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明天的上海――
如廁不再成為作家的話題
日月譚
20世紀50年代初，絕大多數的上海家庭不說沒有獨用的衛生設備，連公用的抽水馬桶都很難被普及使用。本地房屋和老式石庫門建築的家庭，一般都是使用馬桶，即使是市中心熱鬧區域，方便事都很難堪。在使用馬桶的民居，每天水火之急是開門後的頭等大事。裡弄中的公共廁所前排起如廁者的長隊，是老式裡弄民居中的普遍景象，更何談半夜三更遇到如此這般的尴尬時刻。那時，一家一室的時代，房間中攔出一個放馬桶的角落，私密性當然無從談起，只是靠著上海人老派的尊嚴與矜持，多少年來，大家就這樣心照不宣地維持著生存的最迫切需求。
由於，有諸如此類的不方便，以至於在那個時代，去人家屋裡作客，要將方便牢記在心頭。量出為入地喝水品茶是基本常識，客人入座沒多久而談興方起，已經要起身告辭，大多數就是因為有無法排遣的“隱憂”。一位外省作家如此回憶他在上海做客的情形：“年輕美貌的女主人把我迎入狹小的屋子，用自己炒制的瓜子款待我。她在寒暄了一陣之後，突然走入一米遠的簾子後面，隨後傳出了近在咫尺的清亮的尿聲。須臾之後，女主人一邊系著褲帶一邊走回到桌邊。她的舉止沒有絲毫的局促與尴尬，倒是我的面頰因隱秘的欲望而感到發燙……”
學者、文化批評家朱大可談到昔日上海的日常如廁風情時，也不免記憶猶新：“都市居民的排洩物的收集、便器的清洗，是一項不可廢棄的重大事務。從當時上海最高的摩天大樓國際飯店的窗口，你可以清晰地聽到這種聲音，當太陽初升在黃浦江上時，它們就回蕩於以南京路為核心的排屋區，猶如成千上萬人的生理性晨禱。這就是上海早晨的偉大標記。群眾衛生運動啟動了紅色黎明。那些有節奏的刷洗聲是都市時間和節律的隱喻。”
在上海如廁之難，還使得江蘇作家葉兆言創作了小說《關於廁所》。其中，有個真實的細節，一位叫楊海齡的女青年，在上海逛商場時內急。商場廁所少，該青年排隊等候，最後忍無可忍，在眾目睽睽之下尿褲了。她覺得自尊心嚴重受損，當時的她選擇了離開。她離開了家鄉那個自然條件優越的城市，到了北方一個氣候等各方面條件都差很多的城市工作。她認為尿褲之後，她無法再面對那些熟悉的面孔。
上海學者余秋雨的《行者無疆》中，記述他在瑞士走訪愛因斯坦故居的感受時，不經意地就寫到了廁所：“在故居裡轉了兩圈，沒找到衛生間，開始為愛因斯坦著急起來。怕他也像當初我們住房困難時那樣，與別人合用衛生間。這種每天無數次的等待、謙讓、道謝、規避，發生在他身上是多麼不應該。”即使是走到地球的另一半，上海人心理上昔日如廁“集體記憶”，依然會在他的潛意識中浮現。
進入21世紀後的上海，馬桶逐漸淡出視野，居家生活的“方便”也開始走向方便。但是，昔日文人筆下的上海如廁難堪的講述，已經成為上海人的一種恥辱。因此，我希望明天的上海，城市發展的諸般事情中，首先考慮公廁的普及，讓如廁不再成為作家的話題。
如廁不再成為作家的話題
日月譚
20世紀50年代初，絕大多數的上海家庭不說沒有獨用的衛生設備，連公用的抽水馬桶都很難被普及使用。本地房屋和老式石庫門建築的家庭，一般都是使用馬桶，即使是市中心熱鬧區域，方便事都很難堪。在使用馬桶的民居，每天水火之急是開門後的頭等大事。裡弄中的公共廁所前排起如廁者的長隊，是老式裡弄民居中的普遍景象，更何談半夜三更遇到如此這般的尴尬時刻。那時，一家一室的時代，房間中攔出一個放馬桶的角落，私密性當然無從談起，只是靠著上海人老派的尊嚴與矜持，多少年來，大家就這樣心照不宣地維持著生存的最迫切需求。
由於，有諸如此類的不方便，以至於在那個時代，去人家屋裡作客，要將方便牢記在心頭。量出為入地喝水品茶是基本常識，客人入座沒多久而談興方起，已經要起身告辭，大多數就是因為有無法排遣的“隱憂”。一位外省作家如此回憶他在上海做客的情形：“年輕美貌的女主人把我迎入狹小的屋子，用自己炒制的瓜子款待我。她在寒暄了一陣之後，突然走入一米遠的簾子後面，隨後傳出了近在咫尺的清亮的尿聲。須臾之後，女主人一邊系著褲帶一邊走回到桌邊。她的舉止沒有絲毫的局促與尴尬，倒是我的面頰因隱秘的欲望而感到發燙……”
學者、文化批評家朱大可談到昔日上海的日常如廁風情時，也不免記憶猶新：“都市居民的排洩物的收集、便器的清洗，是一項不可廢棄的重大事務。從當時上海最高的摩天大樓國際飯店的窗口，你可以清晰地聽到這種聲音，當太陽初升在黃浦江上時，它們就回蕩於以南京路為核心的排屋區，猶如成千上萬人的生理性晨禱。這就是上海早晨的偉大標記。群眾衛生運動啟動了紅色黎明。那些有節奏的刷洗聲是都市時間和節律的隱喻。”
在上海如廁之難，還使得江蘇作家葉兆言創作了小說《關於廁所》。其中，有個真實的細節，一位叫楊海齡的女青年，在上海逛商場時內急。商場廁所少，該青年排隊等候，最後忍無可忍，在眾目睽睽之下尿褲了。她覺得自尊心嚴重受損，當時的她選擇了離開。她離開了家鄉那個自然條件優越的城市，到了北方一個氣候等各方面條件都差很多的城市工作。她認為尿褲之後，她無法再面對那些熟悉的面孔。
上海學者余秋雨的《行者無疆》中，記述他在瑞士走訪愛因斯坦故居的感受時，不經意地就寫到了廁所：“在故居裡轉了兩圈，沒找到衛生間，開始為愛因斯坦著急起來。怕他也像當初我們住房困難時那樣，與別人合用衛生間。這種每天無數次的等待、謙讓、道謝、規避，發生在他身上是多麼不應該。”即使是走到地球的另一半，上海人心理上昔日如廁“集體記憶”，依然會在他的潛意識中浮現。
進入21世紀後的上海，馬桶逐漸淡出視野，居家生活的“方便”也開始走向方便。但是，昔日文人筆下的上海如廁難堪的講述，已經成為上海人的一種恥辱。因此，我希望明天的上海，城市發展的諸般事情中，首先考慮公廁的普及，讓如廁不再成為作家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