旁邊的一桌是一群打扮前衛的小孩兒，都不會超過二十歲。一個頭上包著方巾的小姑娘面孔清秀，嘴裡叼著一根粗大的雪茄。
聽著聽著，晃乎間我看到老樂手們核桃般皺巴的臉上都變得光滑平整起來，頭發也梳得油光可鑒。他們意氣風發，搖頭晃腦地演奏著，還不時地瞟一眼台中間扭擺著腰肢的妖冶歌女。
歌女穿著閃著亮光的旗袍，鮮紅的兩片嘴唇上下翻飛著，“夜來香，我為你歌唱……”
回到房間，我們發現旁邊的一間門上貼著紅喜字，裡面傳出陣陣喧鬧聲，說的都是上海話，想必是在鬧洞房。
“亨利”作一臉厭惡狀，認為在飯店結婚真是土得不能再土了。
跑了一整天，我們也都挺累的。大智進洗手間洗澡，“亨利”打開了電視。我站在窗戶邊，打開窗簾。
小雨還在飄著，在樓頂探照燈的光柱下象是雪花。
馬路對面是“和平飯店”的南樓，密密麻麻著古香古色的石窗。樓底下有一個門，門上方是個半球形绛紅色的帆布拱檐。樓壁上有塊石牌，刻著“１９０６”。
電視裡的舞台上，幾個染著頭發的新新人類在歇斯底裡地彈唱著，台下是如癡如狂喊叫著的一群上海寶貝兒；樓下的老爵士們還在有條不紊地演奏著，靡靡之音不屈不撓地從窗縫兒裡傳了進來。
我盯著窗外，仿佛看到一部黑色老爺車停在路邊。車門一開，一條裹在旗袍裡的白腿探了出來，腳上登著一只紅色高跟鞋……
⒋城隍廟和大閘蟹
睡醒覺後，大智建議我們去城隍廟吃早餐。
剛上了出租車，我們就接到江邑的電話，說他在火車上，馬上就到上海了。他來上海有點兒公事，也是來和我們聚聚。我們跟司機打聽了一下，火車站離城隍廟不遠，所以我們就說好先去找地方，然後在那兒等他。
從和平飯店到城隍廟很近，沒一會兒就到了。一下車，眼前出現一條干淨寬敞的仿古街，街道兩旁的建築全部雕梁畫柱，商店門口都掛著紅底兒金字的幌子。有游客模樣的人從店鋪裡出來進去，也有本地的老阿婆提著菜籃子過馬路。
大智前兩天和業務單位的人來過這裡，所以輕車熟路。他七拐八拐地把我們帶到了上海著名的豫園，踏上九曲橋，移步換景，有亭台樓榭，有小橋流水，一群老人圍在一起依依呀呀地唱著評彈，情趣盎然。
走過橋來，就是我們就餐的飯館－－綠波廊。
大智是回頭客，所以主點。他向我們推薦了雞鴨血湯等四小碗兒，我們又點了蟹粉小籠包、棗泥餅和南瓜餅等小點。吃的上齊了，我們又打電話給江邑，他說還要等一會兒，要我們先吃。
我們也餓了，就敞開肚皮大吃。食品做得都很精細，味道也很好，只是看得出這裡還是國營的餐館，服務較差。
等我們都快吃完了，江邑還沒有到。
大智說：“你知道嗎，克林頓全家來上海時還在這兒吃過飯呢。你看牆上的照片。”
我一看，餐廳四周果真懸掛著幾張克林頓在這兒拍的照片。我閒著沒事，就走到一張照片前，指著克林頓的酒糟鼻，讓“亨利”給我照了張相。
看了一下手表，我們都有些著急了。我中午還約了客戶，大智的飛機是在下午，而且是在浦東。
我又撥通了電話，半天沒有人接。還沒來得及掛斷，就見一個人和一陣電話鈴聲一起走了進來－－是江邑。
江邑簡單吃了一點兒，我們就買單走了。
我們趕回和平飯店，退房，然後把行李搬到我開會的錦江飯店，我就算是正式進入工作狀態了。
房間安頓好了，大智就坐大巴去機場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他還得上班。
我開始去見客戶，江邑和“亨利”開始閒聊閒逛。
和客戶在酒店的咖啡廳裡談了一個多小時後，我到樓下為展覽會作些准備。
大堂裡人來人往，很多都是來參會的醫生，也就是我的客戶。現在醫療行業作得很專，分工很細，所以這些客戶很多都是熟面孔，在美國和別的國家的展覽會上都見過。於是我就不斷地遇到人打招呼。
找了半天，我才在行李房找到了我們參展的展品。
大堂裡擺了一長條桌子，有一群人在那裡嘻嘻哈哈地聊天。我上前問他們是不是會議組委會的，回答說是。我問一些細節，他們面面相觑，沒人知道。我問明天幾點開展，他們支吾了半天說，八九點鐘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八點還是九點。
很快我就發現，不只是我一個人覺察出這次會議組織的混亂。很多人都在大堂裡走來走去，問來問去，象無頭的蒼蠅。有幾個外國醫生因為不說中文，不得不尋求我的幫助。
若是在美國，這種規模的會議在接待處最多只有一個人和一台電腦。有人來登記，接待人員就會遞上一個胸牌，和一包材料，其中包括所有有用的信息，會議日程安排、與會者名單、廠商名單、論文概要、觀光信息和地圖等。展覽時間、休息時間和發言的時間都會精確到分鐘，因為醫生們的時間都幾乎是按分鐘收費的。
展會雖然是第二天才開始，我覺得已經忙得團團轉了。
等把可以安排的都安排了，我准備上樓，忽然在大堂裡碰到了我們在日本的代理商松本小姐和福士先生。他們是我們公司最大的客戶，我自然要好好招待，於是我和他們約好過一會兒一起去吃大閘蟹。
回到房間，江邑和“亨利”已經逛回來了。“亨利”說他馬上要趕回杭州，小猛和黎陽還在那邊等他。我晚上也有事兒，於是就只好告別了。
我們在上海的時候，正值秋菊吐艷，稻菽飄香之際，也正是人們吃蟹的最佳時節。據說早在宋元時代，吃蟹就成了人們一大享受。到了清代，“品蟹賞菊”更成了一種時尚。記得“紅樓夢”裡有一段描寫眾姐妹在大觀園裡吃螃蟹，“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令人垂涎欲滴。
全國的各種海蟹、河蟹裡，又屬昆山陽澄湖產的清水大閘蟹最有名。曾聽說過這樣一句詩，“不是陽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蘇州。”
我們經人推薦，來到了一家餐館，點了大閘蟹和其他一些小菜兒。在座的有松本小姐、福士先生和一個日本醫生。江邑晚上沒有約到客戶，就隨我們一起來了。
大閘蟹一上桌，果真名不虛傳，“青背、白肚、黃毛、金爪”。入得口中，香味四溢。
江邑是南方人，很懂得吃蟹的門道。他要來了鎮江醋、姜末和糖拌的調料，又點了紹興黃酒，據說有鮮腥暖胃祛寒且幫助消化的功效。他給我們作吃蟹示范，我們眾人一一效法。江邑說，在我們老家，真會吃螃蟹的人，一只蟹可以下一瓶黃酒。
為了弘揚中國的飲食文化，我又信口開河地給幾個小日本講了有關黃酒的“狀元紅”和“女兒紅”的故事。日本人頻頻點頭的時候，江邑用漢語小聲對我說，你講錯了吧。
我也沒理他，又打開了一只母螃蟹。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我又要了兩瓶陳年的黃酒，送給日本醫生作紀念。
要來帳單，總共一千多塊。我拿出信用卡，小姐搖了搖頭說，我們這兒不刷卡。我趕快從錢包裡翻現金，才發現根本不夠。江邑見狀趕快拿出皮夾，從一大疊鈔票裡抽出幾張，算是替我解了圍。幸虧他晚上跟我一起來了，要不然我這個眼真是現大了。
在國內出差，我總是拿不准帶多少現金合適，這方面江邑要比我有經驗的多。
大家吃得都很高興，我們說說笑笑地回酒店。
福士先生是我的老客戶，五十多歲了，和我私人關系很好。
我們一邊走一邊聊天，他忽然問我，剛才那餐飯是一千多元人民幣嗎？
我說，是啊。
他又問，那個服務小姐一個月可以掙多少錢？
我說，大概幾百塊吧。
福士先生吐了一下舌頭，那也就是說，我們一餐飯吃了她幾個月的工資？
我說，應該是吧。
他問，那她吃什麼呢？
我說，她吃……，我也不知道。
送幾個日本人回了酒店，我和江邑開始聊天。
大閘蟹吃得很爽，我還意猶未盡，就對江邑說，還是你們在國內舒服呀，生活安逸，還有這麼多好吃的。
他說，你每次回國時間都這麼短，走馬觀花的，能對國內了解多少？
我說，我看國內就是不錯，大家混得也都挺好，都是這個總那個總的，我們在國外累死累活的，也不過就是一個碎催。
江邑說，你太片面。遠得不說，不出北京城，就有家裡揭不開鍋的，下崗的那些人可慘了。況且也不是人人混得都好，我們班同學裡就有整天躲債的，弄得大家敬而遠之。我知道你們在國外生活壓力大，還要辦身份什麼的，可是我們在國內也很辛苦啊。工作很忙，還要抽空念研究生。你我同樣是經常出差，可是我們出差條件就差多了。我是作農產品出口的，出差的地方都是農村，根本沒飛機可坐。所以我現在都習慣了，到哪兒去都可以坐火車。住的地方就更不要說了，有時候運氣不好連熱水都沒有。
我歎了一口氣說，看來我也是光看見賊吃肉，沒看見賊挨打呀。
江邑斜了我一眼，換了個話題，哎，你還記得咱們系那個博士導師林教授嗎？
我想了想說，記得呀，我上本科時總逃課，可那老頭兒的課我還是挺愛聽的。
江邑說，以後你想聽也聽不到了，林教授前些天去世了。我們幾個人去他家裡慰問，進門一看，跟你說，真是讓人感動。我毫不誇張，屋裡家徒四壁，除了書就是書。可是你想想，他有多少學生都發財了。”
我沒有說話。
江邑接著說，我昨天坐火車時，同一個包廂裡有個華東師范大學的老教授，從北京開會回來。我們一路上聊得很好，他跟我說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坐軟臥。下了火車我要去城隍廟找你們，就問他怎麼走。老人很熱情，告訴我怎麼怎麼倒公共汽車，還親自帶我到了車站。你知道那點兒打車的錢對你我都不是什麼問題，可當著老教授，我真不好意思伸手就攔出租。後來我就坐了幾站大巴，才下車打的過來的。
我說，哦，怪不得你中午那麼晚才到呢。
⒌國際人
作為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殃殃大國，我們每個地方的人都對自己的出生地有充分的自豪感。而這種自豪感有時候弄不好會膨脹到唯我獨尊，甚至會瞧不起或擠兌別地方的人。
憑良心說，上海人在各地人裡受挖苦的比例要稍高一些。
有人說上海人功於心計，精打細算，打交道時要小心；有人說上海人小裡小氣，兩個大男人在公共汽車上爭執，能用吳農軟語吵上兩個小時，也不會動手。
記得有一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裡面有一個小品，一個男演員用各地方言串演幾個不同地方的人。到了他演上海人的時候，口裡細聲細氣叽叽喳喳地說話，手裡還捏著一個道具，是一只泥鳅大點兒的小鹹魚。我當時看到那兒時一邊兒樂，一邊兒說這導演可真夠損的。
人們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心理，以訛傳訛，上海人的名聲就多少受到了影響。弄得有的上海人和外地人交朋友拍胸脯掏心窩子的時候都先把自己摘出來，“哥們兒，我跟你說，我可真不象上海人。”
老實講，那樣的上海人我見過，也打過交道，就象我見過那樣的別地方的人一樣。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磕瓜子兒磕出個臭蟲，也是什麼仁（人）兒都有；每個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各種人。可要是說上海人都那樣兒，那實在是有些以偏概全了。
我們這次參加的是一個國際外科學術會議，與會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醫生，還有一些參展公司。但由於會議地點設在上海，大部分光顧我們展台的都是一些近水樓台的本地人。
我和另外幾位代理商不停地忙碌，不厭其煩地給客人介紹我們的產品，一會兒用英語，一會兒用中文。我們頻繁地交換名片，我注意到國內很多人的名片上都印有“博士”、“碩士”、“ＭＢＡ”等頭銜。
有幾個人用非常流利的英語和我交談，被我誤認為是新加坡人或是香港人。聊了很久，換了名片，才知道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並且從沒有出過國，令我驚訝不已。
展會的第一天，我們在展台貼出了“在上海及中國其它地區誠招代理”的告示，當天下午就有很多公司來找我商談，幾天以來都是如此。我也沒想到消息會傳得這麼快，而且這些公司的積極性也都很高。
我感覺大部分和我談的人都很上路，也很專業。我於是很快找到了幾家可以繼續協商的公司。
有趣的是在跟我談過的這些人當中，有一個曾留學美國，居然和我上的是同一所大學。他畢業後在美國工作了幾年，後來回國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他跟我說，他們現在給很多國外的廠商在中國作代理。每一類他們公司代理的產品，他們只找世界上最好的廠家，為他們在中國打出品牌。
和這些上海人打交道時，我感覺很好。他們都很務實，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沒有那麼多雲山霧罩，也不跟你稱兄道弟，雙方條件擺出來，談成就作，談不成拉倒。我比較喜歡這樣。有時候談生意時遇到一些神侃胡吹的，還沒怎麼樣就先拉你出去喝酒，剛一見面就象你親兄弟似的，鉤肩搭背，不分你我。問什麼都是行行行好好好，可一動真格的就滿不是那麼回事兒了。這種假豪爽的，在我們北方人裡居多。
美國人也動心眼兒，也玩兒辦公室政治，可大多數時還是直來直去的。長期在這種環境裡，人變得有點傻，腦子裡的彎彎繞兒也少多了，所以我覺得更適合上海人的這種方式，比較有效率。
剛剛口干舌燥地給一個客戶演示完我們的一個產品，我正在低頭找一份材料。忽然聽到有人用英語叫我的名字。抬頭一看，原來是澳洲著名醫生萊溫朵斯基。我連忙和他握手問好。
萊溫朵斯基醫生是我們公司的老客戶，和我一起出過幾次差，相處得很好。他性格開朗，喜歡自言自語，還總是眉飛色舞地不停地開玩笑。
有一次我隨他一起去菲律賓和韓國開會，那陣兒正趕上鬧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性丑聞，美國總統的褲裆成了當時全世界人民茶余飯後的談資。在會議期間，所有人見到萊溫朵斯基醫生都有意無意地管他叫“萊溫斯基”，叫完還意味深長地偷偷竊笑。
有一回在他發言之前，大會的主持人宣布，“下面由‘萊溫斯基’醫生講演。”場下發出唏唏嗦嗦地笑聲。
萊溫朵斯基醫生大步流星地上台，拿起麥克風，微笑著說，“各位好，我是萊溫－朵－斯基醫生，我來自澳洲，而且我和莫妮卡沒關系。”
場下爆笑。
我問：“怎麼樣，這個會還好嗎？”
萊溫朵斯基醫生搖頭晃腦地說：“還好，還好。”他的臉上總有一種淘氣的笑容，讓你不知道他說的是真話還是在開玩笑。
我又問：“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
他聽到後就笑著說：“有哇，你能救我一命嗎？”
我就笑了，“您是醫生啊，我又不是。不過我倒無所謂，可以試試，只要您放心。”
我們一起哈哈大笑。然後他說，“其實我是要渴死了，你能幫我找一杯咖啡或是一瓶水嗎？”
我吃了一驚，“難道會議不提供咖啡和飲料嗎？”
萊溫朵斯基聳了聳肩，“不瞞你說，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沒咖啡的國際會議。你知道嗎？我們交的會費比在其他國家要高出很多呢。”
我連忙把隨身帶的一瓶還沒打開的礦泉水遞給了他。雖說我不是大會組委會的，可這畢竟是在我們中國，我還是有點兒招待不周的歉意，於是就邀請萊溫朵斯基醫生中午一起吃飯。
在國外象這樣的會議，日程上都會排出一些休息時間，十五分鐘到半個小時不等。會議組織者都會在展覽區提供茶水、咖啡、飲料和一些小吃，有時候還會有穿著制服的侍者托著盤子在不停地走來走去，送來酒類、插著牙簽的小點或是冰激凌什麼的。每到休息時間，醫生們就會來到展區，吃點兒喝點兒，在展台四處轉轉。因此靠近擺放食品飲料的展台都是比較搶手的，甚至攤位費都要貴些。
看來國內組織這樣的會議還是有些經驗不足。
中午吃飯的時候，萊溫朵斯基醫生對我說，“其實中國的醫生水平很高，病人多，臨床經驗豐富。他們的設備普遍比我們用的要簡陋，可是手術作得都很漂亮。只是他們應該多多加強和國外的交流，多走出來學習學習。”
我點頭稱是。
他又說：“比方說，中國醫生的平均英語水平都不太好，這也是日本和韓國醫生的普遍問題，聽他們在會議上發言非常具有挑戰性，有時候我們看著幻燈片聽都不知所雲，所以學術交流上就有很大困難。我也曾設立過一個中澳醫生交換訪問計劃，准備在澳洲培養一批中國醫生，也讓一些澳洲醫生來中國進修。可是計劃結束後，澳洲醫生都回國了，中國醫生卻全都留在了澳洲，有的甚至當了出租車司機，讓我真是想不通。”
我說：“這裡面的原因很復雜。不光是語言、文化背景和國力不同，還有一個思維方式問題。我也同意中國人，不僅是中國醫生，有機會都應該出來看看，逐漸吸收采納一些國際通用的游戲規則。”
說這話時，我想到了一、兩年前在美國經歷的一件事。
有一次一個在國內的朋友來信，說他讀研究生時的導師要來美國，可能需要我的一些幫助，我回復說可以盡量幫忙，然後就再沒有聽到任何消息。
過了大約有幾個月了，有一天我在辦公室裡收到一個電話留言，留言的人說她是ＸＸ大學的張教授，人現在在加州，希望我給她回個電話，然後留了一個號碼。我想了半天才想起很長時間以前朋友提到的這件事。
在電話上客氣了幾句，我就問張教授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
張教授說，真是不好意思打擾你。我們目前在作一項科研，我這次是來拜訪美國的幾所大學，和一些專家進行交流，看看有沒有合作機會。我聽說你住的城市離佛州大學不遠，能不能麻煩你幫我聯系一下。另外我的英語口語不太好，在美國也不能開車，如果方便的話，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下。
我問，您要跟哪個專業的人聯系呢？我可以先幫您查一下他們的聯系方式，您可以直接發ＥＭＡＩＬ給他們。等您定好了哪一天去，請提前告訴我一聲，我好安排，看看能不能和您一起去。
然後張教授告訴了我她需要查找的信息。
放下電話後，我立刻上網，找到了佛州大學那個專業的網址，然後查到了一份教授名單和他們研究的課題。我按照張教授給我的傳真號，把這份材料傳給了她。
第二天，她打來電話表示感謝，並說等安排好了通知我。
幾天過後，我收到張教授的電話，說她第二天就飛到我這兒，然後要去佛州大學。佛州大學離我住的城市開車單程要兩個小時，公共交通又非常不方便，張教授自己根本不可能去。所以我趕緊和公司請假。
第二天早上我從機場接上張教授，請她到我們公司坐了坐，然後就開車帶她去佛州大學。
我們一路聊天，慢慢熟悉起來。張教授四十幾歲，人很好，是中國典型的知識分子，講話斯文，知書達禮。對於我能幫忙，她一再致謝。我說出門靠朋友，您千萬別客氣。
我們聊得很投機，兩個小時一下兒就過去了。
到了佛州大學，我問張教授，您跟他們約好時間了嗎？
她說，我其實只想見一個教授。我前兩天給他發了個ＥＭＡＩＬ，說今天來拜訪，沒約具體時間。不過我想他知道我來，應該在這兒等我吧。我們學校的老師整天都在辦公室的。
我說，美國的教授是不坐班的，不過我們可以先去他們系裡看看他在不在，碰碰運氣了。
來到系裡一問，美國教授果真不在。我看了一下表，快中午了，於是我就請系秘幫我聯系一下教授，跟他說我們下午兩點再來。
系秘問，你們事前預訂了時間嗎？
我說沒有。系秘臉上有點不快，說我可以試著聯系，但不能保證兩點鐘他肯定能來。
我說，不管怎樣，我們兩點鐘再來看看吧。謝謝你。
然後我就先帶張教授去吃午飯。張教授問，兩點會不會有點兒早啊？他沒准兒要睡個午覺呢，我們學校的老師中午都睡午覺。我覺得挺好玩兒的。在美國除了家庭主婦，好象沒誰會睡午覺。
兩點整我們又來到了系裡，美國教授還沒有來。系秘說剛剛聯系到他，現在正在路上。
我們又等了大約２０分鐘，一個高大的美國老頭氣喘吁吁地來了，顯然是從什麼地方趕過來的。他留著大胡子，頭上還戴著一頂西部牛仔帽。
大胡子教授很有禮貌地和我們打招呼，可我覺得他態度上有一點點冷淡和傲慢。
他把我們引進他的辦公室，摘了帽子，讓我們坐下來，然後直接了當地問，我可以為你們做什麼？
我看了看張教授，她也看了看我，然後臉一下子紅了，小聲用英語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注意到大胡子教授的臉色有一瞬間變得很難看，我也覺得有點尴尬。他大概是覺得你們大老遠把我叫來，怎麼會連目的都不知道。
其實我知道張教授不是這個意思，她只是把中文裡的一個開場白直譯了過來，又因為講英語不太適應，所以顯得有些不自信。
張教授慢慢地開始說，他們在作的一個科研項目已經基本成功，現在需要找一個測試方面的專家，希望能夠和佛州大學合作等等。我一點一點幫她翻譯，大胡子教授微微點頭。
等談到專業問題的時候，張教授已經能夠用英語表達得很清楚，大胡子教授漸漸顯出一些興趣。
後來，張教授從提包裡拿出一個他們研制的樣品，遞給大胡子。
大胡子教授戴上眼睛，仔細觀察，眼裡漸漸放出興奮地光芒，然後情不自禁地大聲說，這個是你們做的？簡直不可思議！我相信這是目前世界上做的最好的！美國很多實驗室都在盡力，可到現在沒人能做出來。
然後他又翻過來調過去地看，嘴裡不停啧啧稱贊。
張教授又用漢語對我說，這是星火計劃的一個重點工程，國家非常重視，撥了一百萬美金的資金，不夠的話還可以追加。她為了這個項目已經來美國好幾次了。如果能請到美國專家，他們可以請他到中國來，一年幾次都可以，全部費用都由中方來出。如果美國專家需要到別的國家開會或作跟這個課題有關的學術交流，中方也可以負擔費用。
我聽了以後都吃了一驚，這是多好的一個機會呀，張教授為什麼早沒有提呢。
果不其然，等我給大胡子教授翻譯完了，他立刻露出了興奮的笑容，臉也漲紅了，馬上說他非常願意合作。
然後他又和我們開始熱烈地交談，還主動帶我們到他的實驗室參觀。和我們剛見到他時，他的態度迥然不同。
談的差不多了，我們准備告辭。張教授拿出一個錦盒，遞給大胡子，說是送給他的禮物。
大胡子打開一看，是一個彩繪的瓷瓶，做工精美，白色的瓶壁薄得象紙一樣，顯得價格不菲。
大胡子的臉更紅了，一邊不斷道謝，一邊緊緊地盯著瓷瓶，兩眼放光，顯得很貪婪。
我心想這教授也真夠沒德行的，也不收斂點兒。我見過很多美國人都喜歡貪小便宜，沒想到這堂堂教授也這樣。
回程的路上，我對張教授說，“其實這是很好的一次機會，我相信要是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會趨之若鹜的。您肯定能找到最好的專家。”
張教授歎了口氣說，“其實主要是雙方的溝通問題造成的困難。”
一天的接觸，我覺得張教授是個水平很高的謙謙學者，也是個平易近人的實在人，於是就直言道：“我覺得其實溝通不僅是個語言問題，還有一個行事方式的問題。比方說和美國人打交道，一定要事先約好時間，越提前越確切越好，否則會被認為是不禮貌。還有在您來之前，應該把您想辦的事情大概告知對方，１、２、３、４、５，簡明扼要，讓他們有個准備。另外您自己也應該有備而來，最好准備一些書面的材料，這樣一來表示對別人時間的尊重，二來也比較有效率。”
張教授點了點頭，“你說的很對。”
我又說，“您來這兒是尋求合作的，但同時也給對方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所以雙方是平等的，應該不卑不亢。我們不但要把提供的優惠條件講出來，同時也應該闡明我們的要求。就象在中國一樣，都是專家，水平也良莠不齊。我們既然有最好的條件，就應該找到最好的專家，不管他是不是美國人。”
張教授說，“不瞞你說，我們在這些方面很沒有經驗，不光是和外國同行之間的交流，也包括和國內廠商的接觸。我們只是搞科研，項目研究好了就放在那裡。有公司廠家找上門才有可能把產品市場化，否則的話出了論文就完事大吉，國家投入的大量研究經費其實就是白白浪費了，蠻可惜的。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都有這些問題，好象只想搞學術，特別不情願和外界接觸，尤其是商界。看來這種觀念也得慢慢改變。”
我說，“這幾年出國的人越來越多，我覺得是件好事。我們在學習國外經驗、了解國外辦事方式的同時，也把自己的一些文化傳統帶了出來。幾年前我剛出國時，周圍的美國人幾乎沒人知道中國的春節。現在我們一過年，美國同事們就都會給我發電子賀卡，祝賀中國新年，而且很多人甚至都知道自己的屬相。最近幾年去加拿大的中國人很多。去年中秋節時我在蒙特利爾，和一些朋友去唱卡拉ＯＫ。等我們半夜三更出來的時候，看到幾個加拿大白人在門口可憐巴巴地等包房。要在以前，他們怎麼會知道卡拉ＯＫ是什麼呢。世界越來越小，人們求同存異也越變越象。我想有朝一日，大家不管從哪國來，都會變成國際人了。”
⒍冤枉路
早聽說上海有條衡山路，滿街酒吧茶社，環境典雅、小資情調，是餐後小坐的好地方。
一天緊張的展覽會結束後，我和幾個日本客人在城隍廟吃了晚飯，又買了些紫砂茶壺等工藝品，就一起打車到了衡山路。江邑已經在下午趕回北京了。
北京的一個朋友給我推薦了一個酒吧，說我去了肯定不會失望的。我問了出租司機，他說不太清楚，我就讓他把車停在衡山路口，我們自己去找。
下了車，一條精致的街道出現在眼前。路兩旁的小樹上掛著串串小燈，在夜色裡閃著橙黃色的亮光。一家挨一家的店鋪裝飾考究，各具特色，“紅茶坊”、“老時光”什麼的，名字起得也不錯。
福士先生對我說，這裡有點兒象新奧爾良著名的ＢＯＵＲＢＯＮ街。我說不太象，衡山路沒有ＢＯＵＲＢＯＮ街那麼嘈雜，街上也沒有那麼多酒鬼、爵士樂表演者和色情商店。
我們一邊欣賞街景，一邊找朋友給我推薦的那個酒吧。在街的一邊走了一趟，沒有找到。我們又調頭從另一邊往回走。我們手裡提著買的工藝品，走得都有點而累了，還沒有找到。我有些著急了，畢竟帶著客戶，這麼轉來轉去的有點不太好。我就拿手機打電話給北京的朋友，問她怎麼走。
按照她的提示，我們又找了一會兒，街邊終於出現了一個柵欄門，上面掛著酒吧的名字。終於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推門而入，原來是一個很大的庭院。離門５０米出，有一座二層的木制小洋樓，花玻璃上散射出燈光，在黑暗裡顯得很神秘。
我們進入小樓，寬敞的一層是個酒吧，二層是餐廳。酒吧中間有一個方形的吧台，裡面站著兩個白人酒侍。
酒吧裡的家具都是紅木的，顯得古舊昂貴。
房間的角落裡擺放著高大的綠葉植物，幾個小射燈從下向上打出不同的顏色，把植物弄出一種夢幻效果。輕柔的音樂彌漫在空氣裡。
這時正是西方的萬聖節，也叫鬼節。酒吧四處就掛著一些小鬼和稻草人。古色古香的紅木長凳上擺放著幾個橙紅的南瓜，竟然搭配得珠聯璧合。
我們入座，點了酒。打著黑領結的侍者給我們點上蠟燭，蠟燭托兒居然是個真的小南瓜，拳頭那麼大，上面刻著個鬼臉。
牆上的一個小黑板上寫著：從即日起開始聖誕節預訂。
幾個日本人不停稱贊這裡環境好，我也很高興。
我說，真抱歉讓你們繞了這麼多路。
福士先生馬上擺手道，不會不會，多走了點路，可多看了些風景，還找到了這麼一個好地方，值得，值得。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庭院以前是宋氏家族的私家花園。
上一次來上海的時候，浦東機場還沒修好。據說這個新機場修得相當好，所以我這次專門把回北京的票訂在了浦東，想去看看，盡管要從酒店坐一個小時的大巴到機場。
到了機場一看，果然名不虛傳。外形新穎，設備先進，我敢說是世界上最好的機場之一。
我走到櫃台前辦登機手續，順便要一個靠走道的位子。
工作人員很有禮貌。他說，這班飛機很空，不會超過五十人，您隨便坐都可以。
我道了謝就去登機口了。
快上飛機的時候，我接到雲丹的電話，說她馬上要到上海了。我說，可我馬上要回北京了。
上了飛機我才發現，這班飛機其實挺滿的。我就一直走到最後一排，碰巧還有一個靠走道的位子，就坐了下來。
不一會兒，我看到一個滿臉驕橫的女人一邊托著拉桿箱往後面走，一邊氣哼哼地回頭對跟在身後的空姐抱怨著什麼，空姐在不停地道歉。
她走到我身邊，手一攤，對空姐大聲說，你看，這都到最後一排了，哪裡有靠走道的位子？你們地面人員說肯定有。你說吧，現在怎麼辦？
空姐很為難，滿臉通紅，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看了看那個女人，覺得挺面熟。再仔細一看，原來是８０年代末曾紅極一時的一個影星。
我看空姐挺可憐的，就說，要不你讓她坐我這兒吧，然後就挪到了靠窗的位子。
影星哼了一聲，連句謝謝都沒說，就一屁股坐了下來。空姐趕快跟我道謝。
影星坐了下來，還在不住地嘟囔， 真是夠差勁的，這麼好的機場，服務也這麼差。
我也沒理她，拿出一本書看。
飛機飛了一陣後，我有點兒困，就想睡一會兒。可影星在看報紙，嘩啦嘩啦地翻來翻去，弄得山響。
我也睡不著，就跟她搭話。我說，對不起， 你是……
影星猛地一扭頭，眼裡射出兩道寒光，如同兩把利劍。
我嚇了一跳，接著說，你是ＸＸＸ吧，我看過你演的電影。
她忽然一下子就溫柔起來，臉上露出完美的笑容，聲音甜美地說，是我呀，你還真認出來了。
估計她是把我當追星族了。
我想逗逗她，就說，可不，這麼多年你一點兒都沒變，我一眼就認出來了。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兒肉麻。
影星倒不覺得，羞澀地笑著說，哪裡，哪裡。跟剛才那個潑婦判若兩人。
我們一起下了飛機。首都機場的大廳裡有一些巨幅廣告，有一張是當紅藝人章子怡的特寫，明眸皓齒，青春亮麗。
我注意到影星瞟了一眼章子怡，眼神有點兒復雜。
兩天以後，我要從北京飛洛杉矶回美國，沒想到又在上海停了一下，而且還是浦東機場。
出發前比較匆忙，我也沒仔細看我的航班行程，也就沒注意到我需要在浦東機場停留兩個小時，否則前兩天我也不用大老遠專門跑這兒一趟了。
我換了登機牌，居然是兩天前回北京的同一個登機口。
起點又回到了終點，老天跟我開了一個玩笑：你不是想看浦東機場嗎？我讓你看個夠。
我走進兩天前去過的同一個小店，從同一個小姐手裡接過同一個牌子的瓶裝水。
擰開蓋兒，咕咚咕咚喝了半瓶，覺得挺舒服。
本來，人這一輩子，誰說得准哪一段走的算冤枉路呢。
□ 寄自美國
⒈又到上海
２０００年十月底，我從韓國轉道回國，先到了北京。因為上海有個國際醫療展覽會，我們公司需要參展，所以盡管我在國內停留時間很短，也得去一趟上海。
上一次去上海是９８年了。聽人說這兩年上海變化挺大的，很多人長期回國工作都首選了上海，所以我也想去看看，還想約一些朋友同去。
我被認為是一個好熱鬧的人，朋友們都說我不管到哪裡，都喜歡招一大幫人，弄得前呼後擁的，顯得朋友遍天下。
我承認我以前的確是那樣。五年前剛到美國時第一次出去玩兒，在華盛頓呆了三天，我幾乎聯系了當地所有跟我有那麼一點兒關系的人，包括朋友的朋友，和給我帶過兩天課的一個日本實習老師。他們見到我的時候都很熱情，也有些驚訝，還有一點點含糊－－“他怎麼找我來了，該不是把錢包兒丟了吧？”
後來隨著出國的人越來越多，我在北美很多地方都有了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朋友，可我在外地出差或是旅游的時候反倒不怎麼特別地聯系了，慢慢沉澱下來的經常聯系或一起出游的也就是那麼幾個老朋友，因為隨著年齡變大，與其他人的共同之處越來越少了，包括工作和家庭，最主要是生活態度。所以見面時大家更象是一種應酬，特別是有時候時間短得還來不及敘舊，這樣就失去了舒服的感覺，也就沒有意義了。
邀請“同游上海”的ＥＭＡＩＬ我兩個多月以前就發給國內的朋友們了，但一直沒有反饋。大家都認為誰也不能提前那麼早就作安排。這也是中國和美國辦事方法不同的一個例子。
美國人什麼都講計劃，什麼都要預約。這一次看過牙醫後馬上會給你約半年以後的下一次，剛一參加工作立刻就會參加退休基金計劃，好象人一生下來就把這一輩子全計劃好了。若是休假，他們通常提前半年甚至是一年就已經把什麼都安排好了，機票、酒店、租車，和很多你想也想不到的細節。
他們的社會系統也都相應的如此設立。比如機票一定要提前買，通常越早越便宜。如果要是臨行前一兩天再買票，一百多美金的票漲到一千多美金是常有的事。
去年我回國休假，和幾個朋友去桂林和陽朔。我星期三晚上開始打電話給朋友們，他們星期五就從不同的地方飛到桂林見我。離開桂林的時候，他們臨走前最後一分鐘才買返程票，也都按時回去了。後來我跟一個美國朋友講起這件事，他吃驚得眼珠子差點沒瞪出來。
我也不知道哪種辦事方法更好，更方便，只是覺得很不同。
這次來上海也一樣，在北京上飛機之前，我只知道“亨利”會從深圳過來，跟我在虹橋機場見面，別的我就一概不知了。
⒉登上九重天
遠遠看見“亨利”一顛一顛地從機場裡面走出來，臉貼在一個極其精巧的手機上講著話。他一身時髦裝扮，上著“阿迪達斯”長袖緊身無領運動衫，下穿藏藍色仿舊牛仔褲，翻毛皮靴。夾雜在穿著劣質西裝一齊往外走的人們當中，他顯然覺得自己有些卓然不群。
“亨利”是我大學時同宿捨的哥們兒，一直是走在時代最前列的浪尖人物。
現如今跟人打交道時要用名片，接過來一看正面兒，“張狗剩兒先生”，再看背面兒，“Ｍｒ．約翰 張”，其實是一人兒。興用洋名兒是這幾年的事兒，可早在八十年代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人家“亨利”就管自己叫 “亨利”了，而且所有作業本兒筆記本兒都用英文簽名，包括“馬列主義哲學”和“中國革命史”。
現在身為炙手可熱的金融律師的他，更是不可等閒視之。著裝緊跟歐洲時尚，口中各種流行術語。每次收到他的ＥＭＡＩＬ，總看到自動附著的一個落款兒：
“亨利 楊手機：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ＯＩＣＱ：ＸＸＸＸＸＸＸＩＣＱ：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ｅｍａｉｌ：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ｃｏｍ”
而且他給人打電話，臨掛之前總會說：“沒事兒Ｑ我啊！”－－透著那麼洋氣。
去年“大話西游”火爆神州各地，網上網下。於是“亨利”又多了一句口頭語，動不動就說，“靠，Ｉ服了Ｕ ！” （小注：操，我服了你！）
這次來上海之前，我托亨利幫我訂酒店，並發了幾個可選的酒店名字給他，大部分是我以前住過並覺得還不錯的。亨利聽到後首先大罵我土鱉，然後除了我開會必須住的錦江酒店，全都給我改到了別處，我也只好聽之任之。
說說笑笑地走出了機場，一個干淨利落的出租司機迎了上來。他很有禮貌地和我們打招呼，然後把我們的行李接過來，放在後背箱裡，又給我們打開了車門。車裡干淨整潔，還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兒。
我感覺有點兒受寵若驚，因為在國內打車好象從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待遇，特別是在北京。
亨利輕描淡寫地跟我說，上海出租車都這樣。
幾個小時前我在北京辦完事兒，在寫字樓底下叫了一輛車。我剛要拉車門，只聽一句粗聲大氣的斷喝，“上哪兒！”，忽地從一個蓬頭垢面的腦袋裡吼出來。
我說，機場，然後就一拉門兒進了車。車裡狹小不堪，髒了吧叽，門上窗上都是塵土，後座上一條淺色的毛巾被讓無數的屁股坐成了黑色兒，在那兒皺巴著。
司機扯著嗓子說，這會兒可堵車，想快就得繞點兒。
我說，那到無所謂，快就行，咱們走哪兒呀？
司機說，我看得走玉蜓橋那邊兒，這陣兒正是下班兒的時候。
我一聽就來了氣，哥們兒，咱們這是長安街，我知道玉蜓橋在哪兒。我去首都機場，不去南苑機場。
司機聽我滿口北京腔兒，沒說話，猛地一踩油門，朝三環方向開去。
這一路上，他滿嘴罵罵咧咧，一會兒罵空氣污染，一會兒罵交通堵塞，一會兒罵汽油漲價，可我怎麼聽怎麼象是在罵我。要不是已經上了機場高速，我真想換輛車，要不捶丫一頓。後來我干脆不理他，用手機打電話聊天，他慢慢兒也就消停了。
可是這種司機，我在北京碰到的真不是一兩個。
一上了出租車，“亨利”的手機就開始不斷地響起來。鈴聲一響，他就會皺著眉頭嘟囔，“煩躁，煩躁”，可一接上電話就聊個沒完。沒人給他打電話，他就會給別人撥，告訴全世界他在上海呢。有一回我聽到電話鈴兒，慌忙從包兒裡把跟朋友借的手機翻出來，一看，原來是坐在我旁邊正在壞笑的“亨利”打的。
趁他忙著，我開始探頭探腦地欣賞上海的夜景，印象最深刻的是高大的寫字樓特別多，上面的巨幅霓虹燈幾乎全是各大外國公司的名字。
不一會兒，我的手機也開始忙起來。
我接起電話，裡面一片歌廳內的嘈雜聲音，我使勁對著電話喊，“是大智啊，你在哪兒呢？”
“我也在上海呢。你不是說你這兩天來上海嗎，我前兩天開完會就在這兒等你呢。你猜怎麼著，我剛才一打電話，老三也在上海呢。我們哥兒幾個正跟這兒唱歌兒呢。”
“你今天晚上住哪兒？”
“還沒准兒呢，明兒早上再電話聯系吧。”
我剛把電話掛了，又接到了雲丹從北京打來的電話，“你在上海呆到哪天呀？我明兒去安徽出差，然後去上海，也許能在那兒見到你。”
跟雲丹聊完沒一分鐘，我又有電話了，“請找一下顧先生。”
我連忙說，“對不起，您打錯了。我這手機是借的，機主也不姓顧。”
對方立馬兒急了，“不可能，你讓姓顧的給我接電話！”
我莫名其妙，“我跟您說了，我不認識什麼姓顧的，真的。”
對方竟然帶了哭腔，“先生，麻煩您跟顧先生說一下，我正急著找他吶，他欠著我好多錢吶！”
我心想，這都是哪兒跟哪兒啊！
在美國的時候，除了上班，在家的時候電話鈴一響，我幾乎就能猜出是誰打的，因為經常聯系的無非就幾個人。可在國內，即便是我臨時借的手機，也會被無數人找到，包括認識和不認識的。夠亂乎的。
這時候“亨利”終於放下了手機，然後沒事兒人兒似的對我說，“明天我得去趟杭州，晚上回上海，後天再回杭州，從那兒回深圳。你明天沒事兒，跟我一塊兒去吧。”
我終於忍不住了，“你這兒到底折騰什麼吶？你們怎麼辦事兒事先一點兒譜兒都沒有呀？”
“亨利”嬉皮笑臉，“這你就不知道了吧，國內辦事兒就這樣兒！”
我也沒脾氣，只好問“亨利”，“那今兒晚上吶？目前有計劃了嗎？我們現在去哪兒？”
“亨利”胸有成竹，“跟我走就是了。”
司機根據“亨利”的指示，把車開到了浦東開發區。“亨利”隨手一指，這就是“世紀大道”了。
我連忙啧啧稱贊這名字起的好。其實我這一路上看到了很多類似的名字，什麼“皇朝酒家”，“帝豪飯店”，透著一股大都市的霸氣。當然也有一些店名有些小情小調兒，比如“上海往事”，“上海人家”什麼的。
車子穿過很多造型現代的高樓，我兩年前都沒有見過，然後在一座頂天立地的大廈前停下。
“亨利”下了車後對我說，“這就是‘金茂大廈’，一共８８層，有四百多米，是目前世界第三、中國第一高樓，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店。”
我抬頭一看，大樓象一座寶塔，直插雲霄，幾乎看不到頂。玻璃幕牆在月光下閃著金綠色的光芒，顯得神秘莫測。
要不是到了這裡，我幾乎忘了“亨利”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拜高狂”。
“拜高狂”這名字是我瞎起的，用以形容盲目崇拜各種高大建築以致發狂的人。
當初深圳的“地王”大廈剛起地基的時候，“亨利”就激動得不能自持。那時我們倆在一個公司工作，每天上班都要經過“地王”大廈的工地。每次一路過，他都會條件反射般不厭其煩地說“地王”建好後會是世界第幾高樓，一共多少層樓多少米高，並無比神往地凝視還是破舊不堪的工地，和工地上衣衫不整的建築工人。可是後來他一旦發現有別的樓比“地王”更高了，就從此對“地王”再也不看上一眼。
盡管我對他的這一癖好嗤之以鼻，可耳濡目染，我也近墨者黑地受到了一些影響。出國以後，我不管到那個城市出差或旅游，都要想方設法地去爬當地的最高建築，特別是在世界上屬得著的，比如多倫多的“ＣＮ”塔，紐約的世貿大樓和帝國大廈，還有其他國家的各種飯店和電視塔。爬的多了，我就漸漸失去了興趣，覺得在高處看下面也沒什麼新鮮的，跟從飛機上看也差不多。有一回我在芝加哥玩兒，排了一個小時的隊，才上到了曾經也是世界第一高的“ＳＥＡＲＳ”塔。可當時正好陰天，從樓頂上什麼都看不到，只有游客們或是在拍照，或是面面相觑。我終於覺得我這樣見高兒就爬確實挺有病的，從此下決心，除非必須，再也不上高樓了，可沒想到又被“亨利”帶到這兒來了。
既來之，則安之。於是我就隨“亨利”一起坐電梯，上到了頂層。
“亨利”又跟我介紹道，“這就是著名的‘九重天’，是世界上最高的酒吧。”然後又自言自語，“聽聽， ‘九重天’。”
我們入座，點了啤酒、紅酒，越南的軟春卷和泰國的炸魚餅。
侍者剛一離開，“亨利”就站起身說，“我去趟洗手間。”
我詫異，“你不是在樓下剛去過嗎？”
“亨利”俯下身，神秘地小聲地對我說，“我去轉轉。”然後就背著手昂首挺胸地走了。
他背手的動作使我想起了六、七年前我們在深圳時的一件事。當時我們幾個朋友合住一套房子，一清和葉子當時還沒結婚，正無照駕駛，可屋子布置地卻象一對兒新婚的小青工。“亨利”是單身貴族，每次路過一清他們的屋子時都是目不斜視。有一回一清和葉子剛出門，葉子忽然忘了什麼東西又回來了，一推屋門兒，只見“亨利”正雙手背後，從容不迫地在四處審視著他們的臥房。
趁著“亨利”不在，我就東張西望地看了看這個酒吧。酒吧裡燈光昏暗，透明的玻璃茶幾上都閃著蠟燭。房間內直立或斜撐著很多金屬立柱，上邊是密密麻麻的鉚釘，顯出一種超現代冷峻的質感。地毯卻呈乳白色，漫無規則的單線圖案如朵朵祥雲，走在上面，飄飄欲仙。人們一邊品酒，一邊竊竊私語。有西裝革履的白領，有溫情脈脈的戀人。離我不遠處的那桌上坐著一個金發碧眼的中年人，他對面坐著一個漂亮的中國女孩，從服飾和神態上看有點身份可疑。
從落地的玻璃窗向外望去，是上海迷人的夜景。黃浦江在星光和燈火的點綴下靜靜地流淌著，分外浪漫多情。
“亨利”大步流星地走回來，坐下，往嘴裡塞了一個春卷，一邊兒嚼一邊兒說，“你知道嗎，一清出國前工作的那個公司在這兒有投資，他以前常來這兒，在這兒住能打五折。現在加州幾點？咱們給他打個電話吧。”
電話撥通了，“亨利”大聲說，“大爺正在‘九重天’這兒喝酒呢，你干嘛呢？”
一清顯得比較沮喪，“你們他媽的真爽，我正跟這兒背單詞呢，准備考托福。”
從“九重天”出來後，“亨利”顯得比較滿意，又有些意猶未盡。
前兩天我在網上瞎看，一條新聞映入眼簾：“一不明蜘蛛人未經允許，擅自攀爬中華最高樓－－金茂大廈。”
我心裡“咯噔”一下。這蜘蛛人是不是“亨利”呀，這二百五“拜高狂”該不是真瘋了吧。
⒊沒有西湖的杭州
第二天一早，我們按照“亨利”的安排，從浦東轉移到了浦西，搬進了座落在外灘上的“和平飯店”，然後准備去杭州。
離開浦東前，我打電話給大智，他當時還在不知道什麼地方睡覺，想必前一天晚上莺歌燕舞到深夜。
我故作無事地說，“你今天沒事兒吧，跟我們去趟杭州吧。”
大智迷迷糊糊地說，“什麼？去杭州？也行啊，反正我還沒去過呢。”
他倒是真隨和，想必也是習慣了這“計劃趕不上變化”的辦事兒方法。
半個小時後，我們剛到“和平飯店”，大智就精神矍铄地來了。
見面之後，我們拳打腳踢地親熱地問候，然後就跑到外灘上溜哒。
早上陽光明媚，黃浦江上波光粼粼，江對面是擎天柱般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浦東開發區的大片高樓。金茂大廈在白天看上去更是氣派非凡。
漫步在江邊的外灘上，我的心情很好，就拉著“亨利”和大智頻頻照相。他們都有點不情願，還不時地嘟囔著，“美國農民”，“鄉戶人”，“土老帽”，還說“你看看都誰在這兒照相呀，你過兩天回北京，也應該去天安門前邊兒照兩張。”
然後我們找了一家街邊小館兒，吃了大碗兒的菜肉馄饨和小籠包。我們吃得很香，每人都出了一腦門兒的汗。我當時想，要是在美國每天早上能吃上一碗馄饨就好了。
吃完後我們准備出發去杭州，一聽他們倆建議坐長途車去，我就覺得有點犯怵。想起以前上大學時出去玩坐長途汽車，座位上過道上都擠滿了人，再加上大包小包的行李，車廂就象一廳沙丁魚罐頭。要是夏天，車裡臭氣熏天。沒有空調，窗戶就大敞著，車一開就從外邊刮進陣陣塵土，加上身上出的汗，沒一會兒就活成了泥，想起來就惡心。可是為了不顯得很特殊，我就硬著頭皮和他們去了。
到了長途車站，我真是有點吃驚。車站裡寬敞明亮，天藍色的塑料座椅干淨整齊。天花板上吊著幾部電視，放著港台和日本電視劇。說真的，比美國的很多“灰狗”站都要好出很多。
不一會兒，“亨利”和大智手裡拿著一堆東西走過來，報紙、雜志、礦泉水，大智遞給我一包“ＭＥＮＴＯＲ”牌兒口香糖。
我不由說，“國內也有這個牌子的口香糖了。”
他們倆象看怪物似的看著我，然後異口同聲地說，“你沒病吧！”
隨著十幾個人上了車，我總算顧慮打消。車子很干淨，座椅舒適，有空調，有窗簾，還有一個穿著藍色制服的導游小姐。我們一上車，她就發給每個人一瓶礦泉水，然後又用麥克風給我們簡單地講了一下將要路過的地方。
上海到杭州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道路筆直寬敞。公路兩旁象是一幅幅江南的風景畫，有小巧的村居，有碧綠的魚塘，有鏡子般平靜的水田。美國我也去過很多地方，可是真沒有發現一個地方可以如此靈秀，如此田園。
我和大智挨著坐，“亨利”坐在過道的另一邊，旁邊坐著一個商人模樣的男人，一身西裝，袖口外邊有商標；頭發用發膠打得很亮，肩膀上散落著一些頭皮屑。他手指上帶著兩個碩大的金戒指，指甲縫兒裡卻有很多黑泥。再看“亨利”，象是直接從時裝雜志上走下來的人物，臉上自然是拒人於千裡之外。
我和大智是發小兒，從小學到高中一直是死黨，所以見面有很多話說。我們彼此交換一些老朋友的信息，和目前的一些想法。就這麼有一搭無一搭地聊著，很隨意，很舒服。
大智沖我向“亨利”那邊一努嘴兒，我一看就樂了。剛才一上車，“亨利”和那位“農企”就象水火不相容的一對兒冤家，目不斜視，誰也不理誰。現在倆人都進入假寐狀態，居然和睦相處得不行，“農企”的頭枕在 “亨利”的肩上，嘴角流著口水；“亨利”斜靠著身子，臉上一副滿足的表情。
忽然我的手機響了，一接通，原來是我們公司在日本的代理商松井小姐，她也是來上海參加這個會議的。我不會日語，就用英語寒暄了幾句，並告訴她我當晚回上海，第二天再跟她聯系。
車到了杭州，我們紛紛下車。一個中東模樣的人忽然向我走來，用生硬的英語說，“先生，你能講英語吧？我剛才在車上聽到了。”
我說，“是的，你需要什麼幫助嗎？”
然後他就問我知不知道一個地方怎麼走，我聽了半天也沒聽明白他要去什麼地方。“亨利”和大智也不知道。
於是中東人就從口袋裡拿出一個紙條，上面有兩個中文字，看上去象個地名，說他就要去那兒。
我就攔住一個汽車站的工作人員，問他怎麼走。他跟我說從這兒要再換兩趟汽車才能到。
我聽明白後就解釋給中東人聽，說完了我問他，“這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你去那兒干什麼呀？”
他謝過我後說，“那兒有個服裝批發市場，我是作服裝生意的，想去那兒看看有沒有什麼機會。”
我心想，他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就在中國四處闖蕩，真夠勇敢的，祖上肯定走過絲綢之路。
其實我們來杭州，是為了見見黎陽。黎陽是我們大學同學，同級不同班，以前也一起在深圳呆過。他後來也出國讀書，畢業後回了國，先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的幾個大公司作，後來自己在杭州創辦了一個高科技公司。黎陽本人很有才，出國前就出了很多本書，都是企業兼並改組方面的，據說都很暢銷。
當年我們一起在深圳的同學朋友裡，很多人最後都出了國。留在國內的混得有好有壞，有幾個朋友發了財。有的在“地王”大廈買了辦公室；有的因為有了資金，成立了自己的投資公司。“亨利”現在是投資方面的行家裡手，這次有點受人之托，來了解了解情況。“亨利”說小猛下午也會從深圳飛過來，一起商量些事。
我到上海前接到過黎陽的一個電話，他說過些天要來美國，在拉斯維加斯參加一個全球高科技的展覽會，正式推出他們的產品。
所以我們來杭州，一來是看看老友，二來也是看看有沒有什麼合作機會。
“亨利”打通電話，“請找一下黎陽。”
電話裡傳來一個甜甜的女聲，“您找黎總呀，請稍等。”
這兩年回國，一打電話，發現很多同學都成了這總那總了。
前兩天在北京，我辦事的地方在大學同學江邑的公司附近，於是就打電話約他抽空見一面。
他的辦公室在東二環邊上一個豪華寫字樓裡。一進公司的玻璃門，我對前台小姐說，“我是來找江邑的，事先和他約好了。”
小姐上下打量了一下我，說，“對不起，我們江總正在開會，您到我們會客室等一下吧。”然後就把我領到一間屋裡，並遞上一杯茶。
我覺得有些好笑，以前江邑在我們班是個老好人，挺面的，我們有時候叫他“Ｇｅｎｔｌｅ面”（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真想象不出他繃起臉訓下屬時是什麼樣兒。
我看了看手表，已經十分鐘了，開始有點不耐煩。這時候前台小姐拿了一捆報紙和幾本雜志進來，又給我的茶杯裡續了點兒水，然後說，“您再等一會兒，他馬上就完事兒了。”
我心想，行，被江邑調教的不錯。
又過了大概十分鐘，我看到會議室的門兒一開，江邑和一個中年人說笑著走出來，一邊握手一邊拍肩，滿臉堆笑。他點頭哈腰地把那人送到門口，目送他進了電梯，揚起手道別。電梯門一關，他的笑臉就“呱叽”一下掉了下來，恢復原狀。
他一回頭，看見了我，“喲，你都來了，他們怎麼沒告訴我呀！”
我說，“你要再讓我等十分鐘，我就把你辦公室砸了。”
他連忙把我讓進屋裡，一邊說，“不好意思，得罪，得罪。”
一進門兒，迎面一張寬大的硬木大班台，後面一張真皮大板椅。左手邊一個書架，放滿了精裝書。書架旁一個根雕的花架，上面一盆龜背竹。右手邊的牆上並排掛著四幅小字畫，梅、蘭、竹、菊。
我哈哈大笑，一邊從包裡掏相機，一邊口中大呼，“儒商！江總，你真是儒商啊！”
江邑趕快跑過去把屋門關上，壓低聲音說，“你嚴肅點兒。那字畫兒不是我掛的，以前那兒就有。”
我們落坐，我大大咧咧地問，“說吧，你什麼時候成了江總的？”
江邑有點兒臉紅，然後嗫嚅著小聲說，“我，我是副總。”
我們和黎陽約好了在一個餐館見面。從外面看，這個餐館象個旅館，有四五層樓高。一進去，第一層是一個大廳，可以放下幾百張台，並且爆滿。上面幾層是單間包房，也都是滿的。後來我聽說這兒不光周末這樣，平時也這樣，連中午都這樣。想想我們在美國，每天中午就啃個漢堡包或三明治什麼的也真是可憐。
黎陽和他新婚的太太一起來了。他們看上去氣色和精神都很好。
穿著紅色旗袍的小姐把我們領進一個包房。
老友見面，自是天南地北、國內國外的一通亂侃。
我們點了傳統的杭州本幫菜，東坡肉，松鼠鳜魚和莼菜湯什麼的，吃得很高興，尤其是我。
我問黎陽，“回國後感覺怎麼樣？”
他說，“滿好的。現在我們在作自己的這個公司，雖然剛剛起步，比較忙，但是很充實，畢竟是自己的一個事業。杭州這個地方也不錯，很適合生活。周末我們兩個人在西湖邊兒騎騎自行車，挺舒服的。”
我說，“也是。在國外盡管干得再好，也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談不上‘事業’。”
等我們吃得差不多的時候，小猛風塵僕僕地進來了，他剛剛從深圳趕來。
陪小猛去酒店辦了入住手續，我們就隨黎陽去了他的公司。
坐在出租車上，黎陽的太太給我們簡單介紹了一下。他們公司的技術是杭州大學發明的，因此他們把公司設在了杭大附近的新技術開發區裡。
我們一行人走進辦公大樓，來到黎陽的公司。公司辦得很象樣子，幾大間辦公室裡坐著幾十個員工，全部坐在電腦前忙碌著。
黎陽把我們引進他的辦公室，打電話叫秘書送進來幾本印刷精美的公司宣傳手冊，分別發給我們。
封面上寫著“中正生物認證公司”，扉頁上幾個大字“立中而氣正”，顯得很有氣魄。
我翻開第一頁，上面寫著：
“蒸汽機的出現，解決了動力問題，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 鐵路的出現，解決了物流問題，帶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解決了信息流的問題，從而開始第三次工業革命。 但目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信息流的安全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中正推出的指紋認證與數字生物信息護照等解決方案， 解決了國際互聯網的核心問題－－身份認證，為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信息流的安全架構穩定的基石。 中正的指紋認證解決方案將成為未來全球電子商務安全認證的標准。”
下面是一張照片，是一塊刻有“中正”二字的白色巖石，斜刺向藍天，顯得氣勢磅礴，野心勃勃。
接著，黎陽就打開筆記本電腦，給我們作公司產品的幻燈片展示。然後，他又給我們演示從網上下載的競爭對手的產品信息，包括一個小電視廣告。盡管我對這一行業很不熟悉，但我還是產生了很大興趣，而且直觀上感覺產品很有前景。
黎陽說，現在他們的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很多海內外的報紙雜志也都有介紹，國內也有一些公司有合作意向。但是他們想把眼光放遠，准備在海外尋求合作伙伴，並把目標定在一些大公司，比如ＩＢＭ和英特爾什麼的。這也就是他們這次准備去美國參展的目的。這次在美國的展覽會，是全球高科技行業領先的公司才有資格參加的，所以有機會找到一些有興趣合作的公司。
因為我對國外的展覽會比較熟悉，就根據我的經驗給他們提了一些建議。
黎陽一指牆上，是一張美國硅谷的地圖。他說，我們早晚有一天會打進硅谷的。
我相信他說的話，也真心希望他能成功。
其實這種內容和口氣的話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聽到過了。在美國，和朋友聊天，最通常的話題就是那幾個，“綠卡辦得怎麼樣了”，“工作找得如何”，“今年有沒有加薪”等等，最近美國經濟不好，很多人又擔心被公司裁員。大家到美國後，先讀書拿學位，然後找工作熬綠卡，沒有拿到綠卡前不能換工作，更不用說干自己的事業了。等一切都辦好了，也年紀一大把了，娶妻生子買房子，然後就幾十年如一日的等死。這其中的生活中自然有很多樂趣。可是你問問來美國的中國人，你感覺壓抑嗎？我相信沒幾個人可以說不。
聊著聊著，天漸漸就黑了。我們因為第二天還有事，就准備告辭回上海。盡管黎陽極力挽留，我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管被老板怎麼剝削，本職工作還是要做好的。
黎陽的秘書打了幾個電話，查到還有一班回上海的長途車。我們於是握手告別，然後就隨秘書一起跳進了出租車，向車站趕去。
坐上了回上海的長途車，大智說，“你看，我來了一趟杭州，連西湖都沒看見。不過你這幫哥們兒還挺不錯的。”
大智在國內混得也不錯，有房有車，也挺受領導重視，時不常地到國外公費旅游一圈兒。可他也在考慮出國的事兒，也在跟我商量。
我說，“你要是想出國後有多大發展，我建議你還是留在國內。如果你只是把出國當成一種生活經歷的話，我倒是極力支持。人怎麼都是一輩子，多經歷一些沒什麼不好，也不能總是患得患失的。”
上海下過雨，水洗過的路面在路燈的照射下，閃著盈盈的亮光。
外灘遠沒有白天那麼喧鬧。一座座歐式風格的建築憑江而立，透出一種異國情調。
我們緩緩地走在街上。身邊不時穿過一對輕笑的情侶。路邊站著一個瘦瘦的老人，胸前吊著一個方形的木盤，上面擺滿了香煙，讓我覺得象是回到了舊上海。
老市長陳毅的雕像屹立在黃浦江邊，漠然注視著十裡洋場曾經的風雨變遷，蕭疏顯赫。陪伴他的，是一江秋水默默地向東流去。
天上又下起了小雨。我們走在紅磚的路面上，雨點落在寬大的梧桐葉上，發出淅淅瀝瀝的聲音。
我們找了一家小館兒，點了幾個小菜，吃完後就回到了我們下榻的“和平飯店”。
“和平飯店”據說是上海最老的酒店，座落在十裡洋場的一端。酒店一層的歌廳裡有一個老爵士樂隊，演奏者都是當年混際於上海灘上的一些老人，平均年齡有七十多歲，樂曲都是一些懷舊的老上海流行曲。
聽眾很多是外國人，還有一些時髦小青年。我旁邊的一桌是一群打扮前衛的小孩兒，都不會超過二十歲。一個頭上包著方巾的小姑娘面孔清秀，嘴裡叼著一根粗大的雪茄。
聽著聽著，晃乎間我看到老樂手們核桃般皺巴的臉上都變得光滑平整起來，頭發也梳得油光可鑒。他們意氣風發，搖頭晃腦地演奏著，還不時地瞟一眼台中間扭擺著腰肢的妖冶歌女。
歌女穿著閃著亮光的旗袍，鮮紅的兩片嘴唇上下翻飛著，“夜來香，我為你歌唱……”
回到房間，我們發現旁邊的一間門上貼著紅喜字，裡面傳出陣陣喧鬧聲，說的都是上海話，想必是在鬧洞房。
“亨利”作一臉厭惡狀，認為在飯店結婚真是土得不能再土了。
跑了一整天，我們也都挺累的。大智進洗手間洗澡，“亨利”打開了電視。我站在窗戶邊，打開窗簾。
小雨還在飄著，在樓頂探照燈的光柱下象是雪花。
馬路對面是“和平飯店”的南樓，密密麻麻著古香古色的石窗。樓底下有一個門，門上方是個半球形绛紅色的帆布拱檐。樓壁上有塊石牌，刻著“１９０６”。
電視裡的舞台上，幾個染著頭發的新新人類在歇斯底裡地彈唱著，台下是如癡如狂喊叫著的一群上海寶貝兒；樓下的老爵士們還在有條不紊地演奏著，靡靡之音不屈不撓地從窗縫兒裡傳了進來。
我盯著窗外，仿佛看到一部黑色老爺車停在路邊。車門一開，一條裹在旗袍裡的白腿探了出來，腳上登著一只紅色高跟鞋……
⒋城隍廟和大閘蟹
睡醒覺後，大智建議我們去城隍廟吃早餐。
剛上了出租車，我們就接到江邑的電話，說他在火車上，馬上就到上海了。他來上海有點兒公事，也是來和我們聚聚。我們跟司機打聽了一下，火車站離城隍廟不遠，所以我們就說好先去找地方，然後在那兒等他。
從和平飯店到城隍廟很近，沒一會兒就到了。一下車，眼前出現一條干淨寬敞的仿古街，街道兩旁的建築全部雕梁畫柱，商店門口都掛著紅底兒金字的幌子。有游客模樣的人從店鋪裡出來進去，也有本地的老阿婆提著菜籃子過馬路。
大智前兩天和業務單位的人來過這裡，所以輕車熟路。他七拐八拐地把我們帶到了上海著名的豫園，踏上九曲橋，移步換景，有亭台樓榭，有小橋流水，一群老人圍在一起依依呀呀地唱著評彈，情趣盎然。
走過橋來，就是我們就餐的飯館－－綠波廊。
大智是回頭客，所以主點。他向我們推薦了雞鴨血湯等四小碗兒，我們又點了蟹粉小籠包、棗泥餅和南瓜餅等小點。吃的上齊了，我們又打電話給江邑，他說還要等一會兒，要我們先吃。
我們也餓了，就敞開肚皮大吃。食品做得都很精細，味道也很好，只是看得出這裡還是國營的餐館，服務較差。
等我們都快吃完了，江邑還沒有到。
大智說：“你知道嗎，克林頓全家來上海時還在這兒吃過飯呢。你看牆上的照片。”
我一看，餐廳四周果真懸掛著幾張克林頓在這兒拍的照片。我閒著沒事，就走到一張照片前，指著克林頓的酒糟鼻，讓“亨利”給我照了張相。
看了一下手表，我們都有些著急了。我中午還約了客戶，大智的飛機是在下午，而且是在浦東。
我又撥通了電話，半天沒有人接。還沒來得及掛斷，就見一個人和一陣電話鈴聲一起走了進來－－是江邑。
江邑簡單吃了一點兒，我們就買單走了。
我們趕回和平飯店，退房，然後把行李搬到我開會的錦江飯店，我就算是正式進入工作狀態了。
房間安頓好了，大智就坐大巴去機場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他還得上班。
我開始去見客戶，江邑和“亨利”開始閒聊閒逛。
和客戶在酒店的咖啡廳裡談了一個多小時後，我到樓下為展覽會作些准備。
大堂裡人來人往，很多都是來參會的醫生，也就是我的客戶。現在醫療行業作得很專，分工很細，所以這些客戶很多都是熟面孔，在美國和別的國家的展覽會上都見過。於是我就不斷地遇到人打招呼。
找了半天，我才在行李房找到了我們參展的展品。
大堂裡擺了一長條桌子，有一群人在那裡嘻嘻哈哈地聊天。我上前問他們是不是會議組委會的，回答說是。我問一些細節，他們面面相觑，沒人知道。我問明天幾點開展，他們支吾了半天說，八九點鐘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八點還是九點。
很快我就發現，不只是我一個人覺察出這次會議組織的混亂。很多人都在大堂裡走來走去，問來問去，象無頭的蒼蠅。有幾個外國醫生因為不說中文，不得不尋求我的幫助。
若是在美國，這種規模的會議在接待處最多只有一個人和一台電腦。有人來登記，接待人員就會遞上一個胸牌，和一包材料，其中包括所有有用的信息，會議日程安排、與會者名單、廠商名單、論文概要、觀光信息和地圖等。展覽時間、休息時間和發言的時間都會精確到分鐘，因為醫生們的時間都幾乎是按分鐘收費的。
展會雖然是第二天才開始，我覺得已經忙得團團轉了。
等把可以安排的都安排了，我准備上樓，忽然在大堂裡碰到了我們在日本的代理商松本小姐和福士先生。他們是我們公司最大的客戶，我自然要好好招待，於是我和他們約好過一會兒一起去吃大閘蟹。
回到房間，江邑和“亨利”已經逛回來了。“亨利”說他馬上要趕回杭州，小猛和黎陽還在那邊等他。我晚上也有事兒，於是就只好告別了。
我們在上海的時候，正值秋菊吐艷，稻菽飄香之際，也正是人們吃蟹的最佳時節。據說早在宋元時代，吃蟹就成了人們一大享受。到了清代，“品蟹賞菊”更成了一種時尚。記得“紅樓夢”裡有一段描寫眾姐妹在大觀園裡吃螃蟹，“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令人垂涎欲滴。
全國的各種海蟹、河蟹裡，又屬昆山陽澄湖產的清水大閘蟹最有名。曾聽說過這樣一句詩，“不是陽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蘇州。”
我們經人推薦，來到了一家餐館，點了大閘蟹和其他一些小菜兒。在座的有松本小姐、福士先生和一個日本醫生。江邑晚上沒有約到客戶，就隨我們一起來了。
大閘蟹一上桌，果真名不虛傳，“青背、白肚、黃毛、金爪”。入得口中，香味四溢。
江邑是南方人，很懂得吃蟹的門道。他要來了鎮江醋、姜末和糖拌的調料，又點了紹興黃酒，據說有鮮腥暖胃祛寒且幫助消化的功效。他給我們作吃蟹示范，我們眾人一一效法。江邑說，在我們老家，真會吃螃蟹的人，一只蟹可以下一瓶黃酒。
為了弘揚中國的飲食文化，我又信口開河地給幾個小日本講了有關黃酒的“狀元紅”和“女兒紅”的故事。日本人頻頻點頭的時候，江邑用漢語小聲對我說，你講錯了吧。
我也沒理他，又打開了一只母螃蟹。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大家吃得差不多了。我又要了兩瓶陳年的黃酒，送給日本醫生作紀念。
要來帳單，總共一千多塊。我拿出信用卡，小姐搖了搖頭說，我們這兒不刷卡。我趕快從錢包裡翻現金，才發現根本不夠。江邑見狀趕快拿出皮夾，從一大疊鈔票裡抽出幾張，算是替我解了圍。幸虧他晚上跟我一起來了，要不然我這個眼真是現大了。
在國內出差，我總是拿不准帶多少現金合適，這方面江邑要比我有經驗的多。
大家吃得都很高興，我們說說笑笑地回酒店。
福士先生是我的老客戶，五十多歲了，和我私人關系很好。
我們一邊走一邊聊天，他忽然問我，剛才那餐飯是一千多元人民幣嗎？
我說，是啊。
他又問，那個服務小姐一個月可以掙多少錢？
我說，大概幾百塊吧。
福士先生吐了一下舌頭，那也就是說，我們一餐飯吃了她幾個月的工資？
我說，應該是吧。
他問，那她吃什麼呢？
我說，她吃……，我也不知道。
送幾個日本人回了酒店，我和江邑開始聊天。
大閘蟹吃得很爽，我還意猶未盡，就對江邑說，還是你們在國內舒服呀，生活安逸，還有這麼多好吃的。
他說，你每次回國時間都這麼短，走馬觀花的，能對國內了解多少？
我說，我看國內就是不錯，大家混得也都挺好，都是這個總那個總的，我們在國外累死累活的，也不過就是一個碎催。
江邑說，你太片面。遠得不說，不出北京城，就有家裡揭不開鍋的，下崗的那些人可慘了。況且也不是人人混得都好，我們班同學裡就有整天躲債的，弄得大家敬而遠之。我知道你們在國外生活壓力大，還要辦身份什麼的，可是我們在國內也很辛苦啊。工作很忙，還要抽空念研究生。你我同樣是經常出差，可是我們出差條件就差多了。我是作農產品出口的，出差的地方都是農村，根本沒飛機可坐。所以我現在都習慣了，到哪兒去都可以坐火車。住的地方就更不要說了，有時候運氣不好連熱水都沒有。
我歎了一口氣說，看來我也是光看見賊吃肉，沒看見賊挨打呀。
江邑斜了我一眼，換了個話題，哎，你還記得咱們系那個博士導師林教授嗎？
我想了想說，記得呀，我上本科時總逃課，可那老頭兒的課我還是挺愛聽的。
江邑說，以後你想聽也聽不到了，林教授前些天去世了。我們幾個人去他家裡慰問，進門一看，跟你說，真是讓人感動。我毫不誇張，屋裡家徒四壁，除了書就是書。可是你想想，他有多少學生都發財了。”
我沒有說話。
江邑接著說，我昨天坐火車時，同一個包廂裡有個華東師范大學的老教授，從北京開會回來。我們一路上聊得很好，他跟我說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坐軟臥。下了火車我要去城隍廟找你們，就問他怎麼走。老人很熱情，告訴我怎麼怎麼倒公共汽車，還親自帶我到了車站。你知道那點兒打車的錢對你我都不是什麼問題，可當著老教授，我真不好意思伸手就攔出租。後來我就坐了幾站大巴，才下車打的過來的。
我說，哦，怪不得你中午那麼晚才到呢。
⒌國際人
作為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殃殃大國，我們每個地方的人都對自己的出生地有充分的自豪感。而這種自豪感有時候弄不好會膨脹到唯我獨尊，甚至會瞧不起或擠兌別地方的人。
憑良心說，上海人在各地人裡受挖苦的比例要稍高一些。
有人說上海人功於心計，精打細算，打交道時要小心；有人說上海人小裡小氣，兩個大男人在公共汽車上爭執，能用吳農軟語吵上兩個小時，也不會動手。
記得有一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裡面有一個小品，一個男演員用各地方言串演幾個不同地方的人。到了他演上海人的時候，口裡細聲細氣叽叽喳喳地說話，手裡還捏著一個道具，是一只泥鳅大點兒的小鹹魚。我當時看到那兒時一邊兒樂，一邊兒說這導演可真夠損的。
人們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心理，以訛傳訛，上海人的名聲就多少受到了影響。弄得有的上海人和外地人交朋友拍胸脯掏心窩子的時候都先把自己摘出來，“哥們兒，我跟你說，我可真不象上海人。”
老實講，那樣的上海人我見過，也打過交道，就象我見過那樣的別地方的人一樣。林子大了，什麼鳥兒都有；磕瓜子兒磕出個臭蟲，也是什麼仁（人）兒都有；每個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各種人。可要是說上海人都那樣兒，那實在是有些以偏概全了。
我們這次參加的是一個國際外科學術會議，與會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醫生，還有一些參展公司。但由於會議地點設在上海，大部分光顧我們展台的都是一些近水樓台的本地人。
我和另外幾位代理商不停地忙碌，不厭其煩地給客人介紹我們的產品，一會兒用英語，一會兒用中文。我們頻繁地交換名片，我注意到國內很多人的名片上都印有“博士”、“碩士”、“ＭＢＡ”等頭銜。
有幾個人用非常流利的英語和我交談，被我誤認為是新加坡人或是香港人。聊了很久，換了名片，才知道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並且從沒有出過國，令我驚訝不已。
展會的第一天，我們在展台貼出了“在上海及中國其它地區誠招代理”的告示，當天下午就有很多公司來找我商談，幾天以來都是如此。我也沒想到消息會傳得這麼快，而且這些公司的積極性也都很高。
我感覺大部分和我談的人都很上路，也很專業。我於是很快找到了幾家可以繼續協商的公司。
有趣的是在跟我談過的這些人當中，有一個曾留學美國，居然和我上的是同一所大學。他畢業後在美國工作了幾年，後來回國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他跟我說，他們現在給很多國外的廠商在中國作代理。每一類他們公司代理的產品，他們只找世界上最好的廠家，為他們在中國打出品牌。
和這些上海人打交道時，我感覺很好。他們都很務實，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沒有那麼多雲山霧罩，也不跟你稱兄道弟，雙方條件擺出來，談成就作，談不成拉倒。我比較喜歡這樣。有時候談生意時遇到一些神侃胡吹的，還沒怎麼樣就先拉你出去喝酒，剛一見面就象你親兄弟似的，鉤肩搭背，不分你我。問什麼都是行行行好好好，可一動真格的就滿不是那麼回事兒了。這種假豪爽的，在我們北方人裡居多。
美國人也動心眼兒，也玩兒辦公室政治，可大多數時還是直來直去的。長期在這種環境裡，人變得有點傻，腦子裡的彎彎繞兒也少多了，所以我覺得更適合上海人的這種方式，比較有效率。
剛剛口干舌燥地給一個客戶演示完我們的一個產品，我正在低頭找一份材料。忽然聽到有人用英語叫我的名字。抬頭一看，原來是澳洲著名醫生萊溫朵斯基。我連忙和他握手問好。
萊溫朵斯基醫生是我們公司的老客戶，和我一起出過幾次差，相處得很好。他性格開朗，喜歡自言自語，還總是眉飛色舞地不停地開玩笑。
有一次我隨他一起去菲律賓和韓國開會，那陣兒正趕上鬧克林頓和萊溫斯基的性丑聞，美國總統的褲裆成了當時全世界人民茶余飯後的談資。在會議期間，所有人見到萊溫朵斯基醫生都有意無意地管他叫“萊溫斯基”，叫完還意味深長地偷偷竊笑。
有一回在他發言之前，大會的主持人宣布，“下面由‘萊溫斯基’醫生講演。”場下發出唏唏嗦嗦地笑聲。
萊溫朵斯基醫生大步流星地上台，拿起麥克風，微笑著說，“各位好，我是萊溫－朵－斯基醫生，我來自澳洲，而且我和莫妮卡沒關系。”
場下爆笑。
我問：“怎麼樣，這個會還好嗎？”
萊溫朵斯基醫生搖頭晃腦地說：“還好，還好。”他的臉上總有一種淘氣的笑容，讓你不知道他說的是真話還是在開玩笑。
我又問：“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
他聽到後就笑著說：“有哇，你能救我一命嗎？”
我就笑了，“您是醫生啊，我又不是。不過我倒無所謂，可以試試，只要您放心。”
我們一起哈哈大笑。然後他說，“其實我是要渴死了，你能幫我找一杯咖啡或是一瓶水嗎？”
我吃了一驚，“難道會議不提供咖啡和飲料嗎？”
萊溫朵斯基聳了聳肩，“不瞞你說，這是我參加的第一個沒咖啡的國際會議。你知道嗎？我們交的會費比在其他國家要高出很多呢。”
我連忙把隨身帶的一瓶還沒打開的礦泉水遞給了他。雖說我不是大會組委會的，可這畢竟是在我們中國，我還是有點兒招待不周的歉意，於是就邀請萊溫朵斯基醫生中午一起吃飯。
在國外象這樣的會議，日程上都會排出一些休息時間，十五分鐘到半個小時不等。會議組織者都會在展覽區提供茶水、咖啡、飲料和一些小吃，有時候還會有穿著制服的侍者托著盤子在不停地走來走去，送來酒類、插著牙簽的小點或是冰激凌什麼的。每到休息時間，醫生們就會來到展區，吃點兒喝點兒，在展台四處轉轉。因此靠近擺放食品飲料的展台都是比較搶手的，甚至攤位費都要貴些。
看來國內組織這樣的會議還是有些經驗不足。
中午吃飯的時候，萊溫朵斯基醫生對我說，“其實中國的醫生水平很高，病人多，臨床經驗豐富。他們的設備普遍比我們用的要簡陋，可是手術作得都很漂亮。只是他們應該多多加強和國外的交流，多走出來學習學習。”
我點頭稱是。
他又說：“比方說，中國醫生的平均英語水平都不太好，這也是日本和韓國醫生的普遍問題，聽他們在會議上發言非常具有挑戰性，有時候我們看著幻燈片聽都不知所雲，所以學術交流上就有很大困難。我也曾設立過一個中澳醫生交換訪問計劃，准備在澳洲培養一批中國醫生，也讓一些澳洲醫生來中國進修。可是計劃結束後，澳洲醫生都回國了，中國醫生卻全都留在了澳洲，有的甚至當了出租車司機，讓我真是想不通。”
我說：“這裡面的原因很復雜。不光是語言、文化背景和國力不同，還有一個思維方式問題。我也同意中國人，不僅是中國醫生，有機會都應該出來看看，逐漸吸收采納一些國際通用的游戲規則。”
說這話時，我想到了一、兩年前在美國經歷的一件事。
有一次一個在國內的朋友來信，說他讀研究生時的導師要來美國，可能需要我的一些幫助，我回復說可以盡量幫忙，然後就再沒有聽到任何消息。
過了大約有幾個月了，有一天我在辦公室裡收到一個電話留言，留言的人說她是ＸＸ大學的張教授，人現在在加州，希望我給她回個電話，然後留了一個號碼。我想了半天才想起很長時間以前朋友提到的這件事。
在電話上客氣了幾句，我就問張教授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
張教授說，真是不好意思打擾你。我們目前在作一項科研，我這次是來拜訪美國的幾所大學，和一些專家進行交流，看看有沒有合作機會。我聽說你住的城市離佛州大學不遠，能不能麻煩你幫我聯系一下。另外我的英語口語不太好，在美國也不能開車，如果方便的話，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下。
我問，您要跟哪個專業的人聯系呢？我可以先幫您查一下他們的聯系方式，您可以直接發ＥＭＡＩＬ給他們。等您定好了哪一天去，請提前告訴我一聲，我好安排，看看能不能和您一起去。
然後張教授告訴了我她需要查找的信息。
放下電話後，我立刻上網，找到了佛州大學那個專業的網址，然後查到了一份教授名單和他們研究的課題。我按照張教授給我的傳真號，把這份材料傳給了她。
第二天，她打來電話表示感謝，並說等安排好了通知我。
幾天過後，我收到張教授的電話，說她第二天就飛到我這兒，然後要去佛州大學。佛州大學離我住的城市開車單程要兩個小時，公共交通又非常不方便，張教授自己根本不可能去。所以我趕緊和公司請假。
第二天早上我從機場接上張教授，請她到我們公司坐了坐，然後就開車帶她去佛州大學。
我們一路聊天，慢慢熟悉起來。張教授四十幾歲，人很好，是中國典型的知識分子，講話斯文，知書達禮。對於我能幫忙，她一再致謝。我說出門靠朋友，您千萬別客氣。
我們聊得很投機，兩個小時一下兒就過去了。
到了佛州大學，我問張教授，您跟他們約好時間了嗎？
她說，我其實只想見一個教授。我前兩天給他發了個ＥＭＡＩＬ，說今天來拜訪，沒約具體時間。不過我想他知道我來，應該在這兒等我吧。我們學校的老師整天都在辦公室的。
我說，美國的教授是不坐班的，不過我們可以先去他們系裡看看他在不在，碰碰運氣了。
來到系裡一問，美國教授果真不在。我看了一下表，快中午了，於是我就請系秘幫我聯系一下教授，跟他說我們下午兩點再來。
系秘問，你們事前預訂了時間嗎？
我說沒有。系秘臉上有點不快，說我可以試著聯系，但不能保證兩點鐘他肯定能來。
我說，不管怎樣，我們兩點鐘再來看看吧。謝謝你。
然後我就先帶張教授去吃午飯。張教授問，兩點會不會有點兒早啊？他沒准兒要睡個午覺呢，我們學校的老師中午都睡午覺。我覺得挺好玩兒的。在美國除了家庭主婦，好象沒誰會睡午覺。
兩點整我們又來到了系裡，美國教授還沒有來。系秘說剛剛聯系到他，現在正在路上。
我們又等了大約２０分鐘，一個高大的美國老頭氣喘吁吁地來了，顯然是從什麼地方趕過來的。他留著大胡子，頭上還戴著一頂西部牛仔帽。
大胡子教授很有禮貌地和我們打招呼，可我覺得他態度上有一點點冷淡和傲慢。
他把我們引進他的辦公室，摘了帽子，讓我們坐下來，然後直接了當地問，我可以為你們做什麼？
我看了看張教授，她也看了看我，然後臉一下子紅了，小聲用英語說，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注意到大胡子教授的臉色有一瞬間變得很難看，我也覺得有點尴尬。他大概是覺得你們大老遠把我叫來，怎麼會連目的都不知道。
其實我知道張教授不是這個意思，她只是把中文裡的一個開場白直譯了過來，又因為講英語不太適應，所以顯得有些不自信。
張教授慢慢地開始說，他們在作的一個科研項目已經基本成功，現在需要找一個測試方面的專家，希望能夠和佛州大學合作等等。我一點一點幫她翻譯，大胡子教授微微點頭。
等談到專業問題的時候，張教授已經能夠用英語表達得很清楚，大胡子教授漸漸顯出一些興趣。
後來，張教授從提包裡拿出一個他們研制的樣品，遞給大胡子。
大胡子教授戴上眼睛，仔細觀察，眼裡漸漸放出興奮地光芒，然後情不自禁地大聲說，這個是你們做的？簡直不可思議！我相信這是目前世界上做的最好的！美國很多實驗室都在盡力，可到現在沒人能做出來。
然後他又翻過來調過去地看，嘴裡不停啧啧稱贊。
張教授又用漢語對我說，這是星火計劃的一個重點工程，國家非常重視，撥了一百萬美金的資金，不夠的話還可以追加。她為了這個項目已經來美國好幾次了。如果能請到美國專家，他們可以請他到中國來，一年幾次都可以，全部費用都由中方來出。如果美國專家需要到別的國家開會或作跟這個課題有關的學術交流，中方也可以負擔費用。
我聽了以後都吃了一驚，這是多好的一個機會呀，張教授為什麼早沒有提呢。
果不其然，等我給大胡子教授翻譯完了，他立刻露出了興奮的笑容，臉也漲紅了，馬上說他非常願意合作。
然後他又和我們開始熱烈地交談，還主動帶我們到他的實驗室參觀。和我們剛見到他時，他的態度迥然不同。
談的差不多了，我們准備告辭。張教授拿出一個錦盒，遞給大胡子，說是送給他的禮物。
大胡子打開一看，是一個彩繪的瓷瓶，做工精美，白色的瓶壁薄得象紙一樣，顯得價格不菲。
大胡子的臉更紅了，一邊不斷道謝，一邊緊緊地盯著瓷瓶，兩眼放光，顯得很貪婪。
我心想這教授也真夠沒德行的，也不收斂點兒。我見過很多美國人都喜歡貪小便宜，沒想到這堂堂教授也這樣。
回程的路上，我對張教授說，“其實這是很好的一次機會，我相信要是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會趨之若鹜的。您肯定能找到最好的專家。”
張教授歎了口氣說，“其實主要是雙方的溝通問題造成的困難。”
一天的接觸，我覺得張教授是個水平很高的謙謙學者，也是個平易近人的實在人，於是就直言道：“我覺得其實溝通不僅是個語言問題，還有一個行事方式的問題。比方說和美國人打交道，一定要事先約好時間，越提前越確切越好，否則會被認為是不禮貌。還有在您來之前，應該把您想辦的事情大概告知對方，１、２、３、４、５，簡明扼要，讓他們有個准備。另外您自己也應該有備而來，最好准備一些書面的材料，這樣一來表示對別人時間的尊重，二來也比較有效率。”
張教授點了點頭，“你說的很對。”
我又說，“您來這兒是尋求合作的，但同時也給對方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所以雙方是平等的，應該不卑不亢。我們不但要把提供的優惠條件講出來，同時也應該闡明我們的要求。就象在中國一樣，都是專家，水平也良莠不齊。我們既然有最好的條件，就應該找到最好的專家，不管他是不是美國人。”
張教授說，“不瞞你說，我們在這些方面很沒有經驗，不光是和外國同行之間的交流，也包括和國內廠商的接觸。我們只是搞科研，項目研究好了就放在那裡。有公司廠家找上門才有可能把產品市場化，否則的話出了論文就完事大吉，國家投入的大量研究經費其實就是白白浪費了，蠻可惜的。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都有這些問題，好象只想搞學術，特別不情願和外界接觸，尤其是商界。看來這種觀念也得慢慢改變。”
我說，“這幾年出國的人越來越多，我覺得是件好事。我們在學習國外經驗、了解國外辦事方式的同時，也把自己的一些文化傳統帶了出來。幾年前我剛出國時，周圍的美國人幾乎沒人知道中國的春節。現在我們一過年，美國同事們就都會給我發電子賀卡，祝賀中國新年，而且很多人甚至都知道自己的屬相。最近幾年去加拿大的中國人很多。去年中秋節時我在蒙特利爾，和一些朋友去唱卡拉ＯＫ。等我們半夜三更出來的時候，看到幾個加拿大白人在門口可憐巴巴地等包房。要在以前，他們怎麼會知道卡拉ＯＫ是什麼呢。世界越來越小，人們求同存異也越變越象。我想有朝一日，大家不管從哪國來，都會變成國際人了。”
⒍冤枉路
早聽說上海有條衡山路，滿街酒吧茶社，環境典雅、小資情調，是餐後小坐的好地方。
一天緊張的展覽會結束後，我和幾個日本客人在城隍廟吃了晚飯，又買了些紫砂茶壺等工藝品，就一起打車到了衡山路。江邑已經在下午趕回北京了。
北京的一個朋友給我推薦了一個酒吧，說我去了肯定不會失望的。我問了出租司機，他說不太清楚，我就讓他把車停在衡山路口，我們自己去找。
下了車，一條精致的街道出現在眼前。路兩旁的小樹上掛著串串小燈，在夜色裡閃著橙黃色的亮光。一家挨一家的店鋪裝飾考究，各具特色，“紅茶坊”、“老時光”什麼的，名字起得也不錯。
福士先生對我說，這裡有點兒象新奧爾良著名的ＢＯＵＲＢＯＮ街。我說不太象，衡山路沒有ＢＯＵＲＢＯＮ街那麼嘈雜，街上也沒有那麼多酒鬼、爵士樂表演者和色情商店。
我們一邊欣賞街景，一邊找朋友給我推薦的那個酒吧。在街的一邊走了一趟，沒有找到。我們又調頭從另一邊往回走。我們手裡提著買的工藝品，走得都有點而累了，還沒有找到。我有些著急了，畢竟帶著客戶，這麼轉來轉去的有點不太好。我就拿手機打電話給北京的朋友，問她怎麼走。
按照她的提示，我們又找了一會兒，街邊終於出現了一個柵欄門，上面掛著酒吧的名字。終於是踏破鐵鞋無覓處。
推門而入，原來是一個很大的庭院。離門５０米出，有一座二層的木制小洋樓，花玻璃上散射出燈光，在黑暗裡顯得很神秘。
我們進入小樓，寬敞的一層是個酒吧，二層是餐廳。酒吧中間有一個方形的吧台，裡面站著兩個白人酒侍。
酒吧裡的家具都是紅木的，顯得古舊昂貴。
房間的角落裡擺放著高大的綠葉植物，幾個小射燈從下向上打出不同的顏色，把植物弄出一種夢幻效果。輕柔的音樂彌漫在空氣裡。
這時正是西方的萬聖節，也叫鬼節。酒吧四處就掛著一些小鬼和稻草人。古色古香的紅木長凳上擺放著幾個橙紅的南瓜，竟然搭配得珠聯璧合。
我們入座，點了酒。打著黑領結的侍者給我們點上蠟燭，蠟燭托兒居然是個真的小南瓜，拳頭那麼大，上面刻著個鬼臉。
牆上的一個小黑板上寫著：從即日起開始聖誕節預訂。
幾個日本人不停稱贊這裡環境好，我也很高興。
我說，真抱歉讓你們繞了這麼多路。
福士先生馬上擺手道，不會不會，多走了點路，可多看了些風景，還找到了這麼一個好地方，值得，值得。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庭院以前是宋氏家族的私家花園。
上一次來上海的時候，浦東機場還沒修好。據說這個新機場修得相當好，所以我這次專門把回北京的票訂在了浦東，想去看看，盡管要從酒店坐一個小時的大巴到機場。
到了機場一看，果然名不虛傳。外形新穎，設備先進，我敢說是世界上最好的機場之一。
我走到櫃台前辦登機手續，順便要一個靠走道的位子。
工作人員很有禮貌。他說，這班飛機很空，不會超過五十人，您隨便坐都可以。
我道了謝就去登機口了。
快上飛機的時候，我接到雲丹的電話，說她馬上要到上海了。我說，可我馬上要回北京了。
上了飛機我才發現，這班飛機其實挺滿的。我就一直走到最後一排，碰巧還有一個靠走道的位子，就坐了下來。
不一會兒，我看到一個滿臉驕橫的女人一邊托著拉桿箱往後面走，一邊氣哼哼地回頭對跟在身後的空姐抱怨著什麼，空姐在不停地道歉。
她走到我身邊，手一攤，對空姐大聲說，你看，這都到最後一排了，哪裡有靠走道的位子？你們地面人員說肯定有。你說吧，現在怎麼辦？
空姐很為難，滿臉通紅，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看了看那個女人，覺得挺面熟。再仔細一看，原來是８０年代末曾紅極一時的一個影星。
我看空姐挺可憐的，就說，要不你讓她坐我這兒吧，然後就挪到了靠窗的位子。
影星哼了一聲，連句謝謝都沒說，就一屁股坐了下來。空姐趕快跟我道謝。
影星坐了下來，還在不住地嘟囔， 真是夠差勁的，這麼好的機場，服務也這麼差。
我也沒理她，拿出一本書看。
飛機飛了一陣後，我有點兒困，就想睡一會兒。可影星在看報紙，嘩啦嘩啦地翻來翻去，弄得山響。
我也睡不著，就跟她搭話。我說，對不起， 你是……
影星猛地一扭頭，眼裡射出兩道寒光，如同兩把利劍。
我嚇了一跳，接著說，你是ＸＸＸ吧，我看過你演的電影。
她忽然一下子就溫柔起來，臉上露出完美的笑容，聲音甜美地說，是我呀，你還真認出來了。
估計她是把我當追星族了。
我想逗逗她，就說，可不，這麼多年你一點兒都沒變，我一眼就認出來了。
我自己都覺得有點兒肉麻。
影星倒不覺得，羞澀地笑著說，哪裡，哪裡。跟剛才那個潑婦判若兩人。
我們一起下了飛機。首都機場的大廳裡有一些巨幅廣告，有一張是當紅藝人章子怡的特寫，明眸皓齒，青春亮麗。
我注意到影星瞟了一眼章子怡，眼神有點兒復雜。
兩天以後，我要從北京飛洛杉矶回美國，沒想到又在上海停了一下，而且還是浦東機場。
出發前比較匆忙，我也沒仔細看我的航班行程，也就沒注意到我需要在浦東機場停留兩個小時，否則前兩天我也不用大老遠專門跑這兒一趟了。
我換了登機牌，居然是兩天前回北京的同一個登機口。
起點又回到了終點，老天跟我開了一個玩笑：你不是想看浦東機場嗎？我讓你看個夠。
我走進兩天前去過的同一個小店，從同一個小姐手裡接過同一個牌子的瓶裝水。
擰開蓋兒，咕咚咕咚喝了半瓶，覺得挺舒服。
本來，人這一輩子，誰說得准哪一段走的算冤枉路呢。
□ 寄自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