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閱讀別的城市，雖然一個城市並非一定需要一個“她者”才
能被理解。這幾年的香港和上海卻似乎誰也離不開誰，兩個城市之間“從遠處的觀望”
已經變成鼻息相聞的“對視”，文學或影視作品中羞羞答答式的互看在《緣來一家人》
和《香港有個荷裡活》中以近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方式得以延續，但更多的已經是
兩個城市面對面的凝視，學者的交鋒、生意人的自問、政要的呼喊、百姓的議論等等片
段，已經拼接成一幅香港和上海之間“看”與“被看”的生動畫圖。
與早期的相互觀望相比，近年來香港和上海審視對方的角度有所改變，比較單一的文學
視角已經為全方位的細細觀照所取代，較少的城市文化符碼選讀已經演變為對雙方的社
會、經濟、文化、生活、歷史與未來的總體觀察，對對方的注視也已經與對自身的自覺
反思結合在一起。比如，王安憶講香港故事時只能“在實景處小著墨，在虛景處大發揮
”，而許紀霖看香港時已經領略過“棟笃笑”，留意過“校園競選”，深入過“Page
One”，思考過香港的“色情”。又比如，香港對上海的閱讀所選擇的文本這些年發生
了明顯的轉換，老上海漸漸歸隱，新上海悄然走上前台。
早期的相互觀望中，香港和上海雙方都還算心平氣和，張愛玲只是在影射香港急於做殖
民主子的“妓女”，不敢直說香港是“壞人”，香港人也主要只是在“老上海夢”中注
視上海，定義自己。這些年，情況則大不相同，香港和上海心中都充滿焦慮。先是許紀
霖在香港大談“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暴露出“吃不到葡萄”的憤懑，香港人則在上
海外灘隱隱約約地感覺到自己的“港燦”身份，後是上海人天天盤算“上海何時趕上香
港”，香港人則日日擔心“上海趕上香港還有多少年”。兩種算計，一樣心情。盡管它
決不是問題的全部，但它帶給上海和香港的那份焦慮，總是“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這種焦慮的出現，印證了克萊茵的學說，在6至18個月階段，嬰兒視自己看到的東西為
異己的客體，產生焦慮或恐懼，焦慮或恐懼使嬰兒對客體做出區分，自己能得到的就認
為是好的，自己得不到的就認為是壞的。當嬰兒超越這一目標，形成自我意識時，自我
與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之間又形成一種有憂慮成分的作用機制：
處在這個階段的嬰兒，仍然受無法控制的貪婪和施虐狂沖動的支配。在幻想中他所愛的
客體不斷在貪婪和憎恨中受到攻擊，被摧毀，被撕成碎片；受到攻擊的不僅有外部客體
而且有內部對象，繼而整個內部世界都感到被摧毀、被擊碎。（Peter Fuller, Art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8, p.115.）
此時的上海和香港，就如那6至18個月的嬰兒。
早期的相互觀望中，上海和香港之間並不存在一種“她者”的輪回，盡管兩座城市在長
期發展過程中給人互為“她者”的印象，“看”與“被看”的關系也初步顯現，但“看
”與“被看”的激烈沖突只是到了這幾年才變得越來越明顯，因為此時的“看”已經是
一種典型的“她者”注視，或者是 Laura Mulvey所說的那種“將別人當作客體，使別
人遭受一種控制性的、好奇的凝視”；而此時的“被看”也已經有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談到“凝視”時所說的那種被別人看時的被客體化、被置於次要地位、被
威脅的感覺，甚至有了Laura Mulvey所說的女人被男人當做色情對象來看時的那種滋味
。
如同早期相互觀望中上海和香港之間的“她者”角色轉換與兩個城市不同的發展命運息
息相關一樣，這幾年香港和上海之間“看”與“被看”的交鋒背後，是兩個城市政治、
經濟、文化的大比拼，其中透射出實力的消長、地位的變遷和社會心態的調整。90年代
初，上海經過十幾年的恢復性發展，經濟建設才初見成效，香港的發展則氣勢如虹，因
而王安憶只能在香港故事中遙寄“上海夢”，黃碧雲則悠閒地解構香港人的“上海情結
”。1997年，香港經濟體會到顛峰時刻，其後亞洲金融風暴、“9·11”等等不測風雲
給香港帶來的是風雨飄搖，上海則在一個接一個的“大變樣”中脫胎換骨，2001年更是
挾APEC會議在上海舉行之勢，大張旗鼓地將自己介紹給世人。於是，有了香港“文明”
與上海“文化”的分野，有了“上海大哥徐輝”和“落難的香港弟弟徐明”的悲情，有
了“香港，你要活下去”的呼喊，有了仰視浦東的“港燦”，當然還有荷裡活廣場邊那
可愛又可恨的女神。時至今日，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香港都仍然遙
遙領先於上海，但上海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顯示出強勁的勢頭，而香港還在經濟衰退和
經濟轉型的苦痛中掙扎。此種情境，“看”也好，“被看”也好，空中回蕩著狄更斯的
聲音：
這是最好的時代，亦是最壞的時代……這是陽光燦爛的季節，亦是長夜漫漫的季節，這
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亦是充滿失落的冬天……
百年來，香港和上海之間由“觀望”到“對視”，形成了中國城市發展史上一道亮麗的
風景線。究其因由，既有歷史的緣分，也有現實的根基，人們對此可以做出或復雜或簡
單的解釋，比如經濟上的交往與沖突，資本與人才的流動與遷徙，文化的互動與混雜等
等。但我以為，“看”與“被看”的沖突之所以如此持久、如此激烈，與上海和香港這
兩座城市都有強烈的身份認同意識直接相關。奇怪得很，上海人和香港人在相當長的時
間裡都不是自己城市的主人，但就是在這樣兩座城市裡，先後出現了身份認同意識特別
強的上海人和香港人。上海和香港都是移民城市，一般來說，移民城市的身份認同意識
會來得較晚，但上海人卻特別早熟，不知從何時起，上海人就已經陷入了余秋雨所描述
的那種“無法自拔的尴尬”：
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則姗姗來遲，直到1960年代才出現明晰的“香港人”意識。而一個身
份認同意識很強的人，必定總是喜歡對別人看來看去，以求從“她者”的鏡像中認同自
己，將自己與別人分別開來,並透過對這種差異的彰顯，構建自我認同。正因為這樣，
上海和香港之間的“觀望”與“對視”勢成必然；也正是因為上海人的身份認同在先，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後，所以早早就有了張愛玲“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
而直到80年代香港才開始在“懷鄉”中將上海作為自己的“她者”。與上海和香港各自
的身份認同意識共在的，是上海人的“外地人”觀念和香港人的“大陸人”觀念。在很
多時候，上海人大約並沒有將香港人視為一般的“外地人”，特別是當上海人蟄伏在計
劃經濟的老繭裡處於“有點自慚形穢，又沒有完全失卻自尊”狀態時；香港人也沒有將
上海人視為一般的“大陸人”。但是，根深蒂固的“外地人”觀念和“大陸人”觀念，
一有機會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即使是在香港和上海之間，“看”與“被看”
的沖突背後，也常常晃動著它們的身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意識在“九七回歸”前後空
前強烈，上海人的身份認同意識則在上海近些年來的強勢反彈中再次勃興。一個身份認
同意識極強的人碰上另一個身份認同意識極強的人，結果可想而知。
“看”與“被看”的沖突表明，香港和上海都還處在鏡像階段。在前鏡像階段，上海和
香港都沒有形成獨立的個性和主體性認知，卻已形成自我認知的零碎幻象。在隨後的日
子裡，香港和上海從對方身上，觀察到自己的鏡像，昔日破碎的斷片漸漸連綴成一個完
整的自我形象。這是一種既新鮮又痛楚的經驗，在鏡像階段的這種經驗中，上海和香港
的自我得到了確認，“她者”得到了區分。“她者”讓上海和香港經驗到自身的匮乏，
激起了上海和香港對完整自我的渴望，更導致了上海和香港在“她者”注視中對對方的
“阿燦”式或色情式等各種各樣的想象。
“看”與“被看”的沖突也表明，香港和上海正為一種強烈的視覺文化所主導，“看”
與“被看”作為一種權力關系牢牢地制約著兩個城市的思維，誰都希望掌握“看”的主
動，誰都希望成為福柯所說的“環形監獄”(Panopticon)中央的眼睛，成為一切形相的
主人。殊不知：
視覺將事物放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並讓它們在自己的位置上固定不變。對象化的意識永
遠不變。在視覺中，世界凝固成一個個對象。每一眼都有一種看美杜沙的意味：它凝固
對象，將它們化成石頭。
在視覺文化的主導下，上海和香港彼此疏離，雙方都將對方對象化為供自己審視的“她
者”，而不是積極的對話人。
神話裡說，那喀索斯（Narcissus）只愛看自己的鏡像，而對別的一切漠不關心。香港
和上海，你何時能排遣那本質主義的身份認同意識，你何時能聽聽小仙女厄科(Echo)的
聲音，走出鏡中幻像，建設美輪美奂的動感之都，共塑比翼齊飛的雙城！
當然，我們也可以聽聽張愛玲的勸說，對一切都別太認真：
人類天生的是愛管閒事。為什麼我們不向彼此的私生活裡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
沒有多大損失而看的人顯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悅？凡事牽涉到快樂的授受上，就犯不著斤
斤計較了。較量些什麼呢？——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能被理解。這幾年的香港和上海卻似乎誰也離不開誰，兩個城市之間“從遠處的觀望”
已經變成鼻息相聞的“對視”，文學或影視作品中羞羞答答式的互看在《緣來一家人》
和《香港有個荷裡活》中以近乎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方式得以延續，但更多的已經是
兩個城市面對面的凝視，學者的交鋒、生意人的自問、政要的呼喊、百姓的議論等等片
段，已經拼接成一幅香港和上海之間“看”與“被看”的生動畫圖。
與早期的相互觀望相比，近年來香港和上海審視對方的角度有所改變，比較單一的文學
視角已經為全方位的細細觀照所取代，較少的城市文化符碼選讀已經演變為對雙方的社
會、經濟、文化、生活、歷史與未來的總體觀察，對對方的注視也已經與對自身的自覺
反思結合在一起。比如，王安憶講香港故事時只能“在實景處小著墨，在虛景處大發揮
”，而許紀霖看香港時已經領略過“棟笃笑”，留意過“校園競選”，深入過“Page
One”，思考過香港的“色情”。又比如，香港對上海的閱讀所選擇的文本這些年發生
了明顯的轉換，老上海漸漸歸隱，新上海悄然走上前台。
早期的相互觀望中，香港和上海雙方都還算心平氣和，張愛玲只是在影射香港急於做殖
民主子的“妓女”，不敢直說香港是“壞人”，香港人也主要只是在“老上海夢”中注
視上海，定義自己。這些年，情況則大不相同，香港和上海心中都充滿焦慮。先是許紀
霖在香港大談“香港人文明而不文化”，暴露出“吃不到葡萄”的憤懑，香港人則在上
海外灘隱隱約約地感覺到自己的“港燦”身份，後是上海人天天盤算“上海何時趕上香
港”，香港人則日日擔心“上海趕上香港還有多少年”。兩種算計，一樣心情。盡管它
決不是問題的全部，但它帶給上海和香港的那份焦慮，總是“才下眉頭，又上心頭”。
這種焦慮的出現，印證了克萊茵的學說，在6至18個月階段，嬰兒視自己看到的東西為
異己的客體，產生焦慮或恐懼，焦慮或恐懼使嬰兒對客體做出區分，自己能得到的就認
為是好的，自己得不到的就認為是壞的。當嬰兒超越這一目標，形成自我意識時，自我
與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之間又形成一種有憂慮成分的作用機制：
處在這個階段的嬰兒，仍然受無法控制的貪婪和施虐狂沖動的支配。在幻想中他所愛的
客體不斷在貪婪和憎恨中受到攻擊，被摧毀，被撕成碎片；受到攻擊的不僅有外部客體
而且有內部對象，繼而整個內部世界都感到被摧毀、被擊碎。（Peter Fuller, Art
and Psychoa-nalysis,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8, p.115.）
此時的上海和香港，就如那6至18個月的嬰兒。
早期的相互觀望中，上海和香港之間並不存在一種“她者”的輪回，盡管兩座城市在長
期發展過程中給人互為“她者”的印象，“看”與“被看”的關系也初步顯現，但“看
”與“被看”的激烈沖突只是到了這幾年才變得越來越明顯，因為此時的“看”已經是
一種典型的“她者”注視，或者是 Laura Mulvey所說的那種“將別人當作客體，使別
人遭受一種控制性的、好奇的凝視”；而此時的“被看”也已經有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談到“凝視”時所說的那種被別人看時的被客體化、被置於次要地位、被
威脅的感覺，甚至有了Laura Mulvey所說的女人被男人當做色情對象來看時的那種滋味
。
如同早期相互觀望中上海和香港之間的“她者”角色轉換與兩個城市不同的發展命運息
息相關一樣，這幾年香港和上海之間“看”與“被看”的交鋒背後，是兩個城市政治、
經濟、文化的大比拼，其中透射出實力的消長、地位的變遷和社會心態的調整。90年代
初，上海經過十幾年的恢復性發展，經濟建設才初見成效，香港的發展則氣勢如虹，因
而王安憶只能在香港故事中遙寄“上海夢”，黃碧雲則悠閒地解構香港人的“上海情結
”。1997年，香港經濟體會到顛峰時刻，其後亞洲金融風暴、“9·11”等等不測風雲
給香港帶來的是風雨飄搖，上海則在一個接一個的“大變樣”中脫胎換骨，2001年更是
挾APEC會議在上海舉行之勢，大張旗鼓地將自己介紹給世人。於是，有了香港“文明”
與上海“文化”的分野，有了“上海大哥徐輝”和“落難的香港弟弟徐明”的悲情，有
了“香港，你要活下去”的呼喊，有了仰視浦東的“港燦”，當然還有荷裡活廣場邊那
可愛又可恨的女神。時至今日，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香港都仍然遙
遙領先於上海，但上海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顯示出強勁的勢頭，而香港還在經濟衰退和
經濟轉型的苦痛中掙扎。此種情境，“看”也好，“被看”也好，空中回蕩著狄更斯的
聲音：
這是最好的時代，亦是最壞的時代……這是陽光燦爛的季節，亦是長夜漫漫的季節，這
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亦是充滿失落的冬天……
百年來，香港和上海之間由“觀望”到“對視”，形成了中國城市發展史上一道亮麗的
風景線。究其因由，既有歷史的緣分，也有現實的根基，人們對此可以做出或復雜或簡
單的解釋，比如經濟上的交往與沖突，資本與人才的流動與遷徙，文化的互動與混雜等
等。但我以為，“看”與“被看”的沖突之所以如此持久、如此激烈，與上海和香港這
兩座城市都有強烈的身份認同意識直接相關。奇怪得很，上海人和香港人在相當長的時
間裡都不是自己城市的主人，但就是在這樣兩座城市裡，先後出現了身份認同意識特別
強的上海人和香港人。上海和香港都是移民城市，一般來說，移民城市的身份認同意識
會來得較晚，但上海人卻特別早熟，不知從何時起，上海人就已經陷入了余秋雨所描述
的那種“無法自拔的尴尬”：
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則姗姗來遲，直到1960年代才出現明晰的“香港人”意識。而一個身
份認同意識很強的人，必定總是喜歡對別人看來看去，以求從“她者”的鏡像中認同自
己，將自己與別人分別開來,並透過對這種差異的彰顯，構建自我認同。正因為這樣，
上海和香港之間的“觀望”與“對視”勢成必然；也正是因為上海人的身份認同在先，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後，所以早早就有了張愛玲“試著用上海人的觀點來察看香港”，
而直到80年代香港才開始在“懷鄉”中將上海作為自己的“她者”。與上海和香港各自
的身份認同意識共在的，是上海人的“外地人”觀念和香港人的“大陸人”觀念。在很
多時候，上海人大約並沒有將香港人視為一般的“外地人”，特別是當上海人蟄伏在計
劃經濟的老繭裡處於“有點自慚形穢，又沒有完全失卻自尊”狀態時；香港人也沒有將
上海人視為一般的“大陸人”。但是，根深蒂固的“外地人”觀念和“大陸人”觀念，
一有機會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來，即使是在香港和上海之間，“看”與“被看”
的沖突背後，也常常晃動著它們的身影。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意識在“九七回歸”前後空
前強烈，上海人的身份認同意識則在上海近些年來的強勢反彈中再次勃興。一個身份認
同意識極強的人碰上另一個身份認同意識極強的人，結果可想而知。
“看”與“被看”的沖突表明，香港和上海都還處在鏡像階段。在前鏡像階段，上海和
香港都沒有形成獨立的個性和主體性認知，卻已形成自我認知的零碎幻象。在隨後的日
子裡，香港和上海從對方身上，觀察到自己的鏡像，昔日破碎的斷片漸漸連綴成一個完
整的自我形象。這是一種既新鮮又痛楚的經驗，在鏡像階段的這種經驗中，上海和香港
的自我得到了確認，“她者”得到了區分。“她者”讓上海和香港經驗到自身的匮乏，
激起了上海和香港對完整自我的渴望，更導致了上海和香港在“她者”注視中對對方的
“阿燦”式或色情式等各種各樣的想象。
“看”與“被看”的沖突也表明，香港和上海正為一種強烈的視覺文化所主導，“看”
與“被看”作為一種權力關系牢牢地制約著兩個城市的思維，誰都希望掌握“看”的主
動，誰都希望成為福柯所說的“環形監獄”(Panopticon)中央的眼睛，成為一切形相的
主人。殊不知：
視覺將事物放在一定的距離之外，並讓它們在自己的位置上固定不變。對象化的意識永
遠不變。在視覺中，世界凝固成一個個對象。每一眼都有一種看美杜沙的意味：它凝固
對象，將它們化成石頭。
在視覺文化的主導下，上海和香港彼此疏離，雙方都將對方對象化為供自己審視的“她
者”，而不是積極的對話人。
神話裡說，那喀索斯（Narcissus）只愛看自己的鏡像，而對別的一切漠不關心。香港
和上海，你何時能排遣那本質主義的身份認同意識，你何時能聽聽小仙女厄科(Echo)的
聲音，走出鏡中幻像，建設美輪美奂的動感之都，共塑比翼齊飛的雙城！
當然，我們也可以聽聽張愛玲的勸說，對一切都別太認真：
人類天生的是愛管閒事。為什麼我們不向彼此的私生活裡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
沒有多大損失而看的人顯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悅？凡事牽涉到快樂的授受上，就犯不著斤
斤計較了。較量些什麼呢？——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
